去年在這開會的時候，十八大還沒有召開，改革形勢還不太明朗，一些同志有點擔心。當時我的看法比較積極，“滿園春色關不住”，講的是會場外面的景象。當時只有個別的桃花開了，但是我想改革的新階段就要開始了，滿園春色是關不住的。今年春天來得早，從自然景象來看，已是春意盎然。但是從改革發展看，作為落實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憂慮，需要進一步統一認識。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發展和改革的關系，二是頂層設計和改革主導權部門化的關系，三是大膽探索、突破和依法治國的關系。因時間關系我重點講講第一個問題，也與今天的主題“宏觀經濟形勢和改革走勢”呼應起來。
      第一，關于當前的經濟形勢。一季度馬上就要過去了，近一時期，國內外專家，國務院各部門，直至中央領導同志，都高度關注當前的宏觀形勢?？倳浽凇皟蓵鳖A備會上講到穩中求進的同時，也講到了穩中有險、穩中有憂。人大財經委在審議計劃報告的時候，張德江委員長專門又加了一句“穩增長是當前最艱巨的任務”。李克強總理在“兩會”結束，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講到“不唯GDP，但是增長的彈性也一定要服從于就業和收入的增長”，實際上是對經濟的走勢給了一個下限。
      目前來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是最嚴峻的挑戰。1-2月份各個指標下行比較多，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2月份增長17.9%，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月份增長11.8%，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5%；外貿1-2月份波動比較大，增長3.8%，比去年同期增幅下降10.4%；工業增加值是8.6%，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3%。從指標來看，一季度GDP年化率就是7%多一點。工業由于前一段嚴重的產能過剩和結構調整帶來的影響，河北省的工業增加值只有3.5%，山西只有5.1%，黑龍江只有0.3%。如果工業增加值只有0.3%，那么經濟增長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大家關注的領域還有房地產。房地產一邊連著土地財政，涉及到地方債務的問題，一邊聯系到銀行貸款和金融風險問題。很不幸的是，今年的房地產市場出現了一些類似“斷崖”的現象。去年1-2月份商品房的銷售額增長了77.6%，全年增長了26.3%，但是今年的1-2月份商品房的銷售額下降3.7%，如果做一個曲線圖可以看出是一個多么陡的曲線。從商品房銷售面積來看，去年1-2月份增長了49.5%，全年增長了17.3%，今年的1-2月份下降了0.1%。從房價來看，去年1-2月份房價同比漲了18.8%，全年漲了7.7%，今年1-2月份下降了3.6%。這些現象，反映房地產市場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轉折，對整個宏觀經濟的穩定以及全面深化改革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由于越來越多的人把“全面深化改革”和“穩增長”作為目前面臨的雙重挑戰和任務，這就又回到多少年討論的老話題——發展和改革的關系。雖然從理論上講，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革是發展的最大紅利；但是從短期來看，如果把“穩增長”的問題提到一個不必要的高度上，可能會影響到改革的信心或影響改革的總體部署。
      回到今年的GDP增長指標上。今年定的GDP增長指標是7.5%左右，而且一直在強調是個預期性的指標。但是我感覺從計劃指標特別是增長指標的制定上，我們還沒有擺脫過去計劃經濟的慣性思維，比較多考慮的是從政府的主觀意愿，從增長速度的必要性來確定增長的目標。一般對定在7.5%左右的解釋，主要是考慮居民收入的增長、就業的安排和結構調整和其他穩增長的需要，主要強調的是必要性。
      但實際上如果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真正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不一定這樣確定指標。如果有這樣一個預期性的指標，應該考慮市場的需求到底是多少，潛在的增長率是多少，就是一個市場可能性的分析。我們還沒有轉到市場經濟的思維角度上來，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我們在和有關部門討論計劃報告和今年要啟動“十三五”規劃時提出，很重要的一條是指標體系怎么確定和搭配，才能總體上符合市場經濟和當前結構調整、經濟轉型的需要。舉例說，去年投資增長是19.3%，今年計劃調到17.5%；商品銷售總額也就是消費，從去年的13.1%調升到今年的14.5%。消費方面的指標上調能不能彌補投資下降所帶來的空間？有一些搞理論和模型的同志有不同意見。外貿去年增長7.6%，今年計劃增長7.5%左右，變化不大，關鍵是投資和消費這兩塊的轉換能不能實現。但是很不幸的是商品零售總額實際上在逐年下降，2010年商品零售總額增長18.3%，2011年增長17.1%，2012年14.3%，去年13.1%，今年一開局只有11.8%。所以靠現在的最終消費，如果沒新的有熱點的話，要滿足7.5%左右的增長目標是很難的。最后穩增長還是要依靠投資，就會回到傳統增長模式的老路上去，這是我們比較擔憂的地方。
      要想解決這些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進一步淡化GDP增長的指標，同時增加對增長彈性的容忍度。去年經濟工作會議的時候，如果把今年的經濟增長指標實事求是的定在7%左右，就非常主動了。但是現在也不遲，我們按照市場經濟的總體需要，如果真的能從概念上改變對經濟增長的預期性指標的定義的話，以后能不能做一點大的調整？比如由做宏觀模型的研究部門發布經濟增長的預測，這種指標每個季度還可以做調整，這樣實實在在地把經濟增長指標變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預期性宏觀工具，而不是現在名為政府預期性指標，但實際上都是拼命要完成的硬指標。
      第二，關于按照問題倒逼法考慮當前深化改革的重點工作。去年在這討論形勢的時候，當時我也講到下一步的改革無非是三種路徑選擇：一是問題導入法，二是目標迫近法，三是乘勢而上法，就是跟著感覺走。但是最后大家看得比較明確，中央反復強調我們的改革是按問題導入法，也就是矛盾問題倒逼產生的。哪些問題阻礙了當前的生產力，哪些改革就要做優先的考慮，當前最重要的是怎么提升經濟的內生動力，使經濟有活力有希望。但是活力和希望在哪里呢？我覺得不是政府是市場，不是國企是民間資本，所以改革很重要的還是要進一步推動行政體制改革，打破壟斷，提供公平、開放、統一的市場環境。
      大家看一看計劃報告，里面也講到要在金融、電力、鐵路、電信、石油、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方面推出一些示范性的項目，可能先找個突破口。大家聽起來很受鼓舞，但是落實的話，我覺得還不夠，不能激發社會市場的活力和大家投資的積極性，要真正下決心拿出一些壟斷行業。一是破除一切行政性的壟斷，二是打破一些自然性壟斷。自然性壟斷行業按照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加強監管的思路，可以先重點在特許經營上開個口子，特許經營不僅是國企可以進入，民間資本也可以平等進入。
      實際上大家比較關注的嚴重產能過剩的領域都是過去國家管得比較嚴格的。這些行業不是壟斷行業，而是競爭性的行業，但是國家管得嚴格。嚴格的結果是什么？河北將近3億噸的鋼鐵產能，國家批的只有7000萬噸，有色金屬也是這樣的情況。現在我們真正建立市場化導向，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能不能把它放開？管也沒管好，還不如放開市場，政府把技術標準、環境門檻等問題定扎實，前置審批該放開的放開，注重事后的監督。在清理過剩產能、增強投資責任的情況下放開市場管制，這是很好的契機。
      放開市場后雖然企業不會馬上增加投資，但是給社會發出了一個信號，就是我們堅定不移堅持市場化改革。像石油進口為什么民營不能搞？還有鹽業改革方案搞了多少年現在還維持著鹽業專營。我覺得有些要考慮的比較成熟，有的是要抓住時機推出一批真正能夠傳達我們改革決心，同時有利于調動市場投資熱情、激發市場活力的改革舉措。這個可能是現在急需要做的。
      另外，收入分配的改革喊了多年，去年年初上屆政府決策推出的最后一個文件是《關于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意見》?！兑庖姟返某雠_歷經波折，原來講的是以“兩辦”的名義發一個決定，后來改為以國務院的名義發，最后變成了發改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保部等幾個部門聯合發的文件。但是《意見》出來以后又沒有下文了。我們的收入分配問題現在嚴重到什么程度？城鄉居民和經濟增長同步中央幾次全會都講到，但是始終是做不到。今年年初計劃報告還講，今年要實現城鄉居民收入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但我們是不同意的，中央講的是“兩個同步”，為什么加個“基本”？加個“基本”整個意思就變調了。
去年的指標統計確實做不到兩個同步。城鎮居民收入只增長了7%，農村居民收入高一點，是9.1%。但是2013年的經濟增長是7.7%。最后沒有辦法，創造出新的統計概念——城鄉居民收入。原來只有“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現金收入”，現在創造出新的概念“城鄉居民收入”，平均了一下是8.1%，高于7.7%。這樣在理論上講，我們還是實現了“兩個同步”。
      昨晚景安同志到我那兒聊天，談到執政理念問題。現在執政理念強調的還是發展，而不是民生。發展是為了什么？如果大家都是搞GDP、搞投資、搞項目，忘了發展的最終目的，居民的收入沒有增加，我們的經濟轉型往哪轉？就轉不了。所以我想可能還是要回到中央《決定》已經明確講過的“兩個同步”。另外要提高勞動收益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三要千方百計地提高整個居民財產性的收入，包括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這又涉及到土改問題?，F在三中全會《決定》強調要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如何增加？實際上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主要是土地。我們要破局，要解決目前穩增長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矛盾，可能還是要回到用改革解決這些問題的路子上。通過一些深化改革真正大膽的突破，在關鍵環節和重要領域取得實質性的突破來解決當前的困難和問題。時間關系我今天重點講講“改革和發展的關系”。關于正確處理頂層設計和改革主導權部門化的關系等問題，將來有機會再和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