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改革的過程中間，改革的協調性怎么進一步的增強?這是當前改革推進過程中間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大的問題。大家看到我們現在出臺的改革的方案已經很多了。怎么樣讓這些改革的方案落地，增強改革的協調性，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讓改革有一定的容錯性。改革不能說是100%都是正確的，改革過程中間有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有可能改革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怎么樣去容忍改革的失敗?中央對這個問題有明確的精神。

　　我記得總書記專門講過這個問題，中紀委也曾經明確了，說對于故意的違規違紀違法和改革探索過程中間出現的問題要區分開來。從原則上講應當說是很容易的。但是落到具體操作的過程中間要具體區分，實際上就非常困難。怎么去判斷它是為了改革出現一些錯，還是說故意的有意的?我們一方面強調改革要依法改革、依規改革，但是改革要突破一些條條框框，這兩者中間肯定有沖突的。怎么把既依法依規改革和調動大家的改革積極性并融，我覺得在改革模式上可以進一步的調整和完善。

　　我們現在的改革模式是通過頂層設計自上而下的改革。通過過去30多年的改革，我覺得加強頂層設計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有必要的，有利于使改革形成一盤棋全面推動。尤其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系統性改革、總體性改革的這么一個時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改革的推動如果只有自上而下，沒有自下而上的這么一種模式，那我覺得可能就會出現我們現實中間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因為頂層設計要是太細了，它可能就無法照顧到全國各個地方的情況。中國這么大，發展差距很明顯，情況千差萬別，要照顧到所有的地方，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說我們不那么細，讓它粗一點，就是按照改革的精神去推動適合于當地各種各樣的改革。問責的機制怎么完善?因為問責有時候是根據精神去推定的，可能沒有白紙黑字的一些規定。比如說我們講“八項規定”，按照“八項規定”的精神，精神實際上就是一個推理，就是依據“八項規定”這個基礎上，按照這么一個原則去推，去判斷你的行為，你是不是違反規定了?所以講“八項規定”和“八項規定”精神，那是不一樣的，是有區別的。這個時候恐怕紀檢部門就會有一些自由裁量權。我網上看到一個報道，說幾個老師私人聚會當中違反了“八項規定”，這個事很快糾正了。從這樣一個事件里面可以看得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怎么去判斷這個行為是不是符合中央改革的要求和改革的精神?這里面也面臨很多的難題。

　　我們改革的模式如果主要以自上而下，然后再加上問責這樣一種機制，那就意味著在地方改革的時候可能面臨各種不確定性以及風險。這種情況下改革可能出現等待、觀望，或者實在拖不下去了才去改，但是這個改革可能就會變形、走樣。比如說大家都知道的車改。車改方向是正確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車改所帶來的一刀切的做法，給地方實際上帶來很大財政的壓力。我們做了一個地方財政經濟運行的大型調研，分東部、中部、西北、東北四大片，加上網絡問卷，其中發現對車改反映是非常強烈的。我們的出發點是要減少公車私用、減少腐敗、同時節省財政資金，實際的效果財政資金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大增加了。有些地方可能維持公車的運轉也就是二三十萬。但是按照車改的方案，人人有份，它可能要增加一百二三十萬，在當前的這種經濟財政形勢下，地方收支壓力本來就很大，地方因為車改實際上要增加一大筆的支出。

　　從這個角度來看，像車改能不能進一步的去完善，整個原則、整個方向、整個要求我是明確的，就是你不能公車私用，減少車上的腐敗。另外一方面我要節省資金，節省上面的開支，怎么改?各個地方因地制宜，只要達到這個目標，我以目標位導向進行考核，你是不是按照我這個方法去改革?我覺得可以適當的放開。我講這個例子就是說，改革的頂層設計有時候難以照顧到方方面面。這種情況下我們感覺，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你自上而下通過頂層設計，整個方向、整個目標、整個要求提出來，同時讓地方根據地方的實際情況去探索，就是自下而上，上下結合。我覺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兩個積極性就能調動起來了。

　　我們問責的機制上怎么樣去完善?對于改革政策的落實也需要有一個問責機制，但是問責機制我覺得也是需要改革需要去完善的。完善就是要以結果為導向?，F在財政資金的使用強調以績效為導向，績效就是以結果為導向。我想改革應當是以結果為導向，不是拘泥于改革某一種方法、某一種方式、某一個路徑，而是看結果。條條道路通羅馬，你只要達到我改革整體的要求，達到預期的目標，這樣的改革就是好的改革。這樣改革空間我覺得更大了，大家手腳也能放開了。在考核的時候、問責的時候，比如說審計、紀檢進行檢查的時候，我以績效為導向進行檢查，判斷你是不是違規?我看你是不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是不是有利于增強老百姓對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如果你做到了這一些我認為就應當判斷為你都是正確的。所以這些方面我認為實際上是也需要完善的。

　　所以改革本身它也需要改革。傳統的那種方式可能在過去是比較適用的，但是在新的時期，對改革方式本身也需要改革，也需要完善。只有這樣改革積極性才能充分調動起來。中央出臺的改革方案才能真正的落地。

　　我去年講過改革存在著“空轉打滑”的這么一種現象，不是說改革的部署出了問題。中央對改革部署實際上非常清晰的，也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改革推進的過程中間我覺得出了問題，這些問題并不可怕。我們既然及時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就要及時地進行調整，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就是我們改革模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應當結合起來。

　　第二點是我們改革要抓住主線。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我們改革的主線是什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來抓住有牽引性、基礎性、關鍵性的改革，提出國企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社保改革等等。這些改革都很重要，但是這些改革里頭最重要的，或者說能成為綱，成為主線的改革是什么?其實是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改革，這是一條主線。我提到的國企改革也好、財稅改革也好、金融改革也好、社保改革也好，都離不開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怎么樣處理?我剛才談到對改革的改革，也涉及到改革權劃分的問題。我們現在提出來要財政事權劃分，也有改革權劃分的問題。你的改革權限哪一些是中央做出的決定，哪一些是地方根據中央決定可以自主進行改革的。你不可能事無巨細都等著中央文件下來。文件下來還要等實施細則下來，實施細則下來，這樣一等時間就過去了。十八屆三中全會說改革總目標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認為就是國家治理機構的現代化。國家治理結構最核心的就是中央與地方關系到底怎么處理?

　　我覺得這個在當下這個階段應當成為改革主線，就是其他改革都要圍繞這個主線做文章。因為沒有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沒有兩個積極性形成一種合力，什么改革都難以有效的推動。所以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理順，實際上關系到兩個積極性問題。中國這么大、人這么多、情況這么復雜，發展也好、改革也好，離不開地方和中央的積極性。兩個積極性形成合力，毫無疑問中央與地方關系就要理順和調整。我們過去的改革是經濟改革，也就是市場化，那時候改革實際上也是把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放在非常重要的方面。9年分稅制的改革改的是什么?實際上就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主要是事財權，財力方面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正是90年代分稅制的改革帶動其他方面的改革，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所以帶動了我們過去多年持續多年快速增長，增強了中央政府宏觀的控制能力、統籌能力、實現了我們的長治久安。

　　到了現在，這個問題又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在90年代的改革基礎之上，還在進一步推動事權的改革。事權改革我們已經觸及到了，比如說簡政放權是不是涉及到事權的改革，有些權利往下放本身受益于事權改革。我們司法體制改革，五級司法體制變成兩級司法體制，也是受益于我們事權改革，我們事權改革現在還沒有完成。中央最近出的文件就是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這一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對行政主體的改革、對政府職能的轉變、對財政統一使用、對調動地方積極性、對完善地方稅體系等等都是關鍵性的。其他改革都是圍繞這個主線推動。抓住這個綱，綱舉目張其他改革也就好辦了。當前改革我們抓住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改革的主線，其他改革就好辦了。比如我們講財政事權，財政事權怎么劃分?看起來講得是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實際上涉及政府的各個部門。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你要具體落實就是落實到中央各個部門去了，事權劃分涉及到中央政府的各個部門和地方政府的各個部門，你這些事權哪些屬于中央的，哪些屬于地方的?這里頭我簡單強調一點，就是我們對事權理解不能按照美國的那種方式去理解。我們事權劃分是按照事權的要素劃分的，什么是事權要素?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我們是中央決策地方執行，我們基本上是在這樣一個框架下劃分我們的事權。我們事權的劃分模式是獨一無二的，這才符合我們的政治架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這個基本框架是吻合的。我們腦子里頭不由自主地老是想美國財政聯邦主義，或者美國的聯邦州地方他們怎么劃分的，總是以美國那種方式作為一種樣板，顯然搬到中國格格不入，我們的框架是按照事權的要素劃分的。我們進一步完善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決定權有的要下移，適合地方決策的交給地方，簡政放權已經朝這個方向大大推進一步。一些事權的履行適當的上移，有的移到省，有的移到中央，責任進一步的上移，改變我們地方支出占比越來越高，中央支出占比越來越低的局面。

　　我們17萬億財政規模75%是地方發的，地方支出超過85%，中央政府不足15%，地方支出占比以每年一個點的速度在上升，這么下去意味著中央支出占比越來越低，地方支出占比越來越高。地方干這么多事錢不夠，中央財力全部移到地方去了，這意味著中央對地方形成嚴重的依賴。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中央政府支出比重如此之低，這是非常危險的。這很可能回到我們分稅制改革之前的那種狀態。我們現在構建一個新的國家治理結構，適應于我們當前發展，增強國家的治理能力，與這個目標不吻合。所以現在改變傳統思路，不是說一味下移財力，讓一些事權的履行，執行權要上移，相應地方的支出責任也要上移。

　　中央支出的比重將來目標值應該提到40%。大家看看其他發達國家，世界上這些國家哪一個國家低于50%的，從這點上來看，我感覺我們改革就是對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進行改革，尤其是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改革放在核心關鍵的地位?！尽陡母飪葏ⅰ酚浾邔O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