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時候中國政府的有為是建立在市場有效的基礎之上，這不能顛倒，兩者不能分離，要結合起來看。如果公共政策調整不是建立在市場有效的基礎上，單打一，政府的有為可能會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尤其在這個新發展階段更為重要。

　　比如最近一直提“碳達峰、碳中和”，這有一個根本前提，就是要去構建一個有效的碳市場。這也是一個難題，怎么構建碳排放權市場、能源使用權交易市場，就涉及碳排放權、能源使用權怎么分配等問題，經過市場的選擇和技術創新，就能從整體上漸漸實現雙碳目標。

　　政府政策都應當建立在市場有效的基礎之上，否則就成了“剃頭挑子一頭熱”，僅僅靠政府發力遠遠不夠。如果一味依靠行政方式，會隱藏巨大風險，也可能帶來巨大的發展成本，拖曳經濟發展。

　　速度、質量、成本，這三者的關系怎么平衡，我認為是碳轉型過程中，基于促進綠色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從經濟角度分析，轉型首先涉及從高碳向低碳轉變的成本問題，如果不顧成本，可能會打斷中國的可持續發展?，F在要追求高質量發展，一定程度上看成本肯定會上升，同時速度會下降。所以，怎么協調、平衡三者的關系尤為重要，而建立有效市場，則是重要的載體。

　　對高質量的追求不能一步到位，不能理想化。目前應當高度關注我們現在控制碳排放的各種各樣的成本問題，其中包括企業的成本。算大賬總共來看，有可能產生大量的沉沒成本，比如拉閘限電，已經形成的產能不能釋放;另外，原有的一些設備可能不達標要淘汰，產品要更新換代，從高碳產品轉向低碳產品，行業也要進行調整等方面。

　　以前一些機器設備廠房，尤其是專業性的，其產能可能都變成無效了，這些投資可能都沒收回來，形成沉沒成本。比如說大量的火力發電廠機組，什么時候淘汰，時間表在哪里?如果一旦形成運動式的，那會導致大量的完好設備被淘汰了，那成本是極高的。

　　當然如果說技術進步帶來的這種設備淘汰，會彌補成本，提升效率，一條新的流水線效率更高，可以把原來的拆掉，經濟上是可持續的，但如果不是因為技術進步導致的這種沉沒成本，那么從整體來說，這樣的成本是沒法彌補的，那么會給宏觀經濟的運行，帶來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過去我們更看重經濟增速，以經濟增速為基準來考慮宏觀政策?，F在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就不能僅僅基于經濟增長來考慮問題，而應基于整個國家的發展、整個國家在國際上競爭力提升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增長”與“發展”的內涵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強調速度和數量，后者更注重質量、結構和效益。

　　再比如，隨著我國發展的整體性特征日益凸顯，區域外溢性、行業外溢性和不同政策的外溢性問題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宏觀經濟政策需要充分考慮這種外溢性帶來的不確定性和公共風險。不同方面的外溢性極易形成相互對沖，降低政策效果和產生“合成謬誤”。

　　現在大家還很關注的一個調控就是貨幣政策。原來教科書上的一些理論已經沒法解釋現實了。我們過去認為物價上漲就是通貨膨脹，說物價上漲就是一個貨幣現象，實際上這是片面的。我認為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要分開來，有非貨幣的因素推動物價會上漲或者下跌。

　　比如說預期，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和公共風險相聯系，當這種不確定性擴大，公共風險水平上升的情況下，市場預期就會改變。預期改變了，行為就會改變，定價機制就會改變，基于風險來考慮購買或銷售，那么價格可能上升，也可能下行。風險預期會使價格產生更大的波動性。

　　現在的原材料上漲，其實是風險定價機制在發揮作用。這里的定價機制既指金融定價，也指受金融化影響的產品定價(如現貨與期貨)。過去的定價規則主要是基于歷史，從供求關系來考慮;而現在的定價規則更側重基于未來，從風險組合及其變化來確定。

　　再一個通貨膨脹與貨幣發行之間的這種函數關系也變了。過去認為貨幣超發了，就出現通貨膨脹，但現在像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貨幣量化寬松，達到了歷史的一個高點。疫情沖擊后，這種量寬后貨幣的發行更超過了2008年，進入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一個新的歷史高點，但是目前并沒有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在有的國家甚至是追求通脹而不得，如日本。

　　雖然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中貨幣體現為負債，但實質上是不需要償還的“債務”，且也不符合會計準則對債務認定的標準。站在國家信用的角度來觀察，與其說是央行負債，倒不如說是國家的一種特殊“資產”。國家增發貨幣實質上也是在注入資產。至于能否起到這個作用，取決于貨幣發行方式。

　　也就是說，當政府信用去對沖風險的時候，不會帶來財政風險的同步上升，所謂以風險對沖風險，是以低風險去對沖高風險，就是說以較低的財政風險，去對沖公共風險，這是非常有效的政策。未來發行貨幣、發行國債要結合起來，都是利用國家信用，不能搞“兩張皮”。其實這是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一個體制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