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2日與安志文同志合影

  安老有一句名言：我一生干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學習計劃經濟，搞計劃工作；第二件事是改革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這句話概括的很好。安老的前半生，擔任過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第六機械工業部部長，都是在兢兢業業地搞計劃經濟。安老后半生擔負的任務，都是改計劃經濟，通過改革走向市場經濟。
      1982年春天，國務院決定，根據工作的需要，撤銷國家機械委，成立國家體改委。安老當時是第六機械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他就服從組織安排，到國家體改委工作，擔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當時國家體改委的主要任務是，負責擬訂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統一研究、籌劃和指導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因為時任國務院總理兼任主任，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兼任第一副主任兼黨組書記，在1982年至1987年期間，安老實際是體改委工作的實際主持者。1982年，我也調到國家體改委工作，1985年中央任命我為副主任。從1982年起，安老就領導和指引我，一起為改革奮斗了35年。從體改委到體改研究會，我在改革方面的工作，一直得到安老的大力支持。譬如我在十二屆三中全會前夕向中央提出關于把商品經濟納入《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建議和十五大前，我向中央提出把“自由和人權”納入十五大報告的建議都是在安老的大力支持下上報的。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向國內報送了一份《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和我們的對策》的報告，安老還專門寫了向朱镕基總理推薦信。安老的精神，點點滴滴蘊含在安老為改革、為改革者所做的工作當中，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學習。
      我們要學習安老腳踏實地，踏踏實實搞改革的精神。安老擔任過國家計委副主任，對計劃經濟的弊病，體會深刻。1952年國家計委成立時，安老是三名專職委員之一，15位委員中有兩位副總理，還有除東北之外的五個大區的主要領導人。國家計委是和政務院并行的機構。當時的主張是，中國要完全按照蘇聯模式來搞計劃經濟。再到六機部和建委，都是按照計劃經濟來搞的。計劃經濟是統制經濟、指令性經濟，就是命令企業如何來搞生產，計劃就是法律，搞的很死。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都由部里安排，企業就是一個車間，沒有自主權。開會、發文件是部委調配資源、搞計劃經濟的工作方式。一機部一年發文件用掉的紙就重達8噸重。對此，安老曾經說過，當初，中國為什么要搞改革呢？是因為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有弊病的；為什么要對外開放呢？是因為過去長期閉關鎖國。安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關進了秦城監獄，一關就是7年。到1975年4月，安老的政治監護被解除，他在1977年上半年，就給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央黨校學習。1978年，他又向李先念提了一個要求，說現在要對外開放，國外的情況自己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讓他出國考察?李先念很快就讓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周子健組織一個政府代表團，對歐洲機械工業，特別是汽車工業進行了全面考察，發現不僅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要改革，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在也在搞改革。國外考察對安老的影響很大，使安老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安老剛逃脫樊籠，就要求學習、要求去國外了解情況，對計劃經濟弊端進行進一步的證實，這樣的認真精神，深刻地影響了一代改革者。我們的改革是在總結過去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起步的。正是由于安老對計劃經濟弊病的深刻體會，對國內外差距的直接了解，所以在后半生搞改計劃經濟的過程中，安老作為改革戰線的領導者所提出的改革，都是針對當時體制下突出的弊病，有的放矢。這些改革的方向、措施、方案，都是直擊計劃體制的痛點，改革的成果直接體現在企業效能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國際差距的拉近上，改革的每一步都踏踏實實，從來沒有什么虛假的成分。安老的腳踏實地，踏踏實實搞改革的精神特別值得新時代的改革者來學習。
      我們要學習安老注重實踐，認認真真搞改革的精神。我國的改革事業，是從摸著石頭過河開始的。一個落后的計劃經濟國家的雙重轉型之路在80年代并無可供完全借鑒的現成經驗。改革的推進需要解放思想，但是不了解國內外情況、不經過實踐檢驗的拍腦袋改革方案如果驟然推廣，則大概率帶來改革的失敗和改革成本的提升以及改革時間窗口期的浪費。主持體改委這個核心改革部門的安老既是思想解放的改革者，又是特別注重實踐，注重了解國內外情況，認認真真推動改革的踐行者。安老后半輩子改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第一靠基層實踐，第二是熟悉計劃經濟弊病，第三是知道外部的經驗。
      安老特別強調實踐，特別強調要總結基層經驗，所以在體改委設立了試點司搞試點。他在體改研究會確立了一個規矩，經常要到基層搞調查研究，開年會最好在取得改革成功經驗的地方。安老說，我們過去的成功都不是按照規劃，而是群眾的首創精神，經過改革實踐，總結推廣來的。中央只是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一些原則，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尊重群眾的創造，允許群眾的創造，寬容改革失敗，由下邊試、下邊闖、下邊探索，這就是在改革初始階段走出的一條路。實際上，真正影響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眾自己創造出來的。
      安老的思想很解放，不僅重視國內基層經驗，也很重視國外經驗，他提出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在吸收各國經驗的基礎上做到的?！鞍蜕捷啎h”就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成立不久后，參與發起的一個重要國際會議，科爾奈、布魯斯、林重庚等著名“轉型”經濟學家都參加了本次會議，安老是這次會議的主持人。會后，安老向國務院總理報送了《關于“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對我國改革有參考價值的幾點意見》。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對將來要實行“宏觀間接調控”的觀點很重視，同意寫入同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督ㄗh》將經濟體制分成三個層次：宏觀間接調控，發揮市場作用，企業自負盈虧。繼而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我們要學習安老親自動手，勇于擔當搞改革的精神。作為80年代改革核心部門的實際操盤手和推動者，安老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從來不是一個躲在幕后明哲保身的領導者。在改革的研究、決策和推進過程中，安老從來當仁不讓地站在第一線，為改革探路、為改革者遮風擋雨。體改委對商品經濟、收入分配改革、國企改革、股份制、證券市場等現代經濟的“四梁八柱”的規劃，幾乎都是由他牽頭調研和提出方案的。體改委有一項任務是要加強經濟改革理論研究，特別是改革的目標模式與路徑研究。為了方便開展國際交往，了解國外經濟改革理論和實踐的信息動向，促進國內的經濟改革理論研究，1983年2月，在安老的提議和主持下，報經時任國務院總理兼國家體改委主任同意，成立了中國體改研究會。安老自己作為體改委副主任，先后兼任了體改研究會第一、二、三屆會長。1984年，我在參加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文件的起草過程中，建議把“商品經濟”的概念寫進《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起草小組有人不同意。我建議以中國體改研究會和中國體改研究所的名義召開一次理論研討會，經安老同意和支持下，會議于九月初成功舉行。會上，與會者提出了一些突破性的觀點：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并無必然聯系，商品經濟并不是資本主義的特有范疇；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不是對立的；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等等。我給中央的報告提出：“當前的經濟體制改革要求在理論上有一個關鍵性的突破，這就是要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針對無所不包的計劃方式提出的，而且，這個提法不科學，因為計劃經濟作為制度，市場作為方法，兩者不協調?；蛘呤怯媱澖洕c市場經濟，或者是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最后，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要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擴大市場調節范圍。安老說，這一提法用傳統提法包裝了新的思想。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鄧小平的評價很高，認為這文件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把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說出來了。
      我們要學習安老清廉自守，干干凈凈搞改革的精神。安老的挽聯上寫著，“終生求知好學務真務實心底無私 一生光明磊落對人對事清白無瑕”。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生為政清廉，只是抽點煙，酒也不喝。家屬無大官，也沒有億萬富翁，就是老百姓。安老長時間處于改革戰線的領導崗位，諸多改革方案、改革路徑即便不是出自他手，他也是彼時改革這一最大的資源和利益調整的行動的決策者和實施者，只要有一點念頭，安老的家人朋友就可能是億萬富翁，至少可以給子女安排一些肥缺的崗位。但實際情況是，家里不僅沒有腰纏萬貫的老板，還有個女兒是下崗工人。對比反腐浪潮中那些在關鍵崗位上大量落馬的官員，以及那些雖然本身還沒有落馬，但是親戚朋友都是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的官員，安老的清廉自守顯得格外耀眼。安老也是遵守黨紀國法的模范，嚴于律己，對上從來不搞吹吹拍拍，不搞私人關系。周恩來總理稱他是“守法戶”。安老還特別愛護干部，尊重干部的意見，不整人。我們在他手下工作，他一方面放手，我們有一些新的想法時，他一方面肯定我們的想法，不挑毛病，認為不錯的還會上轉給中央領導。在全面深化改革，每一步改革都觸動利益而且有可能是損及改革者自身利益的改革的深水區，我們更要學習安老清廉自守，把改革中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個人私利之上的高尚品格。
      安老的功績、品德、精神，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我們永遠還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