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資本市場的建立已近30年，雖然大A股的表現經常讓人瞠目結舌，但是資本市場對中國市場經濟的貢獻還是有目共睹的。不久前，因為領導安排的工作任務，我把研究會編的《見證重大改革決策——改革親歷者口述歷史》這本書翻看了下，發現了幾篇關于構建中國資本市場的回憶。連在一起看，非常有意思，很好地體現了北京、上海、深圳這三個城市的性格特質。本文略作歸納總結和對比，當做改革的故事來分享下。
開啟這段改革故事之前，需要先交待下當時的時代背景。80年代中后期，正如很多懷念80年代的朋友所說，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正處于黃金階段。中央基本確定了“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改革方向。作為當時重要經濟主體的國有企業改革也已經從“擴大自主權”、“利改稅”、“承包制”逐漸轉向“股份制”。上海飛樂發行了第一份股票，證券公司也開始浮出水面，但是還沒有集中交易的證券交易所。在市場經濟還沒有站穩腳跟，反對精神污染此起彼伏的情況下，帶著“資本”兩個字的資本市場仍然是敏感的話題，但是市場的需求又呼之欲出，北京、上海、深圳這三個城市最終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
北京篇
首先說北京。根據王波明先生的回憶，在北京創建資本市場也就是股票交易所的由來最初是中國旅美商學會論壇上的暢談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形成了《關于促成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范化的政策建議(初稿)》。由此可見，朋友們湊在一起吹牛逼絕非一無是處。尤其要鼓勵有學識的年輕人在一起吹牛逼，萬一實現了呢?北京的重大特點就是離權力核心比較近。這個初稿中的設想，被回國的年輕人迅速地游說到決策核心層。與此同時，在海龜們熱烈討論資本市場的時候，國內的中堅力量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英雄所見略同，大概就像諸葛亮和周瑜各自在掌心寫個“火”字的橋段。大家一拍即合，就有了著名的萬壽賓館會議和后續的《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白皮書。
1988年的萬壽賓館會議由時任中農信總經理的王岐山和中創總經理張曉彬發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家計委和央行都派人參加了會議，妥妥的帝都風范。會上提出了建立北京證券交易所的初步方案，但做最后總結的劉鴻儒提出：建立股票市場，不僅是個經濟問題，還有理論障礙，建設證券市場特別敏感，在國際上都是大事，超過了人民銀行的權限，是否要做，要中央來判斷決定。于是乎，在由王岐山、王波明、宮著銘、周小川、高西慶等人起草的《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白皮書上報給總書記之后，又有了后來的中南海匯報會。
1988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姚依林和秘書長張勁夫根據總書記的批示，召集周建南、呂東、安志文、高尚全、項懷誠等三十多位部局級領導聽取一撥小年輕的報告，這大概就是80年代改革的特色。會議內容不再贅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購買我會的書籍(這條廣告算硬插)。大體的情況，領導們考慮問題都非常全面細致，明顯比年輕人要高出幾個段位，最后基本的結論是目前馬上建立證券交易所條件尚不具備，但從改革發展趨勢看是必要的，值得研究。會議決定由國家體改委從改革方面、政策方面牽頭，但是必須從民間發起，政府支持，同時因為股票交易所太敏感，要求年輕人少說多做，低調籌備。這種開放的思路，彰顯了那個時代的高層領導人即謹慎又開明的判斷和領導能力。
中南海匯報會定調之后，1989年由王岐山和張曉彬又召集中化、光大集團等九家公司共同出資組建了一個民間機構：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正當“聯辦”躊躇滿志，緊鑼密鼓地準備建立北京證券交易所時，1989年春夏的政治風波完全打斷了這一進程，在北京設立證券交易所的設想由此破滅。從北京證券交易所的提出、討論、推進和最后的失敗，我們可以從中歸納出北京或者說是在北京奮斗的這群人的特質：思想訊息引領潮流，具有政治資源很講政治，但往往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外，四九城的爺們略帶傲嬌又有豪俠風范的特質，也充分體現在北京的“聯辦”后來為深圳和上海成立證券交易所提供的支持當中。
深圳篇
與北京相反，深圳的特點是完全市場主導，庸俗地說就是一切向錢看。1984年前后，深圳為了解決缺錢的問題，就開始了股份制改造。根據王建先生的回憶，當時深圳工、農、中、建四大行都看不上深圳的企業，搞建設又需要大量投入，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灝就大膽進行了股份制改革。當時發行的股票是保本保息，債券性質，但又不是債券，實際有點類似優先股。股票可以轉讓，誰發行的股票在誰那過戶，但造成很多問題，最后促成了深圳建立證券公司。由于時代所限，整個過程完全沒有預先的規范設計，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這勢頭有點像今天的P2P。
1987年深圳設立第一家證券公司，專司過戶事宜，后續又設立多家證券公司，但仍然滿足不了需求。人多地小，大量的股民在荔枝公園野外(注意不僅是場外，還是野外)舉牌交易，提著大哥大的黃牛黨充斥其中，人山人海混亂不堪。為此，深圳市不得不成立資本市場領導小組，1989年9月，在全國都還在遭受政治風波的影響的時刻，深圳資本市場領導小組向深圳市政府上報了《關于籌備深圳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報告》，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即批復同意。
從1989年底到1990年中，深圳股市非?；靵y，首先是全國資金涌入深圳，股價虛高爆炒嚴重超出企業的實際價值;其次，野外股市大量現金交易，誘發諸多嚴重刑事案件和經濟詐騙案件;最后，一些證券公司和銀行的從業人員里應外合配合黑市交易拿回扣、吃差價，貪腐嚴重。為保護企業和投資者利益，深圳市委、市政府下決心進行行政干預，出臺了“5.28”公告，取締場外非法交易。黑市交易得到了初步治理，但是強行限價等行政干預手段無法解決股價暴漲問題，甚至越限制越漲，管理規范制度全面的證券交易所為市場所亟需。
然而，市場所亟需的證券交易所的籌備和成立，卻遭到既得利益的重重阻撓。首先，當時大賺特賺的證券公司不希望搞證券交易所，所以不可能搞會員制，只能搞公司制。其次，深交所籌備組為了做到公正、公開、公平，所以希望用電腦自動化交易代替手工操作，如此受損失最大就將是哪些黃牛掮客，但這個方案又遭到證券公司的反對，主管部門則以先易后難為借口將此辦法束之高閣。此外，在制度設計的過程中，深交所籌備組在北京“聯辦”的大力支持下，從香港證交所獲得了大量各國交易所法律法規的中文版本，使他們得以迅速地形成了深圳證券交易所制度藍皮書。但是，主管部門一些人士在當時既無《公司法》也無《證券法》的情況下，卻堅持先運作，再立法，對籌備組組織的藍皮書各種挑刺，甚至冠以“食洋不化”的帽子。
激烈地博弈，最終使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成立，采取了甩開主管機構，先“出生”再“領證”的辦法。在主管部門以各種理由屢屢否決深圳證券交易所籌備組擬定的《深圳特區股票發行暫行辦法》，證券交易所開業一拖再拖的背景下，北京“聯辦”的王波明先生給深交所籌備組組長王建打電話提示，主管部門已經批準了上交所，你們再不搞就晚了。王建意識到，現在全國僅有十幾家上市公司，如果上交所先行成立，那么深交所就完全沒有成立的必要了，深圳的股市就將一直黑下去。深感危機的他在1990年11月的匯報會上直接向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攤牌：股市混亂、官商勾結的問題必須通過交易所集中交易，電腦自動交易的辦法來解決，既得利益的阻撓使得交易所遲遲無法開業。深圳市委書記李灝隨即表示，深圳股市決不能再混亂下去，今天就是來拍板的!籌備組成員禹國剛乘機表態：“只要你們敢拍板，我們馬上就能開業”。最后深圳市委書記李灝決定先斬后奏，指示深圳證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開業，比上海交易所開業提前19天。深交所開業后，深圳股市原來的混亂局面就得到扼制，股市秩序明顯好轉。李鵬總理為此指示“要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教訓”。1991年4月，在深交所先出生近5個月后，主管部門才正式頒發了“準生證”。
深交所的誕生歷程，充分體現了市場的動力、改革者的魄力是戰勝既得利益格局，推動改革開放前進的原動力。這兩者缺一，深圳證券交易所就不會在那時成立，深圳今天的繁榮就可能大打折扣，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就將缺失一個重要的版塊。深交所的誕生歷程還表明，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基石，離開法治，市場就失去公開、公平、公正，扭曲的市場只能帶來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怪胎。深交所的誕生歷程還體現了開放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從香港交易所獲得了大量的海外交易所規章制度，深交所的誕生顯然還要經過更漫長的時間。市場、開放和改革者的魄力，共同構成了深圳的城市特質。
上海篇
與北京和深圳的情況又不一樣，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建立，是市場和政府共同推動，并且水到渠成的事。1984年開始，上海就開始出現股份制企業，其后85、86年又出現好幾家。但主要是集體所有制企業。1987年1月，國有企業開始加入。1987年，上海就開始出現證券公司，到1988年，包括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都參與了證券公司的設立。
上海股份制企業出現后，主要都集中在證券公司的柜臺交易，并沒有出現深圳那樣野外交易一團亂麻的情況。而且上海的股票非常規范，發股票公司的名稱、發行日期、股票面額、簽發日期、法人印章等一應俱全，由上海印鈔廠統一印制。為此，上海飛樂的股票被選中作為鄧小平同志贈送紐交所總裁的國禮，以彰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面貌。上海的股份制改造和股票交易之所以這么規范、平穩，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上海歷任的領導，都非常重視資本市場，包括汪道涵都專門組織研究過這些問題，上海主管部門對股份制企業、一級市場的建立、證券公司的建立、柜臺交易的建立，事先都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到1990年底，可上市證券總量已達100多億元，上市品種30多個，累計成交量35億多元，證券經營機構26家，并設立了多個信用評級機構，上海市政府也已經出臺了《上海市股票管理暫行辦法》、《上海市證券交易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法規文件，全市近十分之一的市民參與證券交易，整個市場的發展使得證券交易所誕生的條件非常成熟。
1989年2月，上海市體改辦召集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等單位開會，研究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方案。3月，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開會對設立證券交易所的方案進行細化研究。5月，上海市政府顧問汪道涵召集體改辦和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開會聽取設立證券交易所的意見，并要求積極籌備，以便在適當時機成立。12月，朱镕基召集上海市委擴大會議主要研究證券交易所事宜。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也受邀參加。最有趣的是，劉鴻儒本來應該只是代表央行來參會聽聽意見的，結果朱镕基逮住機會點名要求籌備交易所的龔浩成大膽開拓，并指示：“你不要擔心，真出了問題，我和劉鴻儒在第一線上負責，你在第二線上。”劉行長前一年還在萬壽賓館會議上說要中央來決定拍板的事情，來上海開個會卻被硬按在了自己頭上負責。真是飛來橫責。此外，朱镕基安排成立三人領導小組直接負責籌建，直接向他本人報告負責。
1990年初，鄧小平視察上海，希望加快開放浦東。但是，由于前一年政治風波的影響，國內外對我國能否堅持改革開放產生懷疑，一些外資撤離，使浦東開發很多項目缺乏資金。此前，北京“聯辦”的理事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經叔平也向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朱镕基提出建議，盡快設立上海證券交易所。在多方面的推動下，上海市政府決定主動駕馭資本市場，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尉文淵主動請纓，擔當因沒有行政級別而沒人愿去的上交所籌備組組長。上海市政府本來還根據經叔平的建議邀請了聯辦的成員加入，但是北京“孩子”不愿意來上海，最后他們成為證監會的重要組成力量。1990年3月，三人領導小組上報初步方案，9月，人行上海分行向人行總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關于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請示，9月19日，人行總行和上海市政府向國務院上報該文件，10月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貴鮮批示同意，11月人行總行正式批復。11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召開成立大會。這一階段，朱镕基反復關照籌備小組，證券交易所的建立，對外可以宣傳，對內不做、少做宣傳。所以當天新華社只發布了一則200字措辭極為謹慎的消息。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飯店舉行開業典禮。在開業典禮上，朱镕基指出：“它標志著我國將堅定不移地繼續奉行改革開放的政策”。
回顧上交所從籌備到成立的歷程，可以深刻感受到謀事在前，不事張揚，辦事周全，干事勇猛，成事謹慎的海派辦事的風范。當然這也得益上海有汪道涵、朱镕基這樣一個接一個的優秀領導。與北京和深圳相比，上海的權力自覺收斂，沒有北京那樣的權威，上海的市場也自覺規范，沒有深圳那樣一發而不可收拾。上海的狀態，正好處于北京和深圳的中間節點上。政府和市場之間，形成比較好的默契，當然彼時還達不到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正確發揮作用的高度，畢竟市場經濟在兩年后才被正式提出。特別令人驚奇的是，同樣是人民銀行的地方分行，在當時情況下，雖然在如何設立資本市場問題上都與地方體改委等機構有方案上的分歧，但是上海分行發揮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促進作用，而當時的人行深圳分行卻幾乎完全是阻力，其中的原因大概就是有沒有既得利益。
今天，京津翼、長三角和灣區已經是中國發展的三個核心區域，北京、深圳、上海這三座城市的特征，仍然在深刻影響著我國的資本市場乃至經濟發展模式，譬如灣區造就了諸多富豪的創業板，上海肩負著國家使命同時又沒少賺錢的科創板，還有仍然氣喘吁吁的新三板，似乎還在呼應中國資本市場誕生的那一刻。中國的改革進程仍將面臨紛繁復雜的局面，不同地區的改革者還將面對每個地區特有的問題和性格的挑戰，希望本文能夠為不同地區的改革者帶來一點點有用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