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

在歐洲和日本經濟進入“負利率+通脹”的衰退期，美國經濟復蘇受到疫情反復的拖累，未來3-5年美元指數可能進入下行周期的大背景下，全球GDP正面臨負增長局面。同一時刻，中國經濟的一枝獨秀，正使得我國GDP占全球份額逐步擴大，這也導致貿易摩擦可能成為一個長期事件。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中明確提到，經過長期努力，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需求結構和生產函數發生重大變化，生產體系內部循環不暢和供求脫節現象顯現，“卡脖子”問題突出，結構轉換復雜性上升。解決這一矛盾，要求發展轉向更多依靠創新驅動，不斷提高供給質量和水平，推動高質量發展。

此背景下，要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優勢，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

但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也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推行之路上也要克服重重難關。

近日，全景·卓識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博士，就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需求側改革以及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面對面交流。

樊綱博士認為，面對”市場在外、技術在外”的“卡脖子”局面，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顯得尤為重要。但是目前雙循環又不是一句簡單的擴大內需能夠概括的，還要面臨消除短板、體制改革、供給創新、降低成本等諸多供給側的“堵點”，推行之路任重而道遠。但是，也只有持續走上穩健增長之路，我們才能從“被遏制發展”問題中真正跳脫出來。

同時，樊綱博士還表示，當前需求側改革也需要監管機制發揮更多作用。而金融ESG評級，會對企業長期發展產生一定正面作用，但同樣也受到不少限制。

全景·卓識 X 樊綱

全景·卓識：在當下復雜的全球經濟大背景下，國內執行對內改革創新、對外實施開放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此您的理解是什么？對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目標和推行難點，是否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的觀點。

樊綱：雙循環概念其實跟擴大內需有一定重合的地方。雙循環要使我們的市場能夠循環起來，發揮潛力，就一定要擴大內需，包括收入分配、各種消費、體制改革、消除堵點、發展網上消費等等。

但雙循環確實跟擴大內需還有不一樣的地方，它除了需求側的擴大外，還在于包含了供給側的問題。

我們大家可以想一想，為什么現在要實行雙循環？

第一，其實我們以前也是以國內為主，但以前我們很多技術進步都是由國際循環帶動的，市場在外，技術也在外，是處于兩頭在外的情況。

但是現在他（美國）不賣給我們，包括技術本身、設備或者部件，都要面臨斷供。另一方面，我們的一些高新技術產品又不讓賣，兩頭在外的我們，市場也被卡斷了。因此現在要更多注重自主創新，這就涉及到供給側的問題了。

但是怎么去消除一些短板，怎么使自己的技術進步，能夠彌補上它斷供造成的一些損害，這就是雙循環中，國內循環面臨非常重要的問題。

第二，我們之所以市場還做不大，之所以國內消費、市場有各種各樣的梗阻，是因為我們的體制還有很多問題。中國的企業為什么喜歡做外貿，卻不太喜歡在國內市場做？因為國內市場他覺得費勁，他要打通各種環節、各種隱形的制度障礙等等。

因此我們還是要改革，但要怎么改？物流等各種因素能不能更加暢通地流動？金融資源能不能脫實向虛，金融資源怎么才能夠到實體經濟當中去？這當中有哪些堵點、梗阻要消除掉？這些都是改革的問題，也都是供給側的問題。

第三，是要通過供給來創造需求。供給方如何創造出來更多更好的產品，讓消費者愿意去買、去消費。有些時候需求方是不知道的，供給方只有創造出來，需求方才知道還可以這么消費，還可以這樣使用東西。所以，企業要去努力創新，在產品上也要堅持創新。

最后一點，就是關于成本。為什么以前國內需求不高？因為成本太高，價格也太高。那么，該如何怎么降成本？

一方面是企業要努力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就是涉及到一些體制政策性的問題。比如說我們的稅收成本，能不能降下去？比如我們的社保成本，這部分也是繳費，如果社保本身資金管理沒有效率的話，就需要更多繳費，但社保越有效率，我們繳費是可以越少的。

還有其他諸如環保成本、土地成本、資金成本等。其中資金的成本利率，這是大家都要面對的。這里有沒有降低的空間？其實我們是世界上唯一在較大國家里面還維持正利率的國家。

我們堅持要正利率，也沒必要去搞負利率那些東西。但是正利率也分高低，如果利率很高會導致資金效率很差，不僅流不出去，還流不到實體經濟當中去。這樣的高資金成本，意味著制造業的成本也會高一些，價格自然就高一些，最終導致消費市場的規模受限。

所以，綜合方方面面來看，雙循環都不是簡單一句擴大內需能夠概括的，它也包含著供給側各種各樣的內容。而且，我們更要強調的是，怎么把供給需求兩方面的事情都做好，使我們的超大規模市場，能夠把潛力充分發揮出來。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保持穩健增長10年、20年，讓世界看到我們的發展是遏制不住的，從而轉向與我們談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沖突。

全景·卓識：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表示，要在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關于這個“需求側改革”新詞，能否談下您的觀點。

樊綱：需求側改革我們應該怎么樣理解呢？其實需求側改革也討論了很久很久。首先需求背后其實是收入分配問題，因此要考慮我們的就業如何能夠實現，我們的收入如何能夠提高，還有就是我們的消費信貸，市場如何融資更加靈活。

以及網購、電商能不能進一步發展，使得各種需求在市場上都能有供給來滿足各種需求，方方面面還是有很多值得要去做的。

但這其中也有很多堵點。說實在，在提供貸款、購買力的金融領域當中，我們過去搞了互聯網金融這樣的東西，中間也確確實實出現了一點問題。由此看來，怎么能更好發揮監管作用，讓各種市場機制也能更好發揮它的作用，從而擴大我們的需求，這也是需求側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

全景·卓識：您對可持續發展問題如何理解？當下ESG評級（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在實際中，您認為對企業后續價值的發現以及對經濟發展中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樊綱：可持續發展是業內自律的問題。說句實在話，政府要有政策，業內要真正去評估其實是比較難的。但是你如果搞綠色金融，即金融機構有一個標準去審查這件事情，多多少少會促進企業更多思考如何綠色地可持續發展。

但至于能促進多少，或是能夠改變多少？這就像是對氣候變化影響一樣，屬于非常柔性的范疇，即努力去做就對了。

當然，這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硬性的標準，比如現在金融能不能只給新能源車而不給燃油車貸款？按照歐盟現在的標準，2050年歐洲也就沒有燃油車了，要努力實現碳中和，我們中國2060年也要實現碳中和。

但是，我們現在還在不斷建設煤發電廠，金融機構到底給不給煤發電廠貸款？這個在一定意義上就不是說機構能夠決定的，這是國家戰略才能夠決定的事情。

所以綜合來看，如果金融業本身這方面要求高一點，那么從行業自律角度，你能更多促進可持續發展，但確實又有很多事情，也不是金融業自己能夠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