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關鍵還是要練好內功，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著力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改革、開放、創新是重中之重。圍繞如何深入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解決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等一系列相關問題，本報專訪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

記者：即將過去的2020年，世界風云變幻，國內的形勢也是錯綜復雜，充滿了風險和挑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們抗擊疫情取得了重大的戰略成果。與此同時，中央又出臺了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措施。結合五中全會的精神，能否請您談談當前中央為什么要強調市場化改革再出發？

彭森：當前，中央之所以要強調市場化改革再出發，我認為其中有三個原因：

首先，改革再出發是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決策。中央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講了兩年，但是今年情況更加特殊，特別是全球的疫情爆發，全球大變局在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的深刻大變革、大調整進一步演進，給我們提出了更多的挑戰。同時，世界經濟深度衰退，供應鏈、價值鏈、產業鏈的非經濟因素受阻中斷，包括全球的貿易投資大幅度下降，都給中國穩定發展提出了很大的難題。特別是中美關系出現了自由落體式的急劇惡化，這將是“十四五”以至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必須面對的最大挑戰和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根本出路還是深化改革、專注發展，辦好自己的事情。中國要化危為機，必須堅持用改革來解決發展中的難題和問題。

其次，改革再出發是構建新的發展格局的關鍵一招。5月份，中央進行了一個新的重大戰略的調整，就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新格局的形成，實際上涉及很多大的利益格局的調整、結構的調整。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城鄉的關系、收入分配的關系等。這些關系的調整實際上就是改革。深化改革才能進一步擴大內需，擴大市場規模，提升最終消費，實現高質量發展。

改革再出發也是實現“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根本動力。這次“十四五”規劃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目標、任務，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導思想和原則。我想，要完成這些重要任務，關鍵還是以改革統攬全局，提供動力。五中全會的文件專門講要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來確保實現高質量的發展。要破除一切制約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的體制機制障礙，根本的出路還是在改革。

彭森：進行市場化改革最核心的任務還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也是改革開放40年來最重要的、貫徹始終的核心性問題。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從本質上說就是在資源配置過程中是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發揮決定性作用。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的經濟形式。市場經濟實際上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然而，40年來，市場化改革雖然取得很大進展，但是目前我國市場體系仍不完善，市場決定資源的范圍有限，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尚未理順。特別是由于傳統觀念的慣性影響，人們往往存在一些認識誤區。

比如，在抗擊疫情中，使用了比較多的行政干預手段，政府通過行政辦法配置資源。這在抗擊疫情的近似戰時經濟情況下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實際上，抗擊疫情工作常態化并不是用行政辦法配置資源、管控經濟常態化、長期化。千萬不能形成慣性，特別是要防止把這樣的辦法運用到長期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中來。迷信行政手段、行政權力的膨脹和“泛化”是很危險的。當前需要做的，還是要真正下定決心，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最大程度地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重點維護好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完善宏觀經濟治理，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

記者：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您認為當務之急應從哪些方面著手改革？

彭森：要完成這樣的任務，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最根本的是建立起兩個基本制度。一個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涉及“兩個毫不動搖”，民營經濟的發展非常重要。說到底還是要真正實現十八大講的各類市場主體、各種所有制形式，真正能夠在中國平等地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地參加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這是最根本的，但是這條路還很長。另外一個基本制度就是這次“10號文”，以及在中央的“十四五”規劃建議當中都講到的，即要夯實市場體系的基礎制度。

一是進一步推動產權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基石，我們既要解決好國有經濟的產權制度，也要解決好農村集體經濟的產權制度、民營經濟的產權制度，以及知識產權的產權制度保護等方面的問題。當前，我們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在這方面做出重要探索。特別是通過混改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引入市場經營機制，進一步改善國有經濟的經營理念和治理結構。

二是進一步按照競爭中性原則，破除一些領域的行政壟斷，為民營經濟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9月下旬，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門做了決定，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大批過去壟斷領域中競爭環節的重要領域要向民營經濟開放，這是重大的調整。

三是進一步完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各項制度的出臺都不能忽視公平競爭的基礎地位，必須堅持以公平競爭為基礎，協調相關政策為原則。在當前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情況下，各種產業政策要突出創新引領、創新驅動導向，逐步建立普惠、公平、獨立的創新政策體系，這是我們要達到的目標。

彭森：古今中外，任何改革都要有明確的動力源，要建立一個動力機制。改革的內在邏輯和動力要非常清楚。誰改革誰的利益最大化，誰改革誰就可以分享改革的紅利。企業改革、農村改革，包括地方政府的改革都是這個邏輯。要解決這些大的問題，就要處理一些重大的利益分配關系，包括中央和整個社會分配關系；中央集中的財力和支出財力的占比等。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門提出，要把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作為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任務內容。

近年來，特別是在這次抗擊疫情過程中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我們要考慮，什么事情都由中央決策，成本會比較高，風險會比較大。所以，中央、地方要合理劃分事權，很多事情由地方承擔更大責任，可以分散中央決策的風險。

這方面改革有三方面的任務：一是進一步抓緊建立規范透明的中央事權財權制度；二是制定“十四五”規劃過程當中要改變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政績考核體系，減少地方競爭對公平競爭環境的不斷扭曲；要健全地方稅收體系，呼吁地方實行相對應的稅權；三是中央賦予地方更大的改革探索權，鼓勵地方從實際情況出發，開展差別化綜合改革試點，進行制度創新。

中央最近發布的“29號文”就是讓深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過程中先行先試。特殊授權、先行示范是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方面全新的探索。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改革靠的是摸著石頭過河；90年代宏觀管理體制改革時，我們開始注重進行總體規劃；新世紀以來，我們一方面強調頂層設計、系統集成，同時也要給地方更多改革方面的自主權，調動地方的積極性，鼓勵地方大膽試、大膽闖。需要中央授權、需要全國人大授權的應盡快通過必要的形式取得綜合授權。清單式批量申請授權是深圳先行示范的一條經驗。深圳一方面要通過綜合授權、先行示范改革給全國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另一方面，綜合授權、先行示范本身也是很好的經驗，希望各地在“十四五”期間按照中央的總體規劃部署，大膽進行差別化的改革試驗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