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座邊陲小鎮到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化大都市，40年間，深圳這片土地的“顏值”發生了可觀的“物理變化”，“氣質”發生了可感的“化學反應”。

日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寄語深圳要“努力創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站在歷史發展的新起點上，深圳如何再出發？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專訪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試圖從他的視角中找到參考答案。

羊城晚報·羊城派：在您看來，眼下，深圳經濟特區再出發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遲福林：202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中央賦予深圳經濟特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重大戰略使命，要求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新格局。這就需要深圳繼續發揚特區精神，在破除體制機制弊端、調整深層次利益格局上再啃下一些硬骨頭，為全國深化改革開放繼續探路開路，打造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深圳”標桿。

羊城晚報·羊城派：中辦、國辦印發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明確提到“加大制度型開放力度”。在您看來，深圳應當如何加大制度型開放力度？

遲福林：我認為，深圳應當以規則對接為重點打造我國制度型開放新高地。

首先，深圳有條件在制度型開放方面先走一步。1980年至2019年，深圳市GDP年均實際增長20.7%，高于全國平均增速11.3個百分點。2019年，深圳外貿依存度達到110.5%，遠高于全國31.8%的平均水平，成為我國外向度最高的區域之一；全年專利申請量與授權量分別為26.15萬件和16.66萬件，形成了創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新格局。作為我國經濟活力最強、開放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有條件、有基礎、有責任在推動制度型開放、加快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方面率先實現重要突破。

其次，圍繞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主動對接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提升區域性、全球性影響力。例如，打破市場壟斷與行政壟斷，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全面實現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以廣東自貿試驗區前海蛇口片區為載體，先行試驗國際高水平經貿協定的某些核心議題，在關稅縮減、服務貿易標準對接、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服務、監管適用、爭端解決機制等領域開展更大力度的探索與壓力測試。

再次，積極探索以數字貿易為重點的全球貿易規則。2019年，深圳市數字經濟產業規模達到27828.6億元，位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5086.15億元，增長6.6%；數字經濟產業增加值1596.59億元，增長18.0% ，初步成為我國乃至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領先者。為此，深圳可依托數字經濟發展優勢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的時間窗口期，加大在數據安全有序流動等方面的先行探索，積極促進數字領域的產品與服務出口，探索安全彈性的跨境數據流動、數據本地化、消費者保護等領域的規則標準。

羊城晚報·羊城派：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服務貿易一直是您關注的重點。您對深圳的服務貿易發展情況有著怎樣的觀察？

遲福林：近年來，隨著服務業市場開放不斷擴大，深圳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取得重要進展。2018年，深圳服務貿易額708.45億美元，同比增長18.71%。但從現實情況看，服務貿易發展滯后仍是深圳推進高水平開放、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突出短板：一是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不強。例如，2018年深圳服務出口額264.22億美元，同比增長18.71%；進口額444.23億美元，同比增長27.25%，服務貿易逆差180.01億美元；二是服務貿易結構不優。目前，深圳服務貿易傳統行業仍占主導地位。2018年，深圳旅行、建筑、運輸等三大行業進出口額合計364.85億美元，同比增長12.33%，占服務貿易總額的51.50%。

我認為，深圳可以以更大力度的服務貿易開放引領我國服務貿易發展。例如，爭取中央支持，制定并實施更加精簡透明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實現“既準入又準營”。結合深圳產業調整的現實需求，大幅降低金融、教育、醫療、電信等領域的準入門檻；借鑒國際經驗，探索形成以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為核心的附件與政策體系，并在告知、資格要求、技術標準、透明度、監管一致性等方面，進一步規范影響服務貿易自由便利的國內規制。

同時，全面推行服務貿易方面的自由貿易政策。例如，制定服務貿易“認可經濟營運商”認證標準，對符合條件的境內外服務貿易企業所需的貨物給予包括減少或優先接受海關查驗等優惠；以現代服務業與高新技術產業為重點，制定深圳職業人才單向認可清單，對清單內的人員經備案后即可開展相關業務，最大限度降低人員流動壁壘；積極發展與服務貿易相配套的資金支付與轉移業務，探索在服務貿易企業跨境支付領域實行法人承諾制，推廣跨境人民幣結算在區域內服務貿易中的使用，打造便捷的服務貿易支付通道；在個人跨境交易領域，進一步放開匯兌環節，逐步滿足居民個人投資和用匯需求。

羊城晚報·羊城派：在您看來，深圳加大制度型開放力度的突破口在哪里？

遲福林：我認為，深圳應該以推進粵港澳深度合作為重點形成深圳制度型開放的突破口。

目前，深圳創新優勢與港澳現代服務業優勢仍具有較大的互補性。提升深圳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國際競爭力與全球影響力，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把港澳國際自由貿易港打造成為連接港澳市場與內地市場的連接點，集聚全球優質創新要素，更好參與全球經濟競爭與合作，更深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提升在全球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和管理水平，在進一步拓展自身產業發展空間的同時，不斷深化探索和豐富“一國兩制”新實踐。

同時，深圳要加快推進深港、深澳服務業深度合作。在《內地在廣東省向香港開放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內地在廣東省向澳門開放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的框架下，推動旅游、金融、教育、研發、醫療健康等重點服務貿易領域更大的開放。

此外，深圳要加快推進深港、深澳創新體系的全面對接。例如，全面實現創新人才、企業在三地的資格互認；以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為載體，加快推進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交叉研究平臺和前沿學科建設；在明確標準的前提下，全面取消深圳對港澳高校、科研機構申請科技項目的限制；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打造深港澳科技成果轉化一體化市場；加快推進深圳產權保護制度化、法治化，逐步實現粵港澳產權保護規則等的對接。

羊城晚報·羊城派：深圳要“努力創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當前關鍵要解決什么問題？

遲福林：當前，深圳在推進制度型開放、促進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中仍面臨某些政策與體制的突出矛盾。從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大局出發，一方面，從法律上賦予深圳在數字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金融、人員進出等方面先行探索的開放自主權，并主動適應全球經貿規則重構趨勢，加大壓力測試，使深圳率先建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另一方面，賦予深圳更大改革自主權，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率先建立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