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了“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重點任務，描繪出一幅面向未來的宏闊藍圖。在這幅圖景中，有哪些亮點、重點、難點需要重視？怎樣準確解讀并貫徹落實？光明智庫邀請專家答疑釋惑。
中國政治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兼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張樹華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負責人 劉元春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 李志勇
光明智庫：“十四五”規劃的編制工作受到全社會都高度關注。與歷次五年規劃（計劃）相比，“十四五”規劃的編制有什么特殊背景、重大意義？
張樹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這為我們理解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的國內國際環境提供了重要指引。
山東臨沂市郯城縣馬頭鎮草編合作社社員在搬運用秸稈編制的工藝品
在“十四五”期間乃至未來15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進程將加速推進。經濟全球化在后疫情時代動能衰減、阻力上升；國際力量“東升西降”“南升北降”態勢加速演進，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發展仍然是影響國際秩序的關鍵變量；國際社會的分裂甚至局部碎片化特征更趨嚴重，等等。這些外部環境變化，都會使我國參與國際合作、拓展全球市場面臨更加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
從國內看，我國在進入新發展階段后，迎來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緊迫任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到了可期可見的新時代，“爬坡向上”的難度也在增加，全面深化改革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前所未有。在這樣的歷史關鍵期，謀劃我國發展既需要有中短期的科學規劃，也需要有戰略性的遠景目標。
劉元春：未來五年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重構期，是世界經濟動蕩的關鍵期，是中美博弈從嚴重不對稱向逐步對稱邁進的轉換期。面對外部環境的加速重構和深刻變化，我們一定要保持戰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反觀國內，“十三五”規劃目標任務即將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新冠肺炎疫情阻擊戰和經濟保衛戰的勝利等重大成就為“十四五”時期的戰略深化、戰略轉型打下堅實基礎，我國已經具有完成既定戰略目標的基本條件。
作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交匯期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十四五”規劃不僅要為未來五年的發展擘畫藍圖，更要為未來十五年乃至更長時期的發展戰略奠定基礎。面對更為復雜的發展環境和更為艱巨的發展任務，對規劃科學性和可實施性的要求也更高了。
李志勇：關于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全會作出了總的判斷，就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
對此，要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抓住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辯證認識機遇和挑戰的關系，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為推動“十四五”期間的發展贏得先機、贏得主動。
光明智庫：五中全會公報在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前，先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這對“十四五”時期發展有何深意？
劉元春：“十四五”時期的發展目標和基本原則要為2035年遠景目標打下堅實基礎，因此首先提出遠景目標。
第一，2035年遠景目標明確提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按照目前的標準測算，中等發達國家人均收入一般都超過3萬美元，而我國去年剛剛突破1萬美元大關，這就要求“十四五”時期必須在轉變發展方式、構建新增長動力上下功夫。同時，2035年遠景目標還提出中等收入群體要顯著擴大，為此，“十四五”時期須開啟再分配體系改革，在分配上做足文章。
第二，2035年遠景目標明確提出，我國要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這一目標的相關指標在“十四五”主要目標中有所體現。比如，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內涵進行了調整，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替代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再如，2035年遠景目標提出，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與之相應，“十四五”主要目標對三大創新戰略，即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及“四個面向”進行了具體化，力爭為我國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打好基礎。
全會對“十四五”主要目標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與黨的十九大的指導思想和戰略部署一脈相承，并在此基礎上，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行了體系化、指標化設計，使戰略目標和建設路徑更加具體。同時，全會對過去的一系列戰略舉措進行了再深化、再定位、再調整，使它們能夠適應未來所面臨的矛盾變化和關鍵問題。
張樹華：全會在“十四五”主要目標前提出了2035年遠景目標，有以下兩方面深意。
其一，體現了“十四五”主要目標與2035年遠景目標之間“基礎”與“引領”的辯證關系。未來五年是開局起步的五年，將為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奠定重要基礎；2035年遠景目標則對“十四五”規劃發揮著重要引領作用，規定著“十四五”規劃的基本原則、主要目標和發展主線。
其二，以遠近結合的方式向世界傳遞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向上向好的信心、決心與能力。中國的穩定與發展是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穩定器與動力源。此次全會向世界傳遞了我們在未來15年內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堅定信心，也向世界宣示了中國堅持開放發展理念的決心。
李志勇：黨的十九大報告第一次提出了我國“強起來”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對2035年遠景目標進行了粗線條勾畫。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從國家實力、經濟體系、國家治理、社會文明、生態環境、對外開放、社會建設、國家安全、人民生活等9個方面具體描繪了2035年遠景目標。
“十四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第一步，也是關鍵一步。這樣的安排，實現了長短結合，把“十四五”規劃置于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目標下，體現了“十四五”規劃的歷史使命，對動員和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風險挑戰，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光明智庫：在您看來，五中全會公報對“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表述中，有哪些亮點、要點應該特別注意？
李志勇：重點要把握“三個新”：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在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要科學把握新發展階段，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其中，改革、開放、創新、安全，是突出亮點。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充分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創造更多社會財富、追求更加美好生活、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既有利于中國自身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實現，也有利于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十四五”主要目標第一次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強調要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有力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人民高品質生活。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大原則。
參觀者在北京一場5G大會上控制機械臂抓取飲料，體驗“隔空取物”
劉元春：第一，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簡單的出口轉內銷，而是立足強大國內市場和消費轉型升級，以國內完整分工體系為依托，以生產、消費、分配、流通等多環節全面順暢為核心要點，通過創新驅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通國民經濟循環的堵點和斷點，構建“以內促外”的新競爭力。
第二，強調在關鍵技術、核心技術方面要有重大突破，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十四五”時期，以舉國體制為主的基礎研發和重點研發，大市場孕育的市場化創新項目，這“兩條腿”相結合，極有可能在關鍵技術、關鍵環節方面實現重大突破，這是我國從科技大國向科技強國邁進的必經之路。
第三，我國可能會出現一批新的增長極。在區域協調發展、新型城鎮化和暢通國內大循環拉動下，我國中西部地區增長極可能全面凸顯，比如成都、重慶、武漢、西安。在此基礎上，以都市圈、城市群為主體的經濟版圖，可能會出現新變化。
第四，“十四五”時期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十四五”時期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必須在收入分配、民生建設、公共服務等一系列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比如，應在加速城鎮化、社保體系改革尤其是養老體系改革等方面推出新舉措。
第五，統籌發展與安全，讓我國的基本盤更堅實、更具彈性和韌性。
張樹華：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這一問題應高度關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放管服”改革進一步深化，今后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仍需在多個層面、多個領域繼續深化改革，進一步厘清政府“有為”與“不為”的邊界，進一步構建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激發更廣泛市場主體的活力。
光明智庫：實現“十四五”主要目標有哪些難點，應在哪些方面切實著力？
張樹華：有三大難點值得重視。一是如何應對外部不利環境影響，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當前，逆全球化傾向和貿易保護主義勢頭強勁，西方國家加緊推行“產業回歸”和“再工業化”戰略，新起步的發展中國家則憑借成本優勢加速吸引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有效化解外部壓力，在動蕩變革的世界中實現突破與超越。
二是如何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激發人才創新活力。能否在“十四五”期間抓住歷史機遇，貫徹好教育強國、人才強國戰略，搶占競爭制高點、掌握發展主動權、確立我國在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中的優勢，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國在未來世界分工體系和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
三是如何應對前進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近年來，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層出不窮，“十四五”期間，還可能迎來新的突發事件和風險、變量。
順利實現“十四五”主要目標，從根本上說有賴于在黨的全面領導下，不斷發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一要聚焦實體經濟，不斷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二要加快解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推動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三要在推動從“中國之制”到“中國之治”的進一步轉變上著力。
李志勇：難點之一在于科技創新，特別是基礎研究。當前，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不足、原始創新力量薄弱、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
難點之二在于既要繼續鞏固扶貧托底成果，又要努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意味著不僅要提高勞動者工資收入，還要在調控房價、減輕家庭教育和醫療養老負擔等方面下功夫。
難點之三在于深化改革，既包括進一步推進“放管服”改革、進一步向社會放權，也包括努力解決貧富差距較大、階層固化等問題。
難點之四在于防范和應對風險。隨著我國持續發展，各種政治風險、意識形態風險、經濟風險、科技風險、社會風險等不斷出現，要做好應對風險挑戰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劉元春：第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穩步邁向高收入國家。很多國家在此過程中出現了資產泡沫化、產業空心化等問題，我國尤其要注意避免。
第二，適應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時代的特征，更加強調內生動力和安全維度。一方面要在創新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另一方面要通過高水平開放打造新的競爭平臺，形成新的競爭力。
第三，形成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在全球貿易環境仍具有極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不僅要強調對外開放的效率、規模、速度，還要強調開放的安全。這要求我們在外貿的結構和產業布局上要有新舉措。比如，在關鍵技術、關鍵零部件生產方面，必須在國內進行布局，而不能簡單依賴歐美發達國家。再如，各類產業要在全球進行布局，依托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開辟新的市場和增長極。
第四，關乎全局的分配攻堅戰。再分配改革分為幾個層面：其一，初次分配改革，要改變目前個人工資收入、企業利潤、政府稅收三者之間的比例格局。其二，再分配體系改革。首先是不同收入群體的改革，必須對高收入群體、對資本利得進行征稅，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其次，完善社會福利體系，使更多低收入群體享受到充足的社會保障。最后，再分配體系中，要對稅收工具進行深化改革，特別要在財產稅等方面切實改革。
掃碼關注
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