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國經濟六大趨勢值得關注，包括金融領域的民間資本辦銀行，百姓出境投資，宅基地流轉引發的農民帶資進城，戶籍改革帶來的中小城市良性競爭及房地產價格多級分化，城市管理的市場化與精細化，國有企業向國有基金的轉變。如何抓住其中機遇，投資者必須認真研判。
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這一改革涉及面之廣、決心之大、措施指向性之強，為20多年來少見。如今，在全國范圍之內，已經出現新一輪以啟動基層改革熱情和創造力為特點的上下互動、推動中間的改革新浪潮。那么，在這一輪改革啟動之后，中國經濟有哪些大變化值得社會各界期待，有哪些機遇值得民營企業家捕捉呢？筆者總結，有六大趨勢值得高度關注。
一、民間資本辦銀行，百姓出境投資
金融改革應該說是條件相對最成熟、爭議最少、醞釀時間最長的改革。其中很快將要推出的是全面利率市場化。當前，利率市場化的條件非常成熟，貸款利率已于2013年7月全面放開，而存款利率在今天理財產品充分競爭的形勢下，事實上也基本放開。利率市場化所帶來的新局面是存款利率將全面上升，很可能從目前的年利率3%上升到5%，也就是名義利率基本上保持高于通脹率2%的水平。銀行間爭奪存款的戰爭也將由此公開化。隨著存款利率的上升，銀行有可能將其部分轉嫁給貸款方，因此貸款利率可能出現一定的上漲。對許多國有企業而言，如利率成本提高，其貸款需求會部分萎縮；對那些此前愿意接受高利率也得不到貸款的民營企業而言，這實際上是利好。利率市場化將壓縮銀行的利潤空間，銀行將進一步加速尋找新的盈利模式，從簡單的市場利差服務轉為向企業和消費者全面提供各類金融服務。
金融改革最大的亮點將是放開一批中小型、區域性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尤其是區域性銀行。這些機構必然會在自己的所在地精耕細作，利用長期積累的人脈關系，尋找給本地中小型企業貸款的機遇。這些銀行的進入，一定程度上會蠶食全國性大銀行在貸款市場的份額，屆時，大銀行的優勢會凸顯于針對個人的消費貸款、房屋貸款、信用卡服務、理財等全國性業務。與此同時，可以預計大型商業銀行將必然走房屋貸款證券化之路，從而盤活其存量資產，充實資本金，從而更好地專注于上述業務。
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另一場重頭戲?？梢灶A計，隨著中國經常賬戶余額與GDP之比逐步下降以及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逐步退出，未來3年之內，完全市場化的匯率機制將有可能形成。這里的假設是中國經常賬戶以及資本賬戶的余額分別下降到占GDP的1%左右，即中國的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相比其他金融改革措施，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影響將最為深遠。可以預見，資本賬戶的自由兌換將有序實行。比如，先出臺一些合格的境內個人投資者計劃（QualifiedDomesticPrivateInvestor，QDPI），比如在單個金融機構的金融資產總額達一定規模的客戶，允許其將一定比例的個人資產完全自由地轉化為外匯出境投資。這么做的目的，是讓有一定風險應對能力的個體先開啟出國投資的航程，風險自負。之后逐步推廣到全社會，以減少境外投資風險的沖擊。同時，這一進程始終要有一個附加性的應急措施，即建立多級防火門：一旦發現短時間內（如半個月之內）有相當數量（如5000億美元）的資產流出，那么，人民幣兌換外匯的批準將會延期；如果流出速度加快，可在短期內完全禁止這種資本賬戶的可兌換。資本賬戶的完全可兌換將調動百姓新一輪的投資熱情，他們將可望關注國外的金融資產，特別是那些根植于中國經濟并從中獲得大量利潤的跨國公司的股票，如寶馬、大眾、通用汽車、英國石油、力拓等。這相當于讓中國百姓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讓流入外人田的肥水重新流回自己的家園。
二、農民以土地資源置換金融資產，帶資產進城定居
這一輪改革特別強調在一定條件下允許宅基地流轉以及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允許集體建設用地與政府用地平等入市，這等于開啟了農民獲得資產性收入的大門。更重要的是，這讓農民可以離開土地，帶著金融資產進城。
經濟學界與政策界長期辯論的一個話題是，轉讓了宅基地或者集體建設用地股份的農民，會不會短期內揮霍掉自己的財產性收入從而變為失地農民，進而成為社會福利體系的包袱。答案毫無疑問是從理論上爭論不出來的，只能在實踐中摸索。不同地區的農民有不同的市場經濟理性。江蘇、浙江等沿海一帶的農民在市場經濟中游刃有余，恐怕不會出現以上情形。但在其他地區，這或許是一個令人擔憂的難題。
在這方面，世界各地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如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為了避免產生大量失地無業農民，有一種可行的辦法是，建立農民土地基金，要求農民出讓宅基地或集體建設用地時，只能換取短期不可轉讓的基金份額，而不能獲得現金。這一基金既可以投資于相關企業的股份，也可以長期持有土地，從而獲得租金收益。這種基金可以由有關部門長期公開透明地運營管理，由上級財政監督并且保底。農民持有這種基金，可以長期比較穩定地獲取現金流，從而規避了短期揮霍掉資產型收入的危險。持有這種土地基金份額的農民可以自由地遷徙，進城打工定居等。通過這種基金方式的運作，一方面可以使土地流轉起來，另一方面也可以讓農民在獲得一定保障的基礎上進城，體面地成為城鎮市民，避免成為城中貧民。
三、戶籍改革啟動城市良性競爭的大門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戶籍體制將不同程度地放開，尤其是中小城市戶籍原則上完全放開。當中小城市的戶籍不再是一個限制因素的時候，成千上萬百姓將能夠自由遷徙，勞動力市場將成為城鎮化的決定因素。百姓的遷徙既取決于各個城市提供良好就業的能力，也取決于其提供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能力?？梢灶A計，一大批中小城市將使出它們招商引資時的法寶，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這種良性競爭將使一大批中小城市逐步發展成為大型城市。
那么，什么樣的城市將脫穎而出呢？這其中肯定有一定的隨機性，如取決于某些城市領導人的戰略眼光，但也必然會有一些規律性。筆者估計，那些生態條件較好、離大城市相對較近、在高鐵沿線，尤其是沿海和南方的城市將有可能勝出。伴隨著一批中小城市逐步演變為大型城市，中國的經濟地理將再次劇變。
四、房地產出現多級分化的新格局
特大型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的房地產限購政策將持續。對這些城市而言，限購事實上已經變相成為與戶籍政策互補的限制人口大規模流入、避免生態環境危機的基本措施。這部分城市面臨著城區面積有限、盤活存量土地成本較高的難題。而與此同時，其產業聚集能力將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持續上升，新的高科技企業、金融企業等機構仍會選擇在這里發展，當地職工的收入增長速度仍會較快。因此，這些城市的房租仍會提高，房價仍有上漲壓力。
與此相反，中小城市將出現分化。一部分競爭力強、生態環境好、人口聚集快的城市，房地產價格將持續上漲。而另一部分城市由于產業規模的相對萎縮，地產價格將會下降，一些城市甚至會出現地產泡沫的破裂。這對銀行業和相關個人會產生一定影響。但中國經濟畢竟是一個增長型經濟，在增長的過程中，銀行可以逐步化解這一影響。從這些城市逃離、遷徙至就業條件更好區域的居民，則只能通過日益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彌補投資損失。
五、市場機制引入城市精細化管理
三中全會提出發揮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加強政府的職能。這指出了未來城市管理的一個基本方向。當前，城市管理仍然依賴大量行政手段，市場機制沒有完全發揮，這種格局將會逆轉。
一個具體表現為，城市的交通將會更加市場化，擁堵費將會逐步推行。有人認為，擁堵費對于公車一族不起作用，但是，隨著省部級以下官員不配公車的政策推行，未來公車的比例將大大縮小，這為擁堵費推出創造了條件。北京、上海、廣州的車牌管理也將市場化，像上海那樣以市場為基礎的車牌拍賣形式有可能在全國逐步推開，因為北京那樣靠搖號獲得車牌的體制弊端已充分暴露--越來越多的居民不堪等待搖號中簽之苦，寧可花錢購買牌照，因此號牌的市場化越來越被接受。為了避免投機行為，有一種辦法是以后每一個車牌只能使用十年，滿十年后重新投入拍賣，十年之內可以轉讓，這樣存量車牌也可以流通，每個車牌的費用將不會像上海那樣令人望而卻步，同時也減少了炒作號牌的空間。
此外，城市的垃圾費今后也會通過小區對居民進行征收，讓居民有意識地減少垃圾排放。水價將會提升，這取決于各個小區中水處理的效率，效率高的小區將獲得較為便宜的水價。電價不僅將普及按用量區分的階梯電價，峰谷定價也會推廣。
六、國資退出國企，大規模轉變為國有基金
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在三中全會中已經指明，那就是進一步厘清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國家將以管理國有資本為方向，這就意味著國資委將退出大量國企，而轉向管理相對獨立運行的國家基金。各個國家基金將交叉持有包括國企在內的各個企業的股本，而財政部和國資委將通過管理這些基金獲得穩定的財政收入。
這一改革的另一個推論是，未來國企的眾多高級管理人員將不再由政府直接任命，也不再享有行政級別。他們大多數會作為職業經理人，工資與業績掛鉤，由市場機制決定。這種改革能夠繞開國企內部人持股、國有資產流失等難題，未來各個國有基金將會根據市場原則對相關經理人進行股權激勵。如此，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界限將逐步地消失。
七、民間資本迎來投資重新布局的機遇
那么，綜合以上六大趨勢，投資者可以進行哪些準備呢？應該說，隨著眾多領域的開放，民營經濟的投資領域將會出現前所未有的開闊局面。比如，民營投資者可能通過開發農村建設用地，參與土地一級市場的開發。目前對民企關閉的電信行業，未來可能開放，尤其是4G領域。中小型金融機構已成民營資本的追逐熱點，而資本賬戶的可兌換則意味著投資者在全球范圍內布局金融資產。城市管理的精細化意味著許多城市建設將引入民營投資者，BOT（即build-operate-transfer建設-經營-轉讓）等經營方式將進一步用活?？傮w說來，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企業家和投資者今天必須認真研判、做好準備，才能抓住新一輪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