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習近平主席前不久接受俄羅斯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承載著人們對深化改革的期待。中國經濟領域還有哪些難啃的“硬骨頭”？如何深化改革才能取得新突破？經濟增速會否下滑至下行區間？如何應對美聯儲量化寬松規?！笆萆怼保吭凇皟蓵奔磳⒄匍_之際，證券時報記者就此問題采訪了時報專家委員會成員。
1、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是
一塊最難啃的骨頭
推動深化改革，要從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入手
政府從過去“越位”的地方退出，著手準備從正面清單管理向負面清單管理轉變的根本性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改變各相關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證券時報記者：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以來，地方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也陸續成立。隨著中央地方改革最頂層機構搭建完成，“深改”大幕有望相繼啟動，您認為當前“深改”最應從哪里入手？中國經濟領域還有哪些需要啃的“硬骨頭”？
范劍平：就經濟體制改革而言，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是核心。2014年，最關鍵的是政府從過去“越位”的地方退出，在進一步簡政放權、取消更多行政審批事項的同時，要開始著手準備從正面清單管理向負面清單管理轉變的根本性改革。理清各級政府和各個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分清哪些是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下政府仍然要保留的行政權力，哪些是需要交給市場、企業、社會中介組織的權力，列出政府“越位”的權力退出的時間表。
政府對金融機構的隱性擔保應當盡快退出，讓有些違約風險釋放。在利率市場化改革初期，由于有些違約風險沒有暴露，出現不少高收益產品的高風險特征沒有被市場充分認識，以為高收益產品具有無風險收益率，不管穩健型還是激進型投資者都片面追求高收益，銀行存款等低風險產品由于利率較低而被拋棄，全社會整體利率水平居高不下甚至有繼續上升之勢，實體經濟難以承受如此高的融資成本，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同時，金融系統性風險進一步積累，銀行存款長時間持續流失甚至可能使商業銀行保支付都會出現流動性困難。
高培勇：綜合評估各方面的改革因素，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是一場硬仗，也是一塊最難啃的骨頭。而在這方面，我們實際面臨著從“事”入手還是由“錢”入手來轉變政府職能兩種選擇。相對于各級政府之間和各個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力歸屬和利益分配關系而言，有關“事”的方面即行政體制的調整，對其的觸動是直接的、正面的，有關“錢”的方面即財稅體制的調整，對其的觸動則是間接的、迂回的。顯然，前者實施的難度較大，遇到的阻力因素較多。后者實施的難度和阻力，通常會弱于前者。以財稅體制改革為突破口，順勢而上，有助于迂回地逼近政府職能格局的調整目標，進而推動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黨的建設制度在內的全面改革。
潘建成：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改變各相關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長期以來，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靠資本、勞動和資源的貢獻，即所謂粗放的增長模式，帶來的問題是資源的過度消耗、環境的惡化、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低質量的產出。改變這一現象的關鍵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即通過促進城鎮化、信息化等結構升級，通過制度變革更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通過技術創新提高單位生產要素的產出效率，來優化資源配置，使得同樣的投入獲得更多的產出。
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要反思為什么長期以來粗放的模式難以改變？這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不無關聯。由于長期以來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是地方官員業績考核中的重要指標，因此地方政府對推動加快經濟增長速度有很強的動力。而通過傳統要素如資本、土地等資源來推動增長遠遠比通過改革和創新來推動增長見效快，后者不僅見效慢，而且困難多、阻力大、風險高，同時考慮到地方領導相對較短的任期，以致地方政府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
因此，推動深化改革，要從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入手，尤其是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切實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一方面要從關注對GDP這一類流量指標的考核轉為綜合考慮投入與產出、數量與質量的社會存量財富變化情況，比如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以及環境經濟核算指標等等；另一方面要在考核中充分尊重轄區民眾的意見，通過社情民意調查了解老百姓對收入、社保、環境以及社會秩序等多方面的滿意程度，使地方政府的努力方向與改革、經濟轉型的方向一致。
滕泰：應當從解除對人口、土地、資本、技術、制度五大財富源泉的長期供給抑制入手。具體而言即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和戶籍管制，促成直接和間接人口紅利的釋放；明確土地產權關系，降低交易費用，推動土地流轉進程，釋放土地的財富潛能；打破金融壟斷壁壘，減少金融抑制，降低融資成本；進行教育制度改革，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堅實的人才儲備；推動制度改革，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該由市場完成的職能應盡快交給市場。只有做到以上五點才能使改革紅利得到充分釋放。
馬曉河：政府積極推進改革，加大改革開放步伐；強化民生和基礎設施建設，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打造經濟升級版；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將人的城鎮化放在重要位置等都有利于經濟增長。但是，反腐倡廉、八項規定對政府消費、公款消費和樓堂館所投資可能會造成抑制，房地產調控、化解產能過剩、大氣污染防治會使經濟下行壓力繼續加大。
2、財稅體制等三大改革
有望年內取得新突破
金融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國企改革三項改革亟待年內取得突破
今年可從將全部政府收支納入“統一”的預算籠子入手，將其視作能否觸動政府部門既得利益的試金石
推進發改委轉型、國資委重新定位、資本市場監管轉型三大改革
證券時報記者：今年是深化改革啟動之年，您認為，今年改革會在哪些領域取得新突破？
高培勇：目前看，最大、最難啃的硬骨頭還在于政府部門的既得利益。比如，從1998年開始的費改稅改革和2003年部署的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改革，至今已經過去十幾年，但效果令人沮喪。在2010年以后，表面上已經通過改革將全部政府收支納入預算管理，形成了公共財政預算、政府基金預算、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預算四類預算格局。但實質上，四類預算中只有第一類預算需經過人大審批，可以在政府層面統籌，其他預算幾乎都是既不需要通過審批，也不能統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相關部門的“私房錢”。
這是一塊硬骨頭。故而，今年可從將全部政府收支納入“統一”的預算籠子入手，將其視作能否觸動政府部門既得利益的試金石。
賈康：“現代財政制度”的建立及其所關聯的深化財稅改革任務，是匹配于我國建設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的“偉大民族復興”宏偉藍圖的，我們亟須將其落實到一套以“現代性”為取向的“路線圖與時間表”的狀態上，相關的要點，至少應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應強調，必須充分肯定我國于1994年推出“分稅制”配套改革的基本制度成果，并加以鞏固和提升。所以，在大思路上要合乎實際、“對癥下藥”地以分稅制在省以下的實際貫徹落實為重點，設計可行的深化改革方案。逐步推進“鄉財縣管”和“省直管縣”兩個層面的“扁平化”改革，把財政的實體層次減少到三級，使省以下的分稅制由無解變有解。
必須以合理界定各級政府職能即“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為始發環節，構建“一級政權，有一級合理事權，呼應一級合理財權，配置一級合理稅基，進而形成一級規范、完整、透明的現代意義的預算，并配之以一級產權和一級舉債權”的三級分稅分級、上下貫通的財政體制，加上中央、省兩級自上而下的以“因素法”為主的轉移支付和必要的“生態補償”式的地區間橫向轉移支付。
地方債的陽光化制度建設（包括規范的地方公債和市政債）應當在今后若干年間邁出較大步伐，以陽光融資置換替代風險不易防控、績效水平不夠高的地方隱性負債。同時應大力推進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概念下的機制創新，以政策引導和經濟契約方式，拉動民間資本、國內外社會財力進入基礎設施、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務領域，實現各方主體優勢互補、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績效提升的“多贏”。
滕泰：2014年是改革的起步之年，其重點和難點在于打破既有的管制與壟斷，以及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就今年而言，一是如何改變金融抑制，有效降低實際利率，化解金融風險；二是財稅體制改革；三是國企改革。以上三項改革亟待今年內取得突破。
朱中一：完善制度、深化改革將是今年政府部門的重要工作，具體到房地產行業，“深改”包括健全符合國情的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加強棚戶區改造和城中村改造，探索共有產權房制度。隨著“單獨二胎”政策的推進，建議適時推出支持合理性改善住房的政策。建立全社會房產、信用等基礎數據統一平臺，制定《不動產登記條例》，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鑒于當前地區市場差異性明顯，建議將選擇部分熱點城市擴大試點和立法結合起來，同時，在部分三、四線城市和中小城市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以穩定市場預期，緩解不同城市在供求方面的矛盾。
積極穩妥地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和試點，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分配機制，盤活存量土地，完善土地收儲制度。積極推進房地產金融的改革，既要創新金融產品，提高房地產企業直接投融資比例，又要防范金融風險；研究建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公開規范的住房公積金制度。修改“商品房預（銷）售合同”，加強對市場和中介的監管，規范房地產交易行為。
劉紀鵬：我國在2014年經濟領域的硬骨頭應在以下三方面進行突破：正確處理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關系，在發展中國市場經濟過程中，在遵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要削減政府對微觀經濟的行政干預，政府職能的市場化轉型至關重要。在此過程中，發改委的轉型首當其沖，這是決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中國三十年來改革改的就是計劃經濟體制，然而，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座堡壘就是發改委（計委），卻始終未實現轉型，并在過去十年中還出現了舊體制的復制和倒退，原因是在不拆廟的基礎上簡單裁撤香火。未來改革在削減發改委職能的同時，必須將撤香火和撤廟同時推進。因此，建議將國家發改委改為國家規劃總署。
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要遵循市場經濟職能，履行裁判員職能；二是要保留國家隊，政府履行教練員職能。后一職能應由國資委實現。目前國資委不僅當教練，還成了出資人的代表，直接下場踢球。在2014年中國的改革中必須對國資委重新定位，讓其退出所有者職能，履行統一監管者職能，把所有者職能交給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來實現。這一使命是2014年的第二件重要任務。
中國的資本市場不僅是中國政治經濟的晴雨表，也是國民經濟健康成長的主戰場，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資本基礎。然而，這些年來中國股市表現不盡如人意，監管制度自身存在一些問題。股市一方面不能充分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另一方面存在著嚴重的三高問題，少數人暴富，這都是監管制度自身存在的問題。要解決問題，首先要處理好證監會和交易所在推進注冊制改革過程中的作用和關系，證監會應放棄審批回歸監管，交易所本身也要打破壟斷，擔負起發行制度、上市制度改革責任主體的重任。同時2014年應積極開展發行人教育的主題推廣，從過去的投資者教育轉變為發行人教育。后續再進而開展發行制度的改革，出臺大股東減持股民保護政策，以及在發行中限制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方面等都應該有所突破。
3、經濟增速存在下滑可能
但空間有限
當前經濟面臨的挑戰是長期積累的問題和風險能否切實得到化解
最大風險來自于投資，即基建、房地產和企業廠房設備三大類投資的顯著下滑
外部環境略好于去年但對出口貢獻有限
為了實現7.5%的經濟增長，一定的刺激政策可能是需要的
證券時報記者：去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2014年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再次定為7.5%左右，近日有些經濟學家對今年中國經濟形勢作出較為悲觀的預期，您怎么看待今年的經濟走勢？經濟增速會不會下滑到下行區間？假如經濟出現失速，是否應該出臺必要的刺激政策？您如何看待今年我們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怎樣才能讓出口這駕“馬車”在馬年跑得更快？
范劍平：2014年雖然經濟增長速度會在潛在增長率的下方運作一段時間，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會持續下降，經濟仍然有8%左右的潛在增長率。
中國的高儲蓄率可以保證繼續保持投資增長，這仍然是拉動中國經濟的第一個因素，這保證了我們未來經濟的增長速度不會一下子掉到中速；第二個因素是中國人口眾多和地域發展差距所帶來的發展機會；第三個因素則是改革紅利將帶來發展的巨大潛力，抵消和沖淡了人口紅利減弱的影響。
馬曉河：今年我國經濟在本輪周期底部將溫和前行，總體增長動力不強。從1-2月的部分數據看，當前投資在高位放緩，消費在遇到春節增長也低于往年，出口形勢稍有好轉，制造業PMI連續兩月下行，也預示著工業增長可能要放緩。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速度可能要明顯低于去年第四季度?？梢灶A見，2014年我國經濟增速可能低于上年，動力來自基礎設施投資。財政支出會繼續快速增長，貨幣投放速度趨向中性，消費穩定增長，投資高位趨緩，出口平穩增長，通脹將處于溫和回升狀態。
潘建成：從經濟運行的先行指標看，2013年四季度企業景氣調查顯示工業、建筑業、批發零售貿易業和IT服務業四季度的訂貨（或簽訂合同）處于“正常水平”或“高于正常水平”的企業比重分別為82.4%、78.8%、83.5%和88.9%，分別比三季度高1.7、3.1、1.8和2個百分點，四季度工業企業的出口訂單情況也好于前三個季度，表明當前國內外市場需求是平穩的。調查結果還顯示，企業的投資意愿基本平穩，投資增長預期波動不大。最新的消費者信心調查顯示，2014年1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為101.1，處于景氣區間，與去年四季度相比變化不大，表明消費形勢平穩。綜合來看，在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沒有大的變化的背景下，經濟增長或許可能會因國內外一些不確定因素影響有所波動，但不存在大的下滑風險。
事實上，當前經濟面臨的挑戰主要不是經濟增長失速，而是長期積累的問題和風險能否切實得到化解，包括產能過剩問題、地方債務風險問題，以及真正改變粗放的增長模式問題。如若因為過度關注經濟增長的短期波動而出臺不適當的刺激政策，可能會貽誤改革和轉型的戰略時機。
陳道富：今年的經濟增長并不樂觀，要達到7.5%的目標，難度很大。從需求端來看，雖然國際經濟形勢略好于去年，但仍存在不確定性，世界經濟增長對中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有所減弱。消費較為穩定，但考慮到收入和政府行為的變化，今年仍存在一定的下行壓力。不論是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還是制造業投資，都有下行壓力。如果政策維持不變，經濟增速存在下滑到下行區間的可能性。
房地產的分化已經較為明顯，三四線城市供過于求的矛盾較為突出，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還存在一定的價格上漲壓力。由于市場融資成本的上升，銀行已普遍不把房地產消費貸款作為優先支持對象。加上社會上對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市場風險的擔憂，民間融資環境的緊縮，房地產獲取資金的能力有所下降。
為了實現7.5%的經濟增長，一定的刺激政策可能是需要的。當然，有必要重新思考保持7.5%經濟增長的必要性，以及經濟失速的原因。如果由于經濟結構發生調整，出現經濟增長失速，則有必要通過必要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為經濟結構的調整提供良好的環境。但如果是經濟正常下行，則在采取經濟刺激措施時，需要高度謹慎。
滕泰：2014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來自于投資，即基建、房地產和企業廠房設備三大類投資的顯著下滑。首先看企業廠房設備，由于高利率的擠壓，大量實業企業開始壓縮投資，轉向高利貸或類高利貸業務，因此企業投資增速2014年持續放緩可能性較高。其次是房地產，在影子銀行調控升級的政策背景下，房地產融資渠道進一步受限，迫使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而房價的整體走弱更將加劇這一趨勢。最后是基建，由于中央政府決定在2014年淡化地方GDP考核并將著手防控地方債務風險，地方政府基建投資積極性勢必減退，基建投資下滑幅度將遠超市場預期。因此，在多因素疊加的背景之下，投資下滑的幅度可能超出大部分研究機構的預測。為應對投資下滑風險，應盡快轉變金融調控方式，減少金融對投資的抑制。
馬曉河：從國際看，外部環境似有好轉。美歐日發達國家經濟形勢向好。歐元區有望實現弱增長，但債務惡化和通縮風險不容忽視；日本在安倍“三把劍”（超寬松的量化貨幣政策、養老金入市、辦經濟特區）刺激下經濟增長會延續下去；美國私人消費稍有抬頭、房地產開始復蘇、制造業回流都使經濟向好。但美國在2013年購買了1.02萬億美元債券后，量化寬松政策（QE）開始轉向，從2014年1月開始美聯儲每月購買債券規模減少100億美元，2月開始購債規模減少200億美元。這既可能給本身經濟復蘇帶來影響，也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震蕩。新興經濟體包括阿根廷、巴西、俄羅斯、土耳其、泰國等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在增長放緩、美收緊貨幣后資本加劇外流、本幣貶值三重疊加下，金融乃至實體經濟危機已隱約可見。
陳道富：美國仍處于緩慢復蘇之中，但對世界的帶動作用不如上世紀90年代。歐洲的經濟增長有所平穩，但缺乏后勁。日本經濟增長可能存在波動。新興市場國家不時受到國際熱錢流動的沖擊，不穩定性增強。從總體上看，今年的外部環境略好于去年，但對我國出口的貢獻有限。
滕泰：歐美經濟目前已經呈現出比較明顯的復蘇勢頭，這有助于2014年中國出口貿易的回暖。不過隨著眾多與中國存在出口貿易競爭關系的新興市場國家法定貨幣貶值幅度的擴大，中國傳統的優勢出口行業也將受到一定程度挑戰。加快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盡快推動東盟合作及新絲綢之路貿易。
4、著眼國內 加快推進
金融市場改革
我國具有制定適應國內經濟金融環境的財政貨幣政策的主動權
隨著QE規模的縮減和美國經濟復蘇的開始，應借機將壓在中國經濟頭上的高利率這座大山搬走
證券時報記者：有分析認為，美聯儲量化寬松規模還會進一步瘦身。在這種大環境下，我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否應該相機做出調整？如何進一步推進金融市場改革、加快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陳道富：我國當前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在美聯儲已明確削減量化寬松的貨幣規模環境下確定的，對這些因素應已有充分考慮。事實上，雖然美國退出QE對全球，特別是對部分新興市場國家有較大影響，但是對我國的直接影響還是有限的。去年底和今年初，仍觀察到大量資金流入國內。宏觀政策的調整，還是需要直接面對我國經濟、金融環境可能的現實變化，更應著眼于國內。
從國際環境來看，雖然存在美聯儲退出QE的風險，但由于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仍未找到足夠強大的經濟增長動力，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問題較大，應對能力有限。因此，相對而言，我國雖然面臨的問題也不少，但仍存在較強的應對能力，并且已是國際市場上不可忽視的經濟體，國際資金對我國仍有一定的信心。事實上，我國已成為美國等國制定貨幣政策等宏觀政策時，不得不考慮的因素，我國具有制定適應國內經濟金融環境的財政貨幣政策的主動權，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他國家貨幣政策的選擇時點和力度。
進一步推進金融市場改革，關鍵是真正發揮市場作用。市場的核心作用，是資源的優化配置，即市場應具有足夠的紀律，使得資源能在更廣范圍、更深程度上優化配置。當前普遍存在的剛性兌付，導致市場的甄別功能受到嚴重制約。風險和無風險資產相混淆，使得利率的資源配置功能受到破壞，推升了社會的利率水平，擠出了邊際企業的合理資金需求。另一方面，轉型過程中的不規范競爭，特別是跨業補貼導致壟斷力量在不同行業滲透，也影響了市場的運行邏輯。金融市場化改革，不是簡單的放開價格和管制，而是要逐步優化市場準入管理，讓市場紀律真正發揮作用。
劉紀鵬：2014年將是美國經濟出現明顯復蘇的一年，而圍繞這一形勢，美聯儲制定的量化寬松政策將會有較大改變。從目前預測看，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將進一步退出，在今年底前后，量化寬松政策將全部退出。這意味著隨著量寬政策結束，美國將進入新的加息階段，這與美國經濟形勢超乎尋常的好轉密切相關。如果美國QE政策退出，并存在加息的可能，美元就會較大幅度升值，人民幣面臨貶值，中國的房地產和股市等都會面臨資金外逃的壓力，并且外逃資金短期內不會回流。因此，中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應做出相應調整，加速財政和金融體制改革。
就金融體制改革而言，必須要加速打破目前的銀行壟斷體制，盡快采取兩項措施：
一是大規模發展民營銀行。以一年500家的速度，在未來5年內，成立2500家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民營股份制銀行，在上市通道上，深交所也應提供便利，“栽下梧桐樹，引來金鳳凰”。二是大力發展互聯網金融，互聯網金融對打破壟斷有決定性作用，應大力扶植。不僅是互聯網金融，還要允許工業企業開辦廠辦金融、廠辦銀行，允許汽車、電器等大宗消費類企業辦金融，允許大型的商業連鎖如京東國美等，發展電商金融。三管齊下，打破壟斷。
這樣利率市場化問題迎刃而解，同時相應的存款保險制度、商業銀行破產制度也應推出并在制度上完善。
最后，對于人民幣匯率制度，目前來看我國外匯儲備比較高，還沒有明顯進入人民幣貶值時期，鑒于中國經濟形勢下滑明顯，美國復蘇，局面復雜，在此時探索匯率的放開，只宜從上海自貿區起步，同時加強監管、檢查和跟蹤，控制資本外流的節奏。總之，2014年不是匯率制度完全放開的年度，應慎之又慎。
滕泰：隨著QE規模的縮減和美國經濟復蘇的開始，美元指數年內維持穩中偏強格局基本是大概率事件，這將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人民幣升值的長期勢頭，那么熱錢流入的速度和規模都有可能下降。結合炒作資金退潮的趨勢，有關部門應當借機將壓在中國經濟頭上的高利率這座大山搬走，放松近年來持續多輪緊縮的銀根，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此外，還應當借助正式開設上海自貿區的契機來建立正式的人民幣離岸及在岸清算機制，為未來人民幣浮動匯率進一步改革做好充分的準備。
此外，改革與宏觀調控政策必須有效配合。以利率市場化改革為例，國內外經驗表明，選擇在寬松的貨幣環境下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利率必然下行；相反，選擇在緊縮的貨幣環境下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利率必然上行，結果與改革的初衷南轅北轍。有時候，改革措施是一副好藥，但是如果政策不配套，好藥也可能變成毒藥。
范劍平：解決利率過高問題，決不能用央行放松銀根總量來調節供求的常規辦法，目前從社會融資總量和廣義貨幣增速看還存在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打破政府隱性擔保潛規則，讓有些違約由市場自己解決，用事實教育投資者“高收益高風險、低收益低風險”的市場經濟基本常識，讓投資者偏好分化歸位，穩健型投資者從盲目追求高收益的隊列中退出來，社會平均利率水平才可能穩定甚至回落。
馬曉河：在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基礎上，今后宏觀調控應堅持相機抉擇的方針，比如當市場流動性偏緊時，可以適時調低存款準備金率；繼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鼓勵他們積極轉型；另外，宏觀政策還要將重點向增加私人消費方面傾斜，比如提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水平，支持企業隨勞動生產率提高增加個人工資，加大財政對低收入人群轉移支付力度，適當提高城鄉基本社會保障標準，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從目前的3500元進一步提高到5000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