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迄今，世界輿論一致高度專注這個全球人口最多國家的走向，各類褒貶從未間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唱空”與“唱多”的聲音更是頻繁交替。2013年，外資銀行、評級機構及分析人士又卷起了一股“唱空”中國經濟的論調，與之相隨的，是國際金融市場、大宗商品市場、黃金市場的投機套利行為的空前活躍。

　　在當下中國經濟學界氣場了得的左小蕾，在她第一本論著《經濟的真相：改革2.0時代的危與機》中，以其一貫的直率提醒大家格外小心這些國際機構的“唱空”和“唱多”，對他們的判斷都需重新認識，對他們真實目的和影響要有新的評估。左小蕾認為，實際上實體經濟的“多”與“空”都不是由某條消息或數據決定的，也不會在一周或一個月之內有根本的改變，更不可能被“唱”出來，這樣的演出不過是逢場作戲，并不反映實際，且明顯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嫌。當下各方“唱空”中國經濟的所謂“理由”大致包括五個方面：經濟增長放緩、地方債務風險、銀行壞賬增加隱憂、房地產泡沫和產能過剩。這五個問題確實存在，但沒有任何一個是屬于“突發性”的新問題，都不足以導致對中國經濟現狀和趨勢產生大幅逆轉的影響。對此，左小蕾信心滿滿：只要按照既定的發展戰略和改革的路線圖，推動結構調整，切實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形成新的更合理的產業結構和新的經濟增長點，中國經濟就不會“凋落”。

　　談及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左小蕾說，判斷形勢的重要指標是經濟增長，所有悲觀的判斷都在增速上做文章，而從根本上來說，中國走進了與過去30年不同的增長階段，對增速需要重新認識。因為持續30年高增長的外部紅利和內部紅利正在消減。貿易順差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最高曾超過3個百分點，但最近3年貿易順差增長對GDP的貢獻是負。如果去掉這3個百分點的貢獻，則去年中國經濟7.5%的增長與過去就沒有什么重大區別。更何況，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的改變以及其他要素比如石油價格的國際接軌，大大提高了制造業的成本。原有高增長的環境和條件變了，增長速度放緩實屬必然。

　　由此，針對新一屆政府正陸續推進的一系列結構調整和升級政策，以求在新的發展時期實現轉型完美轉身，左小蕾在本書中提出了幾個“堅持”：一是堅持和落實房地產調控政策，消除房地產泡沫帶來的風險，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二是堅持推動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和銀行利差經營方式的轉變，避免金融行業為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挑戰風險底線而埋下金融危機隱患；三是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以及財政體制事權與財權相一致的改革。

　　左小蕾把結構調整視作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由此出發，她認為未來的經濟決策，不必糾結于“穩增長”的慣性邏輯，不必對國內和國際形勢的風吹草動做出過度反應，而應凝神靜氣，堅定自身的改革和發展目標，走好未來的路。如果頻繁使用危機刺激政策，讓調結構為穩增長讓路，就會貽誤改革和發展的時機，也等于拱手放棄后發優勢。

　　堅持改革和發展目標，平穩的貨幣發行政策就顯得尤為重要。左小雷認為，中國經濟實際上并不缺錢，去年的兩度“錢荒”實質上凸顯的是資金投入的結構性失衡，是在警示我們要特別警惕金融市場流動性風險。央行數據顯示，2013年前5個月中國社會融資規模達9.11萬億，比上年同期多3.12萬億元，廣義貨幣M2存量達104萬億元。之所以銀行體系出現缺錢的現象，核心問題是越來越多的資金在空轉，沒有流入實體經濟，其背后折射的是金融的“異化”：原本是從金融業到制造業的信貸業務，在通過一系列加杠桿的運作后，變味為從金融業到金融業的資金業務；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變成了“錢生錢”的虛擬游戲。所以，央行在兩度“錢荒”中沒出手救市，看似消極行為，背后其實有著更為主動的戰略性選擇。在以去產能、去杠桿為主線的結構調整期，盲目擴張貨幣會使去產能進程中斷，市場主體在寬松的貨幣環境下缺乏去產能、去杠桿的動力。

　　同樣，現行財政政策也要保持穩健。特別是在那些容易制造政績的行業，那些已產生巨大過剩產能的行業，必須嚴格控制以各種名目改頭換面的項目投資。如利用國家關于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規劃，變相上快上并非真正改善農村的基本生存條件的工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要從根本上改變農民的生活，千萬不能變成借道為過度產能買單。

　　擴張的財政政策是應對投資不足，而我們現在問題是過度投資，財政切不可再火上澆油。貨幣政策應更多從宏觀層面適當控制貨幣總量，更多利用利率工具，用更市場化的方法積極調控信貸總量，控制新增產能的規模投資，控制存在過剩產能的行業的短期流動資金，避免產能的過度釋放；啟動內需、啟動農村消費也是吸收過剩產能的一些途徑。但不能為了解決過剩產能而實施一些強行消費政策。刺激消費還是要從增加收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入手；政策資源應大力度地支持產能不足、層次不高的服務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保證經濟的平穩快速增長。

　　政策上的稍不謹慎，過度產能就會過度釋放，經濟學家們描述的通貨緊縮、經濟嚴重下滑的情景可能就會“危言成真”。左小蕾并不認為中國經濟該擔心“過冷”，而應高度警惕“過熱”。短期內雙穩健的政策是調整產能過剩、防止新一輪投資過熱的關鍵性政策手段。就中長期而言，深入的市場化改革和體制改革應是解決市場失衡、促使經濟穩定較快增長的根本途徑。

　　左小蕾還有一個觀點：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動力，應當主要來自消費增長。在增速放緩，企業不振，物價上漲的大背景下，這個論點備受爭議。其實，她的意思是，繼續擴大外需市場，中國出口結構仍以一般消費品和低端制成品為主，在危機時期剛性需求與可支配收入下降共存的形勢下，滿足生存基本需求的低端制成品出口未必就大幅減少。整合一些出口市場份額，通過規模效應提升競爭力，繼續“穩定”一般制成品領域出口的增長，應是應對外部經濟低迷的措施之一。另外，多元化貿易伙伴，增加對新興市場國家、東南亞國家和非洲國家的出口，也是應對美國、歐洲市場下滑的有效方法。

　　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為“填補”居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的缺口，左小雷分析認為，比較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合理調整現有的國民收入分配環節。第一，將存款利率提高一個百分點；第二，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上調至5000元；第三，將農業生產資料補貼直接補貼到生產者手上，而不是補貼給生產生產資料的企業；第四，政府加大對教育、社保、醫保的投入，從實際層面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五，國企讓利。她一再提醒，收入翻番必須以改革開路。政府所得稅減免和政府對社會福利的支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翻番的重要措施。但實施這些措施必須與變革政府支出結構同步。我們千萬不能重蹈歐元區的覆轍，不能靠赤字、靠透支未來實現翻番。財政預算平衡是經濟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硬約束條件。因此，財政支出的結構優化勢在必行。

　　透過全書所探討的這么多尖銳問題，貫穿始終的，是左小蕾的苦口婆心：在經濟轉型的特殊階段，應該具備戰略家的思想，不計較短期內一城一池的得失，不糾結短期內零點幾個百分點的增長，更不能被所謂增長“預期”牽制。從經濟發展戰略出發，按照既定方針加大改革力度，釋放改革紅利，培育發展后勁，推動經濟轉型和持續發展，我們才能抓住戰略機遇在2021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最終圓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