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爸袊且凰掖蟠?,經濟發展一定要平穩運行,不能出現重大失誤?!?/span>
2014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攻堅之年。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畫定中國未來10年的改革路線圖,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繪就全面深化改革的經濟藍圖,再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為新一輪改革定下“穩中求進、改革創新”的總基調,中央政府深化改革的方向與意圖清朗。
經濟結構深度調整與原定的政府工作目標——GDP增長7.5%,CPI漲幅控制在3.5%,能源消耗強度降低3.9%以上等穩增長指標,以及守住系統性風險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控制等,都經受著改革帶來的巨大考驗。
4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14年一季度宏觀經濟數據:一季度GDP總值12.8萬億元,同比增長7.4%,環比增速1.4%為2011年以來最低值,兩者均分別低于原定7.5%和1.5%的目標。此外,一季度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1.0%,出口下降3.4%。3月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和購進價格分別同比下降2.3%和2.5%,環比下降0.3%和0.5%。
當結構調整、機構改革、簡政放權、利率市場化等一系列大動作多管齊下時,中國經濟究竟能同時承受多大的改革壓力?改革創新有沒有禁忌紅線不可觸碰?國家發改委將怎樣對放權項目進行監管?地方債風險和區域性風險又該如何保證不被引爆?
應該說,改革攻堅年同時也是風控主題年,兩者如何共生相融,殊為關鍵?!敦斀泧抑芸酚浾邽榇藢TL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他對2014年如何做到改革與穩增長的平衡,如何在諸多禁忌中按既定改革路線前進,以及如何真正啃下“硬骨頭”等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結構調整:堅持五個“不”
《財經國家周刊》:2014年一季度宏觀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存在一定下行壓力,GDP增速7.4%,低于原定7.5%的預期目標。你多年來在發改委親歷了諸多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如何看待結構調整期間的經濟增速問題?朱之鑫:我對今年的經濟發展有信心。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GDP年增速7.5%,是個預期性目標而非絕對的指令性目標,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關鍵在于,這一目標與就業緊密相連,如果定得太低就可能影響全國就業。
如何穩增長,一要看供需條件,二要看國際環境。拉動經濟增長無非就是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結構調整時期,需求方面非常重要,包括了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
當下,出口需求正隨著全球經濟開始緩慢復蘇,這是有利條件。消費需求也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不斷深化,網絡消費、新能源消費等新興消費增長迅速。現在,各種創意產業也已經對經濟產生很強的拉動力,比如去年阿里巴巴“雙十一光棍節”促銷,就明顯對消費有促進作用,很給力。
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養老產業、健康產業、體育產業、互聯網產業等都已經成為消費的新動向,只要進一步挖掘消費潛力就可以保證經濟發展。因而,不能只看到目前宏觀數據上的一些難點和下滑。
此外,中國的投資需求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場空間,我對此也滿懷信心。我國還有一批關系到新型城鎮化、改善民生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棚戶區改造、舊城改造、保障房等將作為今年經濟發展的重點,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交通、水利、環保和民生等領域也還有投資的空間和必要性。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不能片面理解經濟增長要么靠投資要么靠消費,應該理解為政府工作報告中已有的明確提法,即消費對經濟增長起基礎性作用,投資起關鍵作用。
《財經國家周刊》:接下去,中國經濟要實現穩中求進的關鍵是什么?結構調整勢必觸及多領域、多產業和多部門利益,如何把控增長、風險與穩定之間的平衡?
朱之鑫:中國經濟正處在關鍵時期,今年要穩中求進,我們工作中要注意五個“不”。
一是堅持農業基礎不動搖。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CPI年增速將控制在3.5%左右,而去年CPI僅2.6%,表明還存在一定的通脹壓力。如何穩定物價,首要之舉就在于保證糧食和農產品供給,這是最基本的前提。
二是金融領域不出大事。
2013年,金融系統受到影子銀行和房地產市場等影響,廣義貨幣M2余額高達110.65萬億元,同比增速13.6%,年貸款規模也高達72萬億元,流動性供應非常充足但資金使用效率卻普遍不理想。
眼下,資產證券化、利率市場化等進程中都潛伏著一些問題,資金鏈斷裂現象也出現在不少行業和企業身上,我們已經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來減少金融風險對宏觀經濟的不良影響。今年,金融系統能否不出大事,有關部門能否及時預防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是我國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的關鍵。
三是地方債風險不蔓延。
不可避免的,今年地方債務規模還是會有所擴大,一部分地區要以新還舊,一部分地區正面臨到期償債,亟須通過在建項目債務展期等方法來解決。盡管總體上風險可控,但也必須作為今年的重點關注。
四是失業率不攀升。
對于此前設定的失業率目標4.6%,今年應該可以實現。目前,部分產能過剩行業和企業關停并轉,一部分職工下崗,加上今年還有727萬大學生畢業,就業負擔很重。但眼下一些創新性發展領域正需要大量勞動力,可能會部分緩解就業壓力。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今年7.5%的GDP增速目標就是統籌考慮就業情況制定的,因為社會穩定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就業。
五是保持外貿增速不下滑。
據世貿組織統計,2013年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外貿出口對我國的供給能力、產業結構、勞動力發展以及國家稅收等非常重要,因而在擴大和調整內需的同時,千萬不能放松外需。如果不繼續努力開拓國際市場,我國經濟未來也很難保持穩健發展。
金融改革:嚴控地方債新風險
《財經國家周刊》:金融改革也是2014年的重頭戲之一。有專家預測,基建投資將依然保持強勁,穩增長將繼續依靠投資規模的拉升,而銀行信貸仍然是主要的資金投放渠道。你剛才也提到地方債風險。請問在目前投資效率越來越低、資金空轉日益嚴重之時,如何防范風險進一步積聚?
朱之鑫:中國是一艘大船,經濟發展一定要平穩運行,不能出現重大失誤。事實上,對于部分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保障房等領域,發改委一直都在支持發行企業債,今年批下來的企業債規模還會大于去年,會繼續支持下去。
例如,今年全國要改造各類棚戶區480萬套以上,開工建設700萬套,是近年來任務最重的一年,且越往后越是難啃的“硬骨頭”。但棚改事關群眾切身生活,國家正專門研究拓寬融資渠道的各種措施。各地也要在確保建設進度的同時,注重設施配套和公平分配,盡快形成有效供給,為群眾“住有所居”等基本民生托好底。
這一過程中,中央的資金支持尤其債券支持還會加大,目的即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利益。
這樣說來,政府為保證經濟穩定發展而適當擴大直接融資非常有必要。資質尚好、條件成熟的部分投融資平臺,仍需保證對其資金的供給。
對于由此可能存在的債務增量,關鍵就在于控制風險再蔓延,對借貸行為要予以嚴格規范,采取多種措施來確保不出現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各部門需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傊?,保護老百姓的利益,這是政府的責任。
對于已經存在的債務存量,也不妨讓金融機構實行展期,不要切斷債務鏈來加重后果。這方面,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已作出嘗試,承接已有債務的展期。此外,還要及時清理不合格、不合規的地方政府債務。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多年來的地方債務中也確實形成了一批相對良好的資產,比如高鐵、高速公路等固定資產,后續能利用起來很好地化解債務問題。
《財經國家周刊》:外界對市政債、資產證券化等方式寄予厚望,但它們也可能蘊含新風險。對此你怎么看?
朱之鑫:首先要明確,市場經濟正逐步往前推進,因而市政債、資產證券化等化解方式必須深入探索。
應該說,發行市政債是目前的主要考慮之一。結合當前城市市政發展,包括地面建設和地下管網等基礎設施都可納入市政債發行范疇,將不同收益的項目打包起來,綜合考慮債券發行的價格調整。目前,市政債和項目債已有一些試點。
但新生事物必定伴隨著優點和缺點的同時出現,如何防止新風險也是關鍵。這就需要在政策設計之初全面地權衡利弊,充分考慮各種細節和可能性。至于資產證券化,呼聲很高但也有質疑。我們推廣時一定要謹防美國聯邦國民按揭貸款協會(FannieMae)和聯邦住房按揭貸款公司(FreddieMac)的教訓,不能弄一堆很花哨的金融產品,看起來美麗一團,結果是不良資產。
美國次貸危機,很大程度源于一種名為ABS的以資產為支撐的證券化融資方式,監管機構難以把控風險而最終爆發危機。目前,中國很多城市已經引入了ABS模式,而另一種國際上相對安全的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MBS卻相對少見。這其中就存在風險,監管層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必要時將直接規范化管控。
事實上,資產證券化并非是地方債最主要的解法。如果部分地區發債情況較好、資質和財政狀況良好,還是可以允許其保持一定的債務率。對于已有的優良固定資產,也可以逐步將其進行置換、變賣,來籌措下一步投資的資金來源,并非一定要依賴資產證券化。
《財經國家周刊》:保障房、鐵路、民生等領域還存在較大的資金需求,僅僅依靠政府投資很難解決現實困難,你認為應該如何擴大資金來源?朱之鑫:這確實比較棘手,引入社會資本是解決方法之一。
但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社會資本對于基建項目、保障房等商業收益欠佳的領域積極性不足,仍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來主導建設。這就需要政府更積極地調動社會資本,尤其是提高投資效益。例如,用市政債來創新房地產開發,將保障房和商業項目有機統籌來規劃設計,就非常有必要。
城鎮化建設不能完全靠國家、靠政府,應該給社會資本一定的利益機制設計。
另外,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居民也應相應地承擔一部分建設成本。比如,一些地方財政相對寬裕,則地鐵票價就相對便宜,但很多地區財政乏力,就應該在票價制定上有所考慮、因地制宜。因此,部分地區日后在公共設施建設和規劃時,應綜合考慮財政能力與建設資金需求,根據當期財政收入增速來適時調整建設力度。
機構改革:放權力也要防風險
《財經國家周刊》:機構改革也是今年重中之重,政府工作報告第一條便是關于簡政放權,中央也因此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請問這一新機構是否與發改委現有職能有所重合?發改委又是否是機構改革中的“硬骨頭”?
朱之鑫:機構改革非常重要。政府工作報告已明確指出要進一步簡政放權,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審批也還有壓縮空間,還會繼續下放。
僅去年一年,發改委就取消、下放和轉移了45項企業投資項目核準事項,基本相當于從2002~2012年10年間取消下放的行政審批項目的總數,中央部委則一共下放了334項。今年2月15日,《國務院關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決定再取消和下放64項行政審批項目和18個子項,其中發改委的行政審批項目減至25項。
接下去會越來越難,要按照總理辦公會和中央的決定來逐步下放,當然也要根據實際情況來穩定推進,總體的改革方向還是讓市場主體不斷迸發出新的活力。
至于發改委內部,目前人員和部門變動還不明顯。由于過去原有的任務量非常大,如今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重大布局和重大項目還非常多,目前的工作量仍然巨大。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對發改委的現有職能并沒有沖擊,都在中央的領導下統一工作,只是發改委日后將在宏觀調控和研究層面進一步加大力度。盡管過去也一直在強調研究職能,但今后要更加強對重大問題、重大項目的研究,減少具體事務。
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發改委日后研究職能的加強,需要更多利用全國政協、咨詢機構等各類“外腦”,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加強對社科院、各部委研究機構等智囊團的意見和建議的重視程度。
宏觀調控過去也是發改委的主要職能之一,今后會將其突出,發揮發改委的戰略作用和規劃導向作用。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部門調整、人才儲備等都會有后續部署。
《財經國家周刊》:行政審批下放的落實,伴隨著對事中事后的監管,發改委是否會評估政策執行效果?又怎樣防止地方審批能力有限造成新的問題?一些地方已經出現的地方政府“大干快上”、項目扎堆的局面,應如何監督和避免新風險?
朱之鑫:堅持放管并重,必須建立縱橫聯動的協同管理機制。機構改革是責任和權力的同步下放,兩者必須一起承擔。
但目前對此還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有了藍圖和目標,需要我們一步步來推進改革。這對于發改委也是新課題,放權與監管同時到位,也是我們職能轉變的一個重要過程,正在研究之中。尤其是如何建立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監管機制,是個大課題。
眼下,頂層設計上,各個部門正在協調配合,盡量避免權力下放最終又成為多重審批。這其中,“橫向到邊”的邊界也在積極商討之中,如何共同加強監管是重中之重。
需要說明的是,地方上的判斷能力和咨詢能力相對有限,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對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和人員的培訓。例如,一些項目的審批權下放到省里可能問題不大,但下放到市、縣、鄉等基層則可能把控不了風險。對此,我們既要以政策引導,又要加強培訓和監督,將其作為長遠課題來積極探索。
當然,發改委對于已經下放的項目還要加強咨詢和評估,對其不利影響和有利影響做期中評估,考量政策是否需要完善和改進。這點上,一方面需依靠現代化系統跟蹤和監管所有項目,另一方面也必須及時進行抽查。目前,部分評估工作已在進行之中,后續會根據評估效果對政策作出調整。畢竟,沒有一成不變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