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促改革和穩增長的關系將是關鍵性的考驗。全面深化改革，恐怕先要考慮建立一種科學合理的成本分攤機制。考慮每項改革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統籌安排各項改革的節奏、力度、先后順序及其彼此間的配合，對經濟具有擴張性的改革措施先行，對經濟具有緊縮性的改革措施緩行，在既定的改革成本下，盡最大可能讓更多的人從中獲益；或者在改革收益確定的情況下，使改革的成本和阻力盡可能地小一些，避免引發社會群體的大規模利益沖突。

　　王軍

　　中國改革進入了“啃硬骨頭”、“涉險灘”的攻堅期和深水區，各種矛盾、風險和阻力都像海上的冰山一般，其龐大身軀以及水面下也許更為巨大的部分，悄然浮出水面并橫亙于中國這艘巨輪面前，提醒著國人萬不能忽視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一家美國機構近期甚至發布報告，將中國改革的不確定性列為今年全球十大風險的第三位。對此，我以為不能以危言聳聽視之。當下，我們確實應高度關注改革進程遇阻與經濟增速回落疊加的風險。

　　有必要強調的是，盡管改革有利于經濟中長期的增長前景，但中國經濟長期積累形成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畢竟需要很長的時間去綜合治理。一方面，既得利益群體維持現狀的意愿仍很強烈；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在短期內甚至可能將對經濟增長、企業盈利和居民切身利益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還會損害一部分既得利益。當前，尤其令人擔憂的是，財稅、金融、國企、收入分配、資源性產品價格等領域的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或風險，又與當前宏觀經濟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三期”疊加交織在一起，使得改革所面臨的挑戰尤其艱巨。

　　因此，如何平衡促改革和穩增長的關系將是關鍵性的考驗。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考慮每項改革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統籌安排各項改革的節奏、力度、先后順序及其彼此間的配合，對經濟具有擴張性的改革措施先行，對經濟具有緊縮性的改革措施緩行，盡量減少和緩和改革對宏觀經濟的短期不利沖擊。

　　為順利、徹底調整長期以來形成的、盤根錯節的利益格局，決策者別具匠心地設計了“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這樣極富中國特色的決策和執行機構，并且又下設了六個分項改革“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在不同部門，可謂煞費苦心。然而，依然有一些操作環節和技術細節讓人擔憂。

　　比如，盡管這些“辦公室”可能沒有自身的部門利益，但往往也意味著在前臺操刀設計并組織實施的這些部門及其領導人，可能因遠離一線實際工作部門及其領域，未必能準確把握改革的歷史過往及其現實矛盾，其改革思路和開出的藥方能否對癥下藥、其協調各方面各部門各種利益群體的能力和方法能否手到擒來，其推動工作的手段和落實舉措是否針針見血，都存在太多的不確定性。又比如，在強調所有改革都需頂層設計并制定時間表和路線圖的同時，如何調動好各地方各部門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如何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如何避免將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強的改革大業碎片化、線性化、程式化，社會各界難免有很多擔憂。再比如，在一些部門和地區中不乏觀望、等待的消極心理，這些微妙的心理夾雜著反腐風暴、簡政放權等中央層面的重大部署，其謹慎心態就更容易理解了。從經濟學成本—收益角度分析，為使社會各階層充分享受到改革的紅利，恐怕先要考慮建立一種科學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攤機制。在既定的改革成本下，盡最大可能讓更多的人從改革中獲益；或者在改革收益確定的情況下，使改革的成本和阻力盡可能地小一些，從而避免因改革引發社會群體的大規模利益沖突。這需要社會各利益相關方充分地博弈與謹慎地平衡，當然也需要決策者極高的政治智慧。

　　最后，也許是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視的，是要重視和防止行政部門架空改革。長期以來我們始終沒能很好地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與關系。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前所未有地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只是實際情況很復雜，解決起來并不容易。以往的經歷看，最有可能顛覆這一重大理論創新的，采取各種手段削弱、曲解、拖延和駕空改革本意和改革精髓的，往往就是政府中缺乏必要制約和監督的行政部門。以前人們總愛說政策落實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但現在的情況似乎是，改革與發展的腸梗阻是在“最先一公里”。

　　很顯然，如何嚴格限制行政部門的權力，如何防止這些行政部門利用部門的“解釋權”來歪曲改革并夾帶部門私貨、利用技術性理由對抗、拖延改革，應引起最高層的高度警覺。盡管上述這些擔憂有些是初露端倪、有些是線性外推、有些是技術問題，但不能低估其背后所反映的改革的阻力和挑戰。

　　歸納起來，筆者認為，真正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突破口，在于建設法治國家。真正落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政府就得真正敬畏法律、遵守法律，讓一切社會組織、企業和每個公民，都能真正敬畏法律、遵守法律。只有徹底落實法治，保障憲法權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有了這個基礎，才能以制度化的方式實現對公權力和掌權者有效的監督、制衡和約束，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并由此促進公民意識和社會組織的發育，建立起合理利益表達、正常施加壓力和良性社會博弈的機制，進而從根本上破除權貴資本主義。而要消除各級政府、各個部門的既得利益，這意味著改革的發起者和組織者，同時也是改革的對象。

　　當然，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和不當干預，并不代表政府將無所作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之后，還有一句“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具體說來，就是在排除對市場過度干擾的同時，“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

　　因此，建設法治政府和法治國家，意味著必須以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指導改革，用法律的形式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并用法律程序、法律規則矯正政府隨時可能出現的越位、缺位和錯位。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各個部門也要借助社會各界期盼改革、支持改革的強大勢能，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真正推動各項改革方案的落實和執行，克服巨大的舊體制慣性與利益集團的阻撓，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重塑政府與企業關系，以建設法治政府為切入點和突破口。這，將是未來我國最終創造改革紅利、釋放發展活力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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