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已經35年了，我認為中國最大的變化是五個轉向：第一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二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第三是從封閉轉向全面開放；第四是從人治轉向法治；第五是從貧窮落后轉向小康。如果能夠把這五大轉向不斷完善，并通過制度化、法制化不斷鞏固，那就能實現長治久安了。但是這個轉變過程是長期的，不能說一下子就轉變完了。

    比如，我們過去實行的計劃經濟的理念是什么？政府是創造財富的主體，老百姓、企業都是被動的，都圍繞政府轉。政府把納稅人的錢集中在政府手里，再投入到各行各業，手表廠、自行車廠、縫紉機廠，連賣菜的都是國營的?，F在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倒過來后的理念應該是：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企業和老百姓是創造財富的主體。

所以我說浙江為什么有今天？浙江國有經濟的比重在全國來說是比較低的，但是浙江發展得很快，老百姓很富裕，社會很穩定，那些危害社會穩定的傳銷、邪教等違法活動，在浙江為什么很少有呢？因為大家都在創業。這就是市場經濟的本質。這個觀念的轉變，我們經歷了近三十年。走到今天，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是認可市場理念的，現在最關鍵的是需要法治去保障。

    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強調：“為了保證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鄙鐣髁x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

    但是也有人說，現在必須要搞階級斗爭。他們講了三條理由。第一，1956年的時候，私人企業主只有16萬戶，現在發展到497萬戶。這個群體算什么？算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第二，剝削階級有訴求了，政治上要跟共產黨分庭抗禮，經濟上要進入壟斷行業。第三，公有制主體邊緣化。所以根據這三條得出結論：階級斗爭就在我們身邊，要搞階級斗爭。我是不贊成這種看法的，所以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千萬不要再折騰了”。

    我認為只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才可以從根本上杜絕“文革”那樣的錯誤。我曾同一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交談過，我說千萬不能再搞階級斗爭了，如果要搞，結果是“兩個大逃亡，一個大破壞”。第一，人員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業主他們感覺不安全，他們移民了。第二，資本大逃亡。第三，生產力的大破壞。這個對執政黨有什么好處？沒有任何好處！對國家有什么好處？沒有任何好處！對老百姓有什么好處？沒有任何好處！這位領導同志就說，這根本不符合黨的方針政策，我們不能再折騰了。

    上面這段話是我2005年講的，但到現在，大家都看到了，我們的問題更加嚴重，已經出現了“大逃亡”的局面。不光是私營企業主，還有技術精英，都紛紛逃往國外，而且逃亡的資本也越來越多。所以這個事要引起高層注意，保護公民的財產一定要落到實處。法治中國絕對不能只是嘴上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