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踐行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暨‘徐州實踐’高層研討會
2019年7月13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中共徐州市委徐州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推動新時代改革再出發—全面踐行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暨‘徐州實踐’高層研討會”在江蘇省徐州市隆重召開。
會議邀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原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原理事長宋曉梧;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參事任玉嶺;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國家發改委原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孔涇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國家發改委體制改革綜合司副司長王任飛;工信部政策法規司原司長、中國智慧城市論壇副主席郭福華;國家發改委地區振興司資源型城市發展處處長張磊;全國經濟地理研究會會長、中國區域科學協會理事長孫久文;國家發改委產業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黃漢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等領導與專家參加。
全國十七個省市改革部門負責人與高質量發展成績突出地方領導,人民日報、新華社、經濟日報等國內主流媒體參加了研討會。
研討會分上午主題研討會與下午專題研討會,分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調研部主任賈存斗主持。
會議首先播放了徐州市高質量發展專題片。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社長、地方改革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潘治宏以《加強研究和宣傳,助推地方高質量發展》為題代表主辦單位致辭。
潘治宏指出,新發展理念針對我國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和挑戰,深刻揭示了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是我國發展理論的又一次重大創新,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而新發展理念要落地生根、變成普遍實踐,關鍵在各級領導干部的認識和行動。
潘治宏指出,作為習近平總書記十九大后首次地方視察的地點,徐州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地方經濟、社會全面、可持續發展的縮影與突出代表。徐州的經驗就是全面踐行新發展理念,是以十九大會議精神為指引,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生動篇章,是新時代改革方法論的具體實踐,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探索新路徑,為經濟薄弱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落實提供了樣本經驗。
潘治宏表示,近年來,作為國內唯一研究、宣傳改革的國家級刊社,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自覺將習總書記號召的“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強大力量”作為光榮使命,重點關注以徐州代表的地方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和經驗,及時研究、總結和傳播這些改革經驗,為決策層面、研究層面、實踐層面提供參考,促進全面深化改革的落實、推進。
徐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周鐵根代表主辦單位致辭,并以《徐州市圍繞打造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區域樣板實現高質量發展》為題作了實踐經驗介紹。
周鐵根指出,作為經濟次發達地區,徐州在全國所處發展位次、發展階段的特定性,決定了發展成效、面臨挑戰、問題短板都有一些全國共性的特征。因此,徐州的轉型實踐對許多城市具有借鑒作用。
周鐵根表示,徐州堅持從徐州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著力轉變發展方式,積極搶抓一系列重大政策機遇,堅定不移推進產業、城市、生態、社會‘四個轉型’,初步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實際、具有地方特色的振興轉型發展之路。一是持續推進產業轉型,將裝備與智能制造、新能源、集成電路與ICT、生物醫藥與大健康四大戰略型新興產業作為主導產業來發展。二是持續推進城市轉型,大力實施工礦企業退城入園、退二進三,精細化管理城市。三是持續推進生態轉型,開展大規模生態修復,依托山水資源優勢,建設山水園林城市。四是持續推進社會轉型,加快構建以基層黨建為核心、以網格化機制為支撐、以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為引領、以基層協商民主為載體的基層治理體系,切實增強人民群眾幸福感、獲得感。
著名經濟學家、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對會議成功召開表示祝賀。他指出,徐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為新中國的成立做出了奉獻犧牲,奠定和夯實了重要的基礎。徐州也是一座改革的城市,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以后首次地方視察就選擇了徐州,對徐州全面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實踐,包括徐工集團創新發展、馬莊鄉村振興和農村文化建設,潘安湖塌陷地治理等產業轉型、城市轉型、社會轉型等給予了肯定。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在徐州舉辦改革會議,十分有意義。
高尚全指出,根據黨的十九大精神,他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五力并舉”,第一是動力,第二是活力,第二是創新力,第四是執行力,第五是競爭力。動力、活力是基礎,創新力是關鍵,競爭力是最后的表現。徐州全面踐行新發展理念,最終提高了城市的競爭力,在淮海經濟區表現得十分突出。同時,改革是無止境的,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改革永遠在路上,因此,解放思想也無止境,還需要不斷推進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彭森以《踐行新發展理念,推進新時代改革再出發》為題深刻分析了當前國內國外的形勢。他表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我們面臨百年未見之大變局。
彭森指出,全面踐行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要注意三個方面。第一,大國關系發生了深刻的動蕩、變革、變化。我們對中美貿易戰缺少思想準備,將面臨長期的、全方位的對抗。第二,國內經濟長期向好的大趨勢沒有變,但內需形勢不容樂觀。今年1-6月份,我國貿易順差1.23萬億元,擴大41.6%,順差增加反映我國出口增加,進口大大下降。據統計進口下降了7%—8%,說明我們國內內需不足,這是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的新苗頭。第三,要適當的降低對增長的預期。6月底我們M2已經達到192萬億,增長8%左右,新增貸款9.67萬億,增長12.5%,需要重視貨幣量化寬松的影響。
彭森指出, 解決目前的問題要靠改革靠創新。今年5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考察時指出,我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日趨錯綜復雜,我們要清醒認識不利因素長期性復雜性,善于做好應對各種困難局面的準備,最重要還是做好自己的事。自己的事情包括什么?去年政治局開會提出了五個堅持,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堅持新的發展理念,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五個堅持最根本是兩條:一是發展,這個發展不是過去增長型的發展,是高質量的發展。;一是改革,而且改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改革,是加快市場化的改革。在體制上、制度上、機制上建立我們的優勢,這樣才能在國內外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彭森演講最后對未來地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四條建議:一是堅持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二是要進一步處理好改革和發展的關系。改革是手段,發展是目的;三是進一步處理好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的關系;四是進一步處理好黨的領導和尊重人民首創精神的關系。對于改革試點探索的經驗要積極認真進行總結和推廣,加強宣傳和引導,制造更好的社會輿論氛圍,為改革進一步的深化,為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取得根本勝利,為建國七十周年作出我們的貢獻。
原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原理事長宋曉梧曾主持全國的老工業基地與資源型城市振興轉型工作,他在題為《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需處理好幾個關系》的演講中指出,高質量增長對于資源型城市對于老工業基地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有助于處理好幾個重大關系:
第一,高質量發展理念有助于處理好經濟增長與改善民生的關系。民生問題對于資源型城市和老工業基地更加重要,在計劃經濟前一階段,在民生問題上資源型城市和老工業基地欠賬很多,包括東北的那些城市,后來GDP增長也很快,但是民生改善遲遲后退指標。徐州高質量發展創新實踐在這方面樹立一個很好的榜樣。
第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搞好“放管服”,做好營商環境,真正發揮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因素,這對于資源型城市和老工業基地對資源型城市有特殊的意義。同時,資源型城市歷史欠賬是政府欠的賬,政府應該擔任起責任,比如,沉陷區的治理,在政府積極倡導和主導下把沉陷區治理解決好了。棚戶區改造這些問題政府不出面完全靠市場是很難的。另外,資源型城市和老工業地區養老保險負擔很重的,建議中央在這方面要承擔責任。新時代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政府和市場作用兩方面各司其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司其責,把整個資源型城市和老工業基地的改造在新的發展理念下推進。
第三,傳統產業和新型產業、新舊動能轉換關系會處理好。徐州處理好新興產業和老產業轉型有六條創新經驗:一是完善科技政策支持體系,精準釋放系列政策紅利;二是促進科技產業融合,推動高質量發展,圍繞徐州現代產業體系加快建設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實現科技創新與新高尖技術的發展深度融合;三是完善雙創平臺體系,構筑科技企業孵化金融鏈條;四是完善協同創新企業,借助外力外腦推動企業創新發展;五是完善技術轉移轉化體系,打通科技與經濟結合的渠道;六是完善科技金融扶持體系,拓寬創新創業的融資渠道。這六方面經驗就把傳統產業通過創新和創業融合起來了。
宋曉梧指出,上面三個關系在我們貫徹新的發展理念和轉向高質量發展方面,對于資源型城市和老工業基地特別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有利于用新發展理念解決好過去長期在資源型城市轉型和老工業基地改造中遇到的不太好解決的問題。
怎么樣搞好高質量發展?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在題為《高質量發展需要六個必須的牽引和推動》的演講中指出,一是要以城市化為龍頭狠抓鄉村振興和城鄉統籌。我國城市化率偏低,農村一部分人口還是低收入水平。二是在技術創新方面,我們要舍得加大投入,要用好人才紅利。三是要以物流為紐帶,利用好交通優化營商環境。
在題為《以數字經濟推動落實新發展理念和高質量發展》的演講中,工信部政策法規司原司長、中國智慧城市論壇副主席郭福華指出,數字經濟是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也是我國拉動內需擴大就業的重要領域。2017年我國數字經濟領域就業人數達到1.7億人,占當年總就業人數的22.1%。尤其是過去幾年我們國家在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下,全國就業不但沒有降反而呈現增長知勢,數字經濟發揮了就業的穩定器和倍增器的作用,中美貿易戰不管結果如何,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是我國應對挑戰拉動經濟增長實現穩定就業的有利武器。
作為全國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主管部門代表,國家發改委地區振興司資源型城市發展處處長張磊演在題為《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階段性進展和下一步考慮》的演講中表示,我國高質量發展雖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目前仍處于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科學審視轉型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一是轉型發展不夠平衡,一些資源型地區環境承載力較弱,要素集聚能力不強,市場機制不活,轉型發展壓力很大。特別是獨立工礦區和采煤沉陷區等特殊類型地區,逐漸成為區域發展的孤島。二是轉型發展不夠充分。一些資源型地區因開采引發的地質災害頻發,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時有發生,基礎設施和居民住宅破壞嚴重。據統計有80%的地區,位于礦山地質災害易發區,半數以上的礦區基礎設施受損或老化,60%以上的礦區公共服務功能不完善,一些偏遠工礦區生產生活條件還很辛苦。三是轉型發展的質量亟待提升,一些地區資源型產業占工業比重仍然高達70%左右。大部分資源型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內省生力尚未完全形成,產業趨同化現象突出。部分地區甚至面臨二次轉型的困境。四是轉型發展體制機制尚不健全。涉資源收益分配改革涉及深層次的利益格局調整,協調平衡各方訴求的難度還很大。
下午專題研討會上,圍繞“新發展理念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同發展”,四位國內權威專家進行了主題演講。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國家發改委原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孔涇源以《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行了演講。
孔涇源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政策層面要解決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有一些政策要重新思考和探討。比如財稅體制改革,我們是單一制主導下的分權體制,中央和地方事權體制性的交叉很難分清楚。責任制本身更適合聯邦體制,我們不是這種體制內核,中央到地方政府之間,地方各級政府之間職能交叉、權責交互,這個問題需要解決。此外,間接稅向直接稅轉化的時候,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地位。高收入階層和有錢人可能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發達地區,若主體稅種由間接稅轉為直接稅的話,發達地區財政收入會占據優勢地位。
作為國內知名的區域經濟專家,全國經濟地理研究會會長、中國區域科學協會理事長孫久文在題為《推動淮河生態經濟帶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徐州高質量發展》的演講中表示,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有三個特點需要注意,一是東西部之間相對差距可能在逐年縮小,但是它的絕對差距仍在加大。二是南北不平衡問題,2017年全國超萬億的城市一共是14所,南方11個,北方只有3個——北京、天津、青島,北京和天津都是直轄市,直轄市如果連萬億都不到這個說不過去,所以北方真正超萬億的城市就是青島一個。此外,南方人均產值也比北方人均高5000多塊錢。三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到底包括什么?有四部分,第一是貿易一體化,第二是要素一體化,第三是政策一體化,最后才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孫久文認為淮河生態經濟帶現在可能是處在要素一體化為主的階段,而政策一體化可能還沒有完全開始。
國家發改委產業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黃漢權在題為《資源型城市產業升級:困局、誤區與建議》的演講中表示,現在資源型城市轉型升級有四個誤區:一是喜新厭舊片面追求發展新興產業,覺得傳統的東西視為雞肋,沒有發展前景了。二是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見影效果,培育形成一個新產業往往五到十年,甚至更長。三五年就想見成效,這個比較難。三是越俎代庖替企業做主決策。四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有的產業接了互聯網,裝幾臺電腦,找幾個大學生,好像這個產業就是新興高技術產業,實際上它好多內容并沒有變。傳統產業其實經過改造升級還是有發展大的空間,如佛山的家具企業,通過互聯網個性化定制,把個性化需求和批量化生產結合起來,每年百分之五六十的速度在增長,所以傳統產業升級還是有空間的,不能大家都去弄新的,這是片面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在題為《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的生態文明建設新特點、新內涵》的演講中表示,新時代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生態文明建設有六個內涵:一是生態環保內涵轉變;二是建設方法的轉變,從具體點源和項目的環境保護到區域、系統、全過程保護;三是經濟發展的內涵轉變,由高速度增長到高質量發展;四是生態文明的內涵轉變,由重點關注環境保護到如何對待生產、生活和生態,通過發展來解決環境問題;五是環保模式的內涵轉變,從以減排為主的模式轉化為以環境質量管理為核心的環境管理模式;六是體系構建的內涵轉變。
下午專題研討會上,四位地方領導介紹交流踐行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實踐經驗。
山東省淄博市委常委、秘書長、改革辦主任畢司東以《做好四篇文章 以制度創新引領老工業城市轉型升級》為題進行了經驗介紹。畢司東表示,淄博主要從四個方面踐行高質量發展:一是突出新舊動能轉換,以制度創新提升產業發展層次水平。出臺“工業強市30條”、“工業精準轉調1+N實施方案”等一攬子政策,對化工、建陶、醫藥、機械、陶瓷等12個行業及31個細分行業,逐一制定精準轉調制度辦法,做到“對癥下藥”。二是突出科技引領,以制度創新打造轉型發展新引擎。創新建設了一批效能“實”的成果轉化平臺、凝聚力“強”的協同創新平臺、路子“廣”的招才引智平臺,解放和激發了科技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三是突出生態環保治理,以制度創新構建綠色發展新格局:壓減低端淘汰落后產能的工作機制;大幅減煤調整能源結構的工作機制;鐵腕重拳整治環境問題的工作機制。四是突出自我變革守正出新,以制度創新激發內生動力。立足流程再造,深化“一次辦好”,同時以信息化為抓手,不斷深化民生領域體制機制改革,推動財政投入面向民生、資源分配向基層延伸、基本公共服務城鄉均衡統籌。
福建省南平市人大副主任、市委秘書長、改革辦主任潘劍才的交流題目為《綠色發展的南平實踐與路徑選擇》。潘劍才表示,南平市著力做好“轉化”文章,把支撐點放在產業上,突破點放在創新上,著力點放在機制上,加快以綠色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概括起來是“一三五”,即,一個支撐、三大創新、五項機制?!耙粋€支撐”是著眼于相得益彰,構建綠色生態產業支撐體系,培育綠色發展新動能?!叭髣撔隆保阂皇莿撔隆八莱鞘小苯ㄔO;二是創新“生態銀行”建設;三是創新“武夷品牌”建設。“五項機制”著眼于常態長效,建設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強化綠色發展新保障。一是防治一體,建立全域環境綜合治理機制;二是生態優先,實行最嚴生態保護機制;三是導向牽引,構建科學合理評價機制;四是明確權責,建立嚴密高效責任機制;五是先行先試,探索多元化市場機制。
湖南省長沙市委改革辦常務副主任吳德峰在題為《用“改革錦囊”為高質量發展賦能》的經驗交流中表示,長沙主要從四個方面踐行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一是強智能,圍繞智能制造領域加大對國內國際全方位的交流合作;二是聚賢能,針對高層次人才,長沙建立了四個類別高層次人才分類評價認證機制,建立了領導干部直接聯系服務高層次人才的制度,建立了補貼和服務的兌現機制;三是蓄勢能,用改革的思維和手段做強做實產業鏈、價值鏈、人才鏈、創新鏈,助推產業主體聯合體發展。22條產業鏈其中以智能制造產業為主,注重知識產權的保護,建立全面的知識產權法庭,同時將營商環境納為改革的重中之重;四是增效能,強化改革的耦合性、系統性、連貫性,推動智能制造。
浙江省紹興市委改革辦副主任戴大新表示,紹興的基本經驗是《以“畝產論英雄”改革推動改革高質量發展》。近年來,紹興市堅持圍繞節約集約用地、節能降耗減排等重點,引導企業走高質量發展之路。一是深化完善工作機制,建立健全市、縣兩級聯動和部門協同工作機制,建立效益綜合評價、資源優化配置、改革創新及精準服務等四機制,把畝均效益標準作為產業準入、企業轉型、平臺建設的基礎,統籌推進工作落實,引導“精耕細作”高質量發展。二是全面推進綜合評價,制定深化企業綜合評價方案,構建指標明確、權重合理、邊界清晰、職責到位的評價體系。全面建立“一企一單”的評價數據、結果企業負責人簽單制度,確?!爱€均效益”綜合評價最大程度獲得企業認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