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6-27日，中國體改研究會在北京召開“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重點討論當前經濟形勢及其對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的迫切要求，特別是中長期改革的基本思路與重點，來自全國各地的2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座談會，現將與會者的發言綜述如下：

一、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在于深化改革

1.轉變發展方式是國內經濟結構演變的內在要求。與會專家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和外部市場需求萎縮的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更加的緊迫性。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一緊迫性并非僅僅是由于外部條件變化帶來的，我們更需要研究國內需求結構戰略性升級和變化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由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新階段，國內需求結構中私人產品短缺問題總體解決了，公共產品短缺問題日益突出，這些變化對發展方式轉變已經提出了現實要求。如果僅僅從或者主要從外部的沖擊、外部的挑戰來看發展方式轉變，恐怕很難看到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基礎性的東西，甚至由于寄希望于外部市場的恢復而延誤可能的機遇。因此，有的專家提出，轉變發展方式需要“三個終結”，即：投資主導的增長方式要終結；出口導向的增長方式要終結；以GDP為目標的增長方式要終結。我們要從投資、出口主導的增長方式向消費主導的發展方式轉變，從投資生產大國轉變為消費大國。盡管社會上對這個問題還存在很多分歧，但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討論。

有專家指出，在“九五”計劃時，我國就提出“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黨的十七大把“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口號變為“轉變發展方式”，到現在十幾年過去了還沒有實現這個轉變，根本的問題在于體制機制問題沒解決。

2.當前制約發展方式轉變的突出體制性矛盾與障礙。有專家提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政府轉型直接聯系在一起，政府不轉型，經濟發展方式很難轉變。而政府改革尤其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經提了多年，一直沒有實質性進展。目前以政府為主導的追求GDP為特征的增長方式仍然非常明顯，例如，有些地方政府在“十二五”規劃中仍然提出主要用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變發展方式到了一些地方變成大上高科技、資本密集型項目，追求的還是GDP。

還有專家認為，在收入分配結構中, 儲蓄與消費的比例關系不合理，2008年我國居民消費只有35%，企業和政府的收入所占比重過高,造成了整體儲蓄率過高。企業過高的儲蓄率是造成投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專家分析，我國企業儲蓄率高有經濟發展階段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財稅體制不合理造成的，第一，資源性企業不交資源租，這部分收益都成了企業利潤，企業儲蓄也就特別高。世界各國一般資源的收益都歸國家財政，而我們資源的收益都成了占有資源的企業的利潤。第二，在我國壟斷性國企上交給國家的利潤最高只有10%。而國際上的通行做法是，國有企業要將利潤轉給財政部門，由財政部門再分配，或用于公共支出，或用于返還企業。這兩個制度上的不合理，導致我們的儲蓄率比一般情況下至少高10%。

有專家進一步提出，現在到了改“國富優先”為“民富優先”的時候了。我國已進入以擴大國內需求為基礎的發展新階段，繼續堅持國富優先，不僅會造成社會總需求的減少，也會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只有民富優先才有可能提高老百姓消費能力，擴大社會總需求，縮小貧富差距，由此奠定以消費為主導的可持續增長的基礎，并解決公平發展問題。

3.推進以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第二次改革”。有的專家認為，之所以提出“第二次改革”，一是我們原來預定的若干改革目標還沒有實現，有些具體改革在實踐中存在扭曲，甚至有“復歸”舊體制的情況；二是現在改革遇到了比較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問題；三是強調“第二次改革”具有階段性的鮮明特點，比如說現在公平的問題突出了，由此引起經濟和社會的矛盾融合在一起，社會因素突出了。基于此，提出“第二次改革”，可能更容易達成各方面的改革共識，凝聚改革動力。

“第二次改革”的基本思路可概括為“三條主線”、“五個趨勢”?！叭龡l主線”：一是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以初步滿足公共需求變化為主線的社會改革；三是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體制改革，這里當然也包含某些政治體制改革的因素。“五個趨勢”：一是“十二五”要初步形成消費主導趨勢下的轉型和改革；二是要初步形成城市化形勢下的轉型和改革；三是形成公共產品短缺趨勢下的轉型和改革；四是形成低碳經濟趨勢下的轉型和改革；五是形成政府轉型趨勢下的改革。

4.需要一些“硬”指標作為改革之“錨”。有專家提出，在“十二五”時期，要實質性推進發展方式轉變，需要有一些硬約束。比如消費率、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公共服務、碳經濟等都要有硬性指標，而且需要作出一些制度安排。消費率的問題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安排聯系在一起，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安排聯系在一起，低碳經濟除了硬性指標的問題還有類似環境產權等基礎制度的安排問題，政府職能轉變更重要的在于相關財政稅收體制和干部選拔機制等安排問題。

也有專家建議，應當把利用外資促進國民經濟高速增長調整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上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在于創新驅動、內生增長和低碳發展三個方面。事實上，許多跨國公司已經通過建立研發中心帶動中國當地企業科技和管理創新，他們在華企業不僅自身生產制造綠色產品，而且帶動當地企業建立綠色供應鏈。只要我們引導得當，跨國公司可以在加快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發揮積極作用。

二、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需要澄清的幾個理論問題

與會專家普遍認為，我們每一次重大改革措施的推進，都是以思想解放為先導。要深化改革就要繼續解放思想，這一點很關鍵。與會者提出了以下幾個需要澄清的理論問題。

1.關于國有經濟的定位問題。有專家認為，現在國有經濟的定位不是很明確，雖然在中央文件當中有一句話，把有限的國有資本集中到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和行業當中去，但是現在有一些人還是認為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非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如果這樣認為，國有經濟當然不能退，只能進。但是，國內外的事實說明，不是國有經濟比重越高越好。蘇聯垮臺的時候，強大的國有經濟沒有支持蘇共繼續執政。上世紀七十年代，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比重比較高，達到30-35%，沒有人說它們是社會主義。我國浙江國有經濟比重低，但是經濟發展很快，人們的富裕程度很高，社會很穩定。因此，不能簡單地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有的專家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的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的事實都說明這個問題。為了得民心，就要把民生問題解決好；為了得民心，就要保證老百姓的參與權，尊重民意，讓人民活的有尊嚴。還有專家提出，更多的國有資本要集中到公益性領域，國有企業從事的主業要嚴格限定。

2.正確理解公有制經濟為主體?，F在社會上有人認為，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所占比重太高，超過了50%，突破了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底線，所以不是社會主義了。針對這一觀點，有專家提出要正確理解公有制為主體。第一，我們應該主要從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方面來理解公有制為主體。第二，我們要與時俱進，把公有制為主體改為公有制為主導，國有經濟即使占20%、30%，也可以發揮主導作用。

3.堅持市場化改革。對于這次危機引發的有關市場經濟與政府作用的討論，與會專家普遍認為，我們應該繼續堅持走市場化的道路，不搞市場經濟，企業就沒有活力，資源就不可能有效配置。我們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市場機制還不健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發揮的還不夠。但是，我們要搞的市場經濟不是“原教旨主義的市場經濟”，要有政府的監管與調控，尤其是在公共服務領域如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4.正確認識利用外資。有專家認為，近年來，一些人在外資企業的問題上，把經濟問題意識形態化。例如，他們認為外商“惡意并購”當地企業，影響國家經濟安全，要求抵制外資并購。但是，通過對22個外資并購境內企業的案例進行調查，沒有一個真正影響了國家安全，也沒有一個在其所在行業形成了壟斷。從傳統的冷戰結束前的視角看，跨國公司是發達國家經濟侵略的工具。但是從經濟全球化視角看，跨國公司正在轉變成全球公司，他們的利益不僅在總部所在國，而且在投資經營所在國的利益越來越重要。吸納整合全球公司帶來的全球資源恰恰是一個國家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條件。

三、收入分配不公是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

與會專家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近年來，由于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在經濟方面，導致結構失衡，在社會方面，導致各階層之間沖突加劇，影響了社會穩定，是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F在已經到了切不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時候了。

1.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有專家認為，當前權力尋租是一個最突出的問題。在正常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收入差距大，無非是資本回報拿得多，勞動回報拿得少，這還有一個合法的理由，就是投入了資本才能得到回報。我們現在面臨的大量收入流失，既不是資本的回報，也不是勞動的回報，而是權力的回報。有人利用權力尋租或者獲取壟斷收入，對社會的危害，要遠遠大于正常市場條件下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危害。這說明我們現在財政體制、行政管理體制等方面存在相當多問題，迫切需要改革。從黨的十三大到十七大，每一次在黨的文件里面都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但是在具體措施方面遠遠滯后，特別是在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上滯后，這是造成大量制度漏洞，從而造成收入分配扭曲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有專家進一步指出，權力在資本市場上獲得的收益甚至高于腐敗收入，但是，這部分收入是以合法收入的形式存在，查處起來很難。因此，如何對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是下一步改革要解決的問題。

2.權利不平等。人們常說，一次分配靠市場，二次分配靠政府。針對這種說法，有專家認為，這句話從理論上講沒有錯，關鍵在于我們的一次分配沒有真正貫徹市場原則，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預了一次分配，造成了一次分配的不合理。例如，我們是用戶籍等行政手段把城鄉兩個勞動力市場分隔了，使得1億多農民工工資被壓低，如果沒有農民工身份的限制，真正按照現代勞動力市場同工同酬，反對就業歧視的原則，農民工工資不會被過分壓低。再如，壟斷性行業和競爭性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這么大，是由于政府給了壟斷性行業特許權，占有資源的企業不收資源稅，市場不放開，才造成這種狀況。所以，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政府對一次分配的調整也有重大責任。

3.二次分配效果不明顯。有專家指出，歐洲國家的再分配政策，包括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對縮小收入差距起的作用非常大，基本上把基尼系數降低10到15個百分點。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數如果是0.50，經過再分配以后，它可以降到0.35左右，但是我們的二次分配效果非常有限。因此，我們應該加大再分配力度，包括在稅收政策、轉移支付等方面要作大的調整。還有專家進一步指出，我們的二次分配不僅作用有限，而且在很多方面還是逆向轉移的，比如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都存在逆向轉移，整個城鄉之間的社會保障也是逆向轉移。

也有專家認為，我國當前收入差距擴大與現在的經濟發展階段有關。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勞動力供大于求，因此資本能把勞動力價格壓低，工資的增長慢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成果主要體現在資本的回報上。這是在不充分就業條件下，勞動力市場競爭的結果，也是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走過這個階段，達到充分就業，就有了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基礎，但是，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對于當前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導致社會矛盾突出的問題，有專家提出，我們需要有一套新的辦法、新的機制來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的問題，這個利益均衡不是平均主義，但是得解決利益大體均衡的問題，而這個利益均衡應當通過一種公平的社會博弈實現，社會要為公平的利益博弈創造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