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國際輿論和市場關注4月19日中共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經濟下行存在“體制性”因素不到一周，多位學者彭森（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會長）、孔涇源（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張維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曉晶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蘇劍（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樊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小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等，4月24日在國民經濟研究所和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十年》和《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新書發布研討會”上發表觀點稱，回顧中國改革四十年來的不平凡經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堅持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基本方向、堅持以惠及人民大眾為改革和發展目標，是過去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當前，改革與發展都處在一個重要關頭，能否繼續推進改革，是未來能否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的關鍵。

上述兩件事之間好像沒有必然聯系，但都共同觸及到了經濟“體制性改革”這一重大主題。

他們贊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十年》中所提出的關于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有巨大潛力的三個判斷及改革訴求：

第一，目前中國城鎮化率還不到60%，未來城鎮化發展仍然有巨大空間，能夠繼續發揮火車頭的作用，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相關體制和政策需要調整，特別是要把城鎮化中“見物不見人”的傾向，轉到“以人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并推進土地制度改革。

第二，民營經濟蘊藏著巨大的發展動力。改革四十年的經驗證明，民營經濟部門的增長始終引領著整體經濟的增長，不僅增長更快，而且投入產出比更低（即以更低的投入帶來同樣的產出），在經濟不景氣時減速更慢，恢復時復蘇更快。只要有公平競爭的條件，民營經濟的未來發展潛力就仍然巨大。因此改善市場環境，促進公平競爭，政策一視同仁，減少行政干預極其重要。

第三，科技進步和創新能夠為未來增長提供強大動力。近些年來，在一些領域里，市場導向的科技進步已經出現了加快的苗頭。而要讓這些潛力得到釋放，除了需要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還需要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使知識產權得到充分保護，使創新得到尊重、收到回報；同時需要改革科研體制和教育體制，去行政化，增強市場激勵，鼓勵多元化發展。

他們也贊同王小魯、樊綱、胡李鵬在《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中提出的關于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五大判斷和一項重大改革訴求：

第一，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體制經歷了多方面的改革，基本上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了市場經濟體制。這些改革極大地煥發了經濟活力，加速了經濟增長，使過去4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5%；中國從人均GDP不到200美元的低收入國家成長為人均GDP約88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第2位；居民收入實現了大幅度提高，福利大為改善，數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

第二，中國經濟能夠實現如此大進步，最根本的條件就是市場化改革。

第三，市場化改革并未完成，還有很多方面改革不徹底。中國目前的市場體制仍然是不完善的，而且經歷了進進退退。市場在一些方面的資源配置中并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尤其是在過去某些時期，政府對市場的行政干預有所上升，經濟中的不公平競爭現象有所增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所減弱，收入分配出現惡化。

第四，這些導致了經濟結構失衡和增長動能減弱，使經濟面臨重大挑戰。

因此，他們特別強調：中共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十九大報告中都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這一改革還沒有到位。重振市場化改革，是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最重要任務。

從諸位學者在會上發言的內容看，他們非常強調實證分析，并據此一共提到多個方面的判斷和改革訴求，涉及改革的定義、國企改革的關系，以及關于中國模式的疑問。

彭森：改革需要明確定義 改革無止境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的發言，談到了四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沒有完成的幾個深刻原因：

他說，我們搞了40年改革，為什么還遠遠沒有完成？這個問題確實給我們出了一道難題。但是想想，可能無非就是幾個方面：

第一，涉及對改革的定義。是一般意義的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或是五位一體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定義始終在調整。

第二，改革的目標模式、改革的路徑存在著重大的爭論，到今天也沒有停止。小魯書里面也提到，我覺得突出一點就是對計劃經濟批判得是不是很徹底？近來有人強調，計劃經濟還有計劃經濟的好處，我們搞的“一五”、“二五”，初步建成了較完備的重工業體系，這都是計劃經濟的優勢。對計劃經濟的前20多年反思、總結、批判，我覺得還遠遠不夠。關于走向市場的進與退，小魯書中也都介紹了。對市場經濟本身的爭論一直都沒有緩解和停止。去年還出現了“民營經濟離場論”的風波，出現了“私有制滅亡論”的提法，這都不是偶然，都反映了社會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基礎。

第三，我們對改革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的認識還是在不斷深化。

彭森特別舉例對此判斷加以說明：

在改革初期，對于改革所需的時間，比較普遍的認識是，改革比較容易就可以完成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路線，體改委是1982年才建立的。1982年成立時還是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兼體改委的主任。1982年的3月25日，在第一次體改委黨組會上，他講了幾句話，第一句話，體制改革重點是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計劃和市場關系的問題，一個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第二句話，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說到底就是改計劃體制，這也是講到了要害。第三句話，講到了改革大致需要的時間：總的考慮，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改革這件大事，我看可能十年用不了，五年又太少，你們體改委能不能搞個6年的規劃？到1988年，基本完成改革的任務。這代表的是當時中央的判斷，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判斷。因為兩年以后十二屆三中全會做改革決定的時候，文件里面有一句話——在分述計劃改革、國企改革、價格改革、勞動工資改革以后指出，總體來說改革應該根據國民經濟各個環節的內在聯系和主客觀條件的成熟程度，分輕重緩急和難易，有先有后、逐步進行，爭取五年左右的時間完成。這意味著1980年代末要完成改革。但是實際上那時候改革連目標模式都沒有定，1986年又出現反自由化的思潮。1987年李鐵映來體改委兼任主任，第一項工作就是組織“三、五、八”規劃。后來我專門問他，為什么搞“三、五、八”規劃？他說來的時候中央就交代了，原來想1988年、1989年能完成，看來不行了，能不能再搞8年，搞到1995年？這是有明確任務的。所以“三五八”就是這么來的。后來搞了8個課題組，當時吳敬璉老師一個組，社科院劉國光一個組，人大吳樹青一個組，北大、中央黨校都參加了，最后大家普遍認為1995年能完成。吳老師那個組當時提出來，1年穩中起步，2-4年基本轉軌，5-8年鞏固完善。而實際上到了1992年才確定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很不容易。

到了上世紀末的時候，又一次開會總結改革經驗。李鐵映深有感觸地說，我們當時把改革看近了、看淺了、看易了，看來是發展無止境，改革無止境?！斑@是改革的親歷者、見證者得出的結論。我覺得這一條體會很重要。”彭森表示。

第四，中國改革遠遠沒有完成，這是一個大的判斷。彭森說他完全贊成兩本書里面的結論，并講了一個故事：

2011年的時候，當時請了一些外國專家對中國改革提一些意見和建議，當時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前世行駐華首席代表林重庚等人來的。我當時在發改委分管改革，陪他們談了整整兩個半天。我都講完了以后，問外國專家有沒有什么看法，斯賓塞教授講，中國改革建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廈，你們把大樓建立起來了，遠處看很宏偉，但是近處看還有很多問題：窗門是不是都安對了？里面的動力系統、信息體系、穩定系統，很多系統還沒有真正按照市場的辦法運行。比如說像競爭政策，公平競爭的原則是不是都落實了？這是一個判斷。另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原則，比如說公平正義，落實得怎么樣呢？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外國專家好像很尖銳，實際上我覺得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啟示，我們市場化改革之路還遠遠沒有完成。

彭森還提到，從去年的下半年以來，中央對市場化改革又發出了明確的新的信號。去年7月31日，政治局會上首次提出穩中有變，國際上面臨重大風險挑戰。后來到了12月13日政治局會上又新提出了“五個堅持”，其中第五個新的提法，就是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這個提法近幾年提得比較少了。2015年以來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市場化改革說得少了。習總書記講的“五個堅持”，一是穩中求進總基調，二是新的科學發展理念，三是高質量發展，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五是明確提出來深化市場化改革，這有很大的變化。到40周年慶祝大會上，總書記專門講了，要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的改革相統一。目標導向改革，中央是第一次提，目標導向改革講的也是市場化改革，被明確提出來。兩天以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有一個新提法：推進“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這也是和目標導向、市場化改革相一致的。

彭森說，今年1月23日，中央深改委第6次會議又提出來，要對標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方面取得決定性成果，要多抓根本性、全局性、制度性的改革。到了3月5日，“兩會”上李克強總理作了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來要通過市場化改革的方法來破解當前發展中的重大難題。我覺得從中央一系列關于改革發出新的信號，對我們下一步繼續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務。

他還說，根據中央的要求和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我們這兩本書肯定會得到社會上很高的評價，分省份市場化指數的報告也應該更有信心、有條件把它越做越好。

彭森最后對兩本書提出的兩點建議，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

第一，市場化指數報告，我們已經形成了品牌和完整的體系，要考慮連續性，但是也要考慮一些新的變化，從今年開始，市場化改革正在抓幾個大的標志性任務。一是，全面落實2018年版市場準入制度，這個制度已經邁出了一大步。二是，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雖然是2016年年底出臺，要求2017年中央一級推廣，2018年在全國推廣，但是進展比較慢。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計劃報告都反復強調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重要性。這也是我們研究市場化指數一定要關注的。

第二，小魯的書講了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看法，特別是用了一些數字，這個數字有一組還需要更加慎重一點。公共部門投資占GDP的比重，從書中看，政府和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1978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7年好像增加得很快，實際上這幾年全社會總投資占GDP的比重上升得更快。改革初期的時候，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占GDP不到20%，2001年的時候突破30%，到2010年的時候突破60%，到了2017年已經突破70%。所以我們一直說要解決投資拉動的傳統發展模式轉化，經濟轉型問題還沒解決好。但是，政府投資在總投資中比重在下降。2003年，中央政府的總投資占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當時中央政府投資差不多2000多億，全社會總投資是多少呢？5萬多億，占5%左右。這幾年中央政府投資翻了一番，2018年5600多億，但是社會總投資到了去年已經67萬億了，中央投資占比連1%都沒有了。如果考慮中央審批項目投資占比，變化也很大。過去一年國家發改委要審幾千個項目，占整個社會投資的20%以上；現在經過中央政府來審批的投資項目已經大大下降了，只有幾十個重大項目，投資占比可能連5%都沒有。這些變化還是要客觀地分析認識。

彭森表示，市場化的問題，特別市場化改革是一個歷史使命，是我們一代人始終不渝的改革任務。這兩本書不論是市場化指數報告，還是小魯本身作為一個改革的親歷者、見證者寫的《改革之路》，很好地反映了我們這一代人對市場化改革持續的分析研究和追求。但是當前我們還面臨著很嚴峻的一些挑戰和風險。本次會議討論中在很多問題上達成共識，與兩本書里的一些重大判斷是完全一致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市場化改革的路繼續走下去，完成好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