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九屆年會上，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出席閉幕式并演講。以下是發言精編：

大家好，中國改革開放之路到去年已經走過了40年。這40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也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多的寶貴經驗。在我看來，回顧過去40年的改革歷程，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重要的啟示。

首先，過去的經濟高速發展是改革的成果。

從1978年開始，中國從原來的低效率的、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通過漸進改革的方式逐步轉向了市場經濟體制。在開始改革以后，經濟就進入了高速增長軌道，延續了近4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從世界上的第14位迅速上升到第2位，人均GDP從不到200美元上升到8000多美元。按照2010年的國家貧困線標準，用不變價格計算，1978年農村有7.7億人是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97.5%，到2017年已經下降到3000萬人，只占農村人口的5%。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改革開放之前的20年，GDP的年均增長率是5.1%，屬于中速增長，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只有1.7%，是低速增長。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前的20年的計劃經濟時代并沒有使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善。而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平均經濟增長9.6%，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7.4%，都取得了高速增長的成績。最為重要的，就是居民收入發生了大幅度的增長，發生了大規模的變化。

在這期間，民營經濟扮演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的角色。改革這40年，GDP的年均增長率比改革以前的20年提高了4.4個百分點，其中民營經濟貢獻了4.0個百分點，國有經濟貢獻0.4個百分點，民營經濟的貢獻絕對是主要的。今天的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就業。事實上，民營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我們今天還在延續著過去一個傳統的說法，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如果我們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衡量一下，我們的認識是不是也需要與時俱進？是不是需要做出新的調整？

第二點啟示，我認為改革的核心就是市場化轉軌。

過去的改革也是一個思想逐步解放，認識逐步深化，目標逐漸明確的過程。比如說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但是當時講的是改革經濟管理體制，還沒有明確提出來全面改革經濟體制，更沒有明確實行市場化改革。到了1982年，中共十二大首次把市場調節寫進了黨的文件，但是當時講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當時的商品經濟指的就是市場經濟，所以說這已經是邁出了一大步，但是前面還是加了“有計劃”三個字。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更明確提出來“加快建設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才進一步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過去方方面面的改革，可以說都是圍繞著市場化改革這個中心，一開始實行放權讓利，吸引外資，開放市場，逐步放開價格，鼓勵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發展，后來又搞了改革財稅體制，建立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進行了國有企業改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等等。這些改革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都是圍繞著市場化這個中心。

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到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經濟中的市場調節比重已經超過了50%，主要是指產品市場，還沒有包括要素市場。上世紀90年代市場調節已經占了主導地位。所以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市場化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

第三點啟示，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公平競爭。

我們有了市場，但不等于就實現了公平競爭。改革開放過程中對這一點其實也是逐步認識到的。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到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才提出來“國家要為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創造條件，對各類企業一視同仁”。后來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又陸續提出來不光是要公平競爭，還特別提出要平等的使用生產要素，也就是意味著把公平競爭的概念從產品市場推向要素市場。

但是今天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并沒有完全解決，公平競爭的問題仍然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是不是實現了公平競爭？大企業和小微企業之間是不是享受了公平的競爭條件，這些，我覺得仍然有一系列體制方面和政策方面的問題是需要解決的。

第四點啟示，就是改革需要協調推進。

改革開放出初期，我國提出來兩大目標，一是經濟體制改革，二是政治體制改革。今天看來，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可以有先有后，但是缺一不可。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來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實現黨政分開、政企分開，解決權力過份集中，政府龐大臃腫等問題。那么這里說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在我看來主要就是解決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問題，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是由政府配置資源還是由市場配置資源？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解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如果我們仍然還是黨政不分、政企不分，那么市場絕對資源配置也就沒有辦法落實。

第五點，改革是思想解放、基層首創、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結果。

回顧過去的改革，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的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或者叫包產到戶的改革，實際上是農民的創造，是自下而上的對當時的所謂姓資姓社框框的突破。當時黨內對此有很多的爭論，有一個著名的爭論就是有人說搞包產到戶就是違背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違背社會主義原則，就是搞資本主義。而另一位黨內的高級領導人說，包產到戶是為了讓老百姓吃飽飯，是讓老百姓吃飽飯重要，還是社會主義原則重要呢？在我看來是讓老百姓吃飽飯更重要。這是當時一個很有代表性的爭論，事后我們發現，我們說的社會主義原則，有很多還是受了舊的傳統觀念，傳統意識的約束，是一種僵化的停滯的觀念，其中有很多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也是不正確的。通過承認和接受農民的創造，在全國推廣了包產到戶，短短幾年時間，農村就實現了讓農民吃飽飯這個目標。1977年全國糧食產量只有兩億八千萬噸，到1984年迅速上升到四億一千萬噸，上升了1.3億噸。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農民能吃飽飯了，而且農民的收入大幅度的提高，人均增長160%。

第二個例子是鄉鎮企業的發展，當時農民搞了包產到戶以后效率提高了，大量的勞動力剩余出來，這些剩余的勞動力怎么辦？農民在很多地方就搞了鄉鎮企業，當時叫社隊企業。那個時候社隊企業允許搞，但是有非常多的限制，在領域、行業、經營內容方面都有很多的限制。但是農民辦起了鄉鎮企業，在很多地方突破了這些限制，而且得到了中央的認可，于是鄉鎮企業在全國全面的發展。在市場導向下，鄉鎮企業在整個1980年代發展迅速，到1990年全國鄉鎮企業就業人口近1億人，鄉鎮企業產出占了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4。那個時候民營企業還沒有發展起來，鄉鎮企業實際上在經濟加速增長中間起了主導的作用，帶動了經濟的加速增長。

第三個例子，改革開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也是地方先行。1978年四川首先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實驗，這個實驗成功后，迅速被中央接受，推向全國，國有企業走向市場。另外，特區和沿海開放也是當時中央和地方之間反復互動、交流、磋商的結果，最后形成了四個特區。這也是學習國外經驗的結果，使中國經濟逐步從封閉走向了開放。

還有一個例子，價格雙軌制的改革，也是由地方首先實行的，企業改革允許國有企業超額完成任務的產品進入市場，才有了價格雙軌制。而鄉鎮企業的發展在市場導向下進一步擴大了市場調節的部分，實際上是實踐先行。1984年全國中青年經濟學工作者討論會，有些中青年學者提出來一個比較系統的思路，就是推行雙軌制改革，這個建議迅速得到了中央的認可，比較完整的形成了一套雙軌制的思路，導致了逐步從計劃價格體系轉向市場價格體系。和其他的一些轉軌國家相比，中國通過一種漸進的方式，穩定地實現了價格轉軌，而沒有發生經濟的大起大落，沒有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和經濟崩潰，這個應該說是全社會集思廣益的結果。

另外，比如說像民營經濟的發展和股份制改革，也都是尊重基層首創，突破“姓資姓社“的思想禁錮和學習發達國家經驗的結果。上世紀90年代“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還有加入WTO，這些實際上也都反映了改革開放的一些特點。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當時的改革只有頂層設計，沒有基層首創，沒有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沒有對過時的條條框框進行反思和清理，沒有以改革開放的心態來學習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沒有把人民大眾的利益作為改革最重要的目標，那么恐怕今天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在我看來，這些今后仍然是我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