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重建改革邏輯”為主題的2014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今日舉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在會上稱，以往我們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描述為“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當中起基礎性的作用”，這種說法并不科學，高尚全認為，宏觀調控并不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

高尚全表示，市場經濟發揮作用主體是靠市場而不是靠政府，政府的作用是在市場的基礎上發揮，而不是先發揮政府的作用然后再發揮市場的作用。宏觀調控的內容主要是靠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不是主要靠行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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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我覺得宏觀調控跟市場化改革是不矛盾的。因為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本著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建立宏觀調控體系，但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呢？過去十四屆三中全會有一個表述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當中起基礎性的作用”。這個表述我覺得不科學。所以，這是十四屆三中全會這么表述的，后來一直表述。到十六屆三中全會一開始我就提出這個表述應當完善一下，應當修改一下，為什么？因為這樣表述的話，宏觀調控變成了一個前提條件了，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先來調控一下，這樣子不是一個前提條件，宏觀調控變成了一個前提條件，不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

第二，市場經濟發揮作用主體是靠市場而不是靠政府，如果政府宏觀調控下是靠政府。

第三，政府的作用是在市場的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而不是先發揮政府的作用然后再發揮市場的作用。

第四，宏觀調控的內容主要是靠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不是主要靠行政手段。

第五，雖然搞宏觀調控，國務院說必須要搞宏觀調控，但到了省市甚至于到了下面國際政府都想搞宏觀調控，大家都來調控不是亂了？所以對宏觀調控的含義不是很清楚。所以后來我說這個表述應當改一下，我記得2003年4月，在起草小組的一次大會上，我提出了意見，因為我一共參加了6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的一次會議是十四屆三中全會，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三個經濟改革的文件我都參加了，所以我提出了這個表述應當完善和修改一下。當時，溫家寶同志他是起草小組的組長，他覺得我的意見對，所以后來就改了，改成“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沒有說國家宏觀調控下，這樣改了一下。所以是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更大程度上”，不再提“國家宏觀調控”。到了十八大以后，又進了一步，“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所以我講歷史很有意思，原來是計劃來配置資源，現在要市場來配置資源。國家宏觀調控下又進了一步“更大程度、更大范圍”。十八大提出來“更大程度、更大范圍”。十八屆三中全會又進了一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個質的提高，是理論上的創新，是改革的重大突破。本來市場經濟就是市場配置資源，結果在宏觀調控下（進行），現在要回歸到市場。所以市場配置資源，這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習近平總書記講過，市場經濟就是市場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我說這個講到點子上和本質上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實現了五大轉變，第一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二，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三，從貧困落后到了初步進入小康。第四，從封閉的半封閉轉向全方位的開放。第五，從人治走向法治。這個方向提出來是了不起的，但這個過程沒有完還應該繼續走下去。

所以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這個我們應當好好地領會，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最大的亮點就是這個。原來我們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爭論的，一種理解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價值規律、競爭規律都必須要遵循，不同的時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另外一種理解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它可以不遵循價值規律。為什么出現了我們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為什么出現了中國模式？中國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固化了，中國成功了，金融危機以后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為什么？因為我們有中國模式，中國模式主要是強化了政府作用，弱化了市場的作用。為什么出現了這種情況？因為定位沒有沒有統一到正確的認識上。所以這次三中全會的決定，習近平同志的講話真正回歸到市場經濟的本質。

我在1993年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之后，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我本書題目叫《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總題目是“中國經濟制度的創新”，副題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我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般，社會主義條件是特殊。所以要處理好一般和特殊的關系，我們本來不能因為強調特殊了來否定一般，否定一般就是否定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否定了經濟規律，那是絕對不行的所以必須要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凡是凡是符合人類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必須要借鑒和學習?，F成的東西人類文明的成果不去學習都來強調特殊嗎？所以首先要把人類的文明成果拿過來，然后根據中國的情況來應用來借鑒，把人類的共同規律借鑒過來了。

      這是我們黨的一貫政策，我記得1984年的時候《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的時候，文件里有一句話很重要“我們要總結自己的經驗，同時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管理方式、管理經驗”。為此，人民日報邀了我一篇稿子，《正確對待西方的管理經驗》。我們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也是借鑒了西方的經驗，后來到了十五大，人家說股份制是姓資的不姓社的，結果十五大提出來“股份制是資產的一個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用，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用”。這就分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們這次把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了一個正確的定位，我想可能以后爭論就少了或者是不爭論了，或者對于我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我們兩個目標，實現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都有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