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首次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牽頭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亮相。
"現在是改革的深水區，但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不強。成立類似國家體改委的機構還不行，一定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高尚全，這位長期從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踐與研究的"老體改委"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說，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三個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推動中國改革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這三個文件的出臺幾乎都是相隔十年，現在距離上一個文件的出臺已經有十年了，改革也面臨著新的情況和任務，應當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
一切皆因改革而生。
1982年，在原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基礎上，成立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下稱體改委）。除個別時期外，體改委主任均由時任總理兼任。
體改委存在的20年里，是中國改革大放異彩的黃金(1320.50, -7.00, -0.53%)時期。體改委擔負著"改革中樞"的重任，被視為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機構。它集調查研究、參謀指揮于一身，有"小國務院"的稱號。
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體改委被降格為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簡稱體改辦）。2003年，體改委（辦）這個曾在中南海辦公的機構被撤銷。同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成立。
體改委成立時中國還是鐵板一塊的計劃經濟，撤銷時，市場經濟在中國已勢不可擋、深入人心。從承認價值規律到承認商品經濟；從以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最后定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推進國企改革到確立股份制，體改委對那段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那時，體改委聚集了一批海外和本土的專家，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出路。高尚全是在1982年4月從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調入體改委。1985年到1993年任職體改委副主任的他，見證了體改委各個節點的輝煌和苦澀。
如今，已經85歲高齡的高尚全仍保持著旺盛的工作狀態，每天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辦公室工作，桌子上一個臺式電腦，一個筆記本電腦，閱讀材料，撰寫文章，到全國各地參加會議，繼續為改革鼓與呼。
一切皆因改革而生
《財經國家周刊》：體改委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
高尚全：當時農村改革已入第四個年頭，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還未全面啟動，還是原來那套計劃經濟體制模式。政企不分，條塊分割，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來資源配置，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很嚴重。
舉一個典型的例子，沈陽有兩個廠，一個是變壓器廠，旁邊一個是冶煉廠，變壓器廠歸機械工業部管，冶煉廠歸冶金部管。變壓器廠需要的銅由機械部從云南等地大批量運來，而冶煉廠生產的銅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國各地。一墻之隔的兩個企業不能橫向聯系，造成了大量物質和時間上的浪費。體改委成立時，當時的國務院領導說，體制改革歸根結底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二是條條與塊塊的關系。
《財經國家周刊》：體改委成立后，有哪些重要節點對當時的經濟體制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
高尚全：有4個會議值得一提。
第一個是1984年4月在常州市召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座談會。原來常州每個煤油燈罩統一定價為6分，因價格太低，生產廠家沒有積極性，燈罩緊缺，于是這"小小的燈罩"也成了計劃供應品。后來，他們將燈罩價格放開，由6分漲到了2角，起初擔心消費者反感，但結果相反。這次會議，加快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的步伐。
第二個重要會議在西苑飯店。在上世紀80年代初，人們害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混同起來，會變成資本主義，因此商品經濟形成共識經歷了艱難的磨合過程。1984年8月，體改委邀請了近20人在西苑飯店開研討會，會上大家意見很一致，認為"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無必然聯系"。
第三個是巴山輪會議。1985年9月2日，巴山輪從重慶啟航，沿長江向東。船上匯集了眾多的西方經濟學家，這是中國第一次引進西方經濟學，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思想啟蒙，為1987年十三大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方針作了理論準備。那時，國內即使是主張商品經濟的人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理論。第一次聽西方學者講怎樣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中國學者和官員都很興奮。討論工資問題時，西方學者講勞動力價格、勞動力市場，很多中國學者和官員都是頭一次聽說。"七五"計劃就吸收了巴山輪會議的成果。
第四個會議是在泰國舉辦的四國五方會談。1986年，世行駐北京首任代表林重庚向中央建議可以借鑒南朝鮮經驗，中央指派體改委與南朝鮮接觸。但當時中國和南朝鮮尚未建交，過不去，進不來。我就建議去第三國會談。1987年6月4日，我率考察團赴曼谷參加計劃與市場國際研討會。泰國、南朝鮮、印度的重要官員和世界銀行[微博]副行長都參加了研討，各國介紹自己的改革和發展情況，特別是南朝鮮運用政策性計劃和市場的作法和經驗受到過我的重視。
三個重要文件
《財經國家周刊》：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改革的決定，體改委為《決定》的出臺做了哪些探索？
高尚全：我有幸參加了這個《決定》的起草。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中央領導有意推出一個關于改革的文件，使之成為繼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之后新的高度。
《決定》中一個重大的突破就是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一次提出"商品經濟"概念，這是解放思想的結果。這個稿子起草過程中，黨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先后八次和起草小組進行了座談，共同修改這個決定。在起草過程中，我也提出，改革就是要為迅速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掃清道路。
但是，我的意見提出后，有人不贊成把商品經濟寫入《決定》，害怕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混同起來。因為反對的人官都比我大，起草小組通不過。能不能把"商品經濟"寫進決議，始終是爭論焦點。
為了爭取外援，我建議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名義，在北京西苑飯店召開了那個理論研討會。會上大家一致認為，商品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范疇，同計劃經濟也不是對立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我們把會上的意見以理論探討成果的形式上報。當時的中央決策層說：中國還是要搞商品經濟，不妨寫篇文章送給"老同志"們看看。
馬洪同志組織起草《關于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再思考》寫好后，分送幾位黨內老人，沒有反對意見，只有一位提出，最好不要從全民所有制內部找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還是從兩種所有制的關系、兩種公有制的存在來說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原因為好。最終在十二屆三中全會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寫到決定上去，這是中國改革歷史上一個重大的突破口。
《財經國家周刊》：第二個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這次經濟體改革重要文件起草上，你提了哪些建議？
高尚全：我當時負責起草這個《決定》的市場體系部分。這個《決定》，第一次把資本市場寫上去了，這不容易，因為解放以后不能提"資本"兩個字，怕"資本"和"資本主義"相聯系，所以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只能叫"資金"。其實，資本是生產要素，不是與資本主義相聯系，我們社會主義同樣要利用資本這個要素。
關于"勞動就業市場"還是"勞動力市場"也有不同意見。我堅持要理直氣壯地提出勞動力市場，但有人說：勞動力怎么進入市場呢？勞動力進入市場就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
為了使建議得到高層支持，我曾分別征求薄老和李嵐清副總理的意見，他們的反應很積極。后來中央政治局常委專門開會討論《決定》，我心血來潮發了言：必須明確提出"勞動力市場"，我一口氣講了五條理由。
會議沒有繼續討論，江澤民總書記只說了一句：提出勞動力市場，社會上能不能接受？第二天我找了主持起草工作的溫家寶同志，我有點內疚地說：昨天我不應該發言，當時有點沖動，但我不發言，"勞動力市場"的概念就出不來。后來，家寶同志為了把"勞動力市場"寫到《決定》上去做了很大努力。他把關于勞動力市場的材料報送給總書記，江澤民同志又批轉給各中央常委，各常委表示沒有意見。所以把勞動力市場才寫進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
《財經國家周刊》：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出臺時，體改委已經被撤銷，這個《決定》在經濟體制上有哪些改革？
高尚全：當時有人認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但實際上，改革任務仍然十分繁重。
在文件起草過程中，我曾兩次發表意見，第一次討論文件大綱時，我提出，改革是無止境的，完善也是無止境的。
第二次是在全體會議上，我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幾個理論問題，一是完善、發展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把原來的公有制為主體完善為公有制為主導。
二是對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提出了建設性的修改意見：第一，原來的表述，要使市場發揮作用，必須先經過國家的宏觀調控，國家宏觀調控變成市場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了。第二，資源配置的主體是市場，而不是政府。第三，政府在市場的基礎上才能更好發揮作用。第四，宏觀調控主要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而不是主要用行政手段。第五，誰代表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國務院當然是代表國家，但到了地方政府也想掌握宏觀調控權。這五條意見被采納，所以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不再用原來的表述，而是改成"更大程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三是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傳統的思維方式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兩股道上運行，甚至把兩者對立起來?，F在要通過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兩股道變成一股道，擰成一股勁，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使之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發改委"與"發展委"
《財經國家周刊》：你認為，2003年撤銷體改委的原因是什么？
高尚全：有很多原因。首先有種誤解，認為改革搞得差不多，不需要改革了。第二，在改革過程中難免觸及相關部門的利益，受到一些利益部門、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改革是要得罪人的，但不改革不行，這是一個歷史的責任，一定要搞改革，一定要有勇氣。改革者一定要有這個自豪。
以前主要進行的是經濟體制改革，但一些核心問題都沒有解決，比如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干預多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雖然在發展，但過去長期積累的矛盾會顯現出來，而且還會出現新的矛盾和不穩定因素，正如發展不能替代改革一樣，改革終究是發展的動力。
《財經國家周刊》：當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取名時，最早叫發展委，你建議要加上改革兩個字。當時的情形是什么樣的？
高尚全：國務院體改辦撤銷后，把改革的職能并入新成立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新成立的機構簡稱叫什么？經請示國務院辦公廳簡稱叫"發展委"。我當時提了三條意見。第一，發展和改革明明是兩個方面，不要改革了，不合適；第二，當時有人說改革已經搞得差不多了，體改委、體改辦等機構可以不要了，人員也不要了，這時候取名"發展委"會加深誤解；第三有人說"發改委"叫著不順口，"發展委"叫著順口，這就更不是理由了，時間長了都會順口。
這三點意見當時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的馬凱同志聽進去了，后來請示國務院，取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結果比我想象的好很多。當時有人怕麻煩，沒敢提。意見提出來后，我也想過領導會怎么考慮，但我覺得這個意見是對的，如果是"發展委"保持到現在，沒有了改革，是要負歷史責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