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3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濟寧市人民政府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聯合承辦的“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高層研討會在山東省濟寧市召開。
全國人大、國家發改委、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科技部等相關部門領導，山東省、濟寧市等有關領導、部門負責人，四川攀枝花、湖南婁底、山東棗莊等國內部分轉型發展成效顯著的資源型城市代表，新華社、人民日報、經濟日報、中新社等國內主流權威媒體等共200余人參加了此次研討會。
主辦單位指出，此次研討會是為了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落實《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精神，全面總結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巨大成就，研究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過程中政策制定以及實踐探索中存在的困難與問題，探討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動資源型城市改變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研討會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劉浩主持。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劉浩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昌智向研討會發來賀信。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代表主辦單位致辭。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彭森
濟寧市委書記馬平昌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社長、總編輯馬克代表承辦單位致辭。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社長、總編輯馬克
全國人大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劉新成代表民進中央致辭。
山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孫偉代表山東省政府致辭。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原副主任宋曉梧，國家發改委東北振興司原副司長彭會軍，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副巡視員彭紹宗，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濟寧市市長梅永紅，科技部發展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元，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國土資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鄖文聚，安邦咨詢集團副總裁、高級研究員賀軍，東北師范大學資源型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支大林在研討會上作主題演講。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原副主任宋曉梧
四川、湖南、河南、湖北等城市代表介紹了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探索實踐經驗。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昌智在賀信中指出，《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通過以來，我國進入全面改革的歷史新階段，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及可持續發展核心，就是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動力，要活力，釋放改革紅利，推動資源型城市轉變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統籌推進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大幅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陳昌智指出，《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于2013年12月3日發布，標志著我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及可持續發展進入到一個新階段。這次研討會很有針對性，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在致辭中表示，資源型城市轉型工作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也是國家經濟轉型的重要內容。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我國深化改革、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攻堅期，也是經濟換檔期，前期增長消化期。解決這些問題關鍵是要通過深化改革，從根本上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體制性、機制性矛盾，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改變，著力培育和增強創新驅動發展的新動力、新優勢。
彭森指出，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給資源型城市帶來的挑戰更加嚴峻。上半年，長期以來依賴資源的部分地區，比如像河北、山西、黑龍江經濟增長速度都在6%以下。這些地區過去發展形勢非常好，比如煤炭、鋼鐵、有色金屬等，只要有項目，銀行就貸款。這樣的企業，現在虧損面則達到了30%-40%。但是壓力和危機也可以轉化為動力和機遇，資源型城市應該利用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強化、以及產能矛盾凸顯的倒逼機制，下定決心加快改革，特別是在資源環境稅費的改革等方面，要邁出實質性步伐。
彭森認為，去年12月國務院轉發了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這個規劃的出臺，標志著我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和城市發展進入了思路清晰、任務明確的關鍵時期。目前，在全國范圍內應該盡快推出一批資源型城市試點，為我國資源型城市的轉型發展提供借鑒。對于先行先試的城市，國家層面應給予高度重視和政策支持。
濟寧市委書記馬平昌在致辭中表示，濟寧是典型的煤炭資源型城市。濟寧“因煤而興”，煤電產業奠定了濟寧的工業基礎，但由于煤電產業過大，導致產業結構偏重、能源消耗高、經濟抗風險能力差，同時也帶來土地塌陷、農民失地、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為避免陷入“礦竭城衰”的困境，近年，濟寧市在煤炭開采鼎盛期主動推進轉型，走出了“依靠資源起步、憑借轉型跨越”的經濟發展新模式。到2013年，濟寧市經濟格局出現“三個重大變化”：先進制造業超過煤電產業占據主導地位、占工業比重提高到75%；高新技術產業超過工業增速，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24%；服務業超過GDP增速，上升為支柱產業。近5年，在煤炭產量沒有增加情況下，全市經濟總量翻了一番，突破3500億元，地方財政收入增長兩倍，突破300億元。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社長、總編輯馬克在致辭中表示，近年來，按照有關部門文件要求，以及有關領導“繼續加強基層改革探索調研、推廣”的指示精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充分發揮上傳下達的橋梁作用，對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加大調研與報道力度，對有關資源型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實質性推動作用。
全國人大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劉新成在致辭中表示，濟寧是典型的以煤炭為主的資源型城市，在資源鼎盛期主動探索，力求實現快速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統一，資源開采與環境治理的同步，經濟發展與民生保障的多贏。目前，濟寧實現了資源觀的更新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通過煤炭產業鏈的延展和非煤產業的發展，成功實現了轉型。
山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孫偉在致辭中指出，探索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是維護國家能源資源安全、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山東建設“兩型”社會的必然要求。近年來，山東省先后出臺了支持棗莊、濟寧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意見，關于資源枯竭城市轉型發展的意見。下一步，山東省將在產業轉型、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改善民生、環境治理和恢復生態等方面繼續探索資源型城市的轉型發展。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從四個方面闡述了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的重要性及政策建議：
一、資源型城市轉型是轉變發展方式面臨的突出任務?！度珖Y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對資源型城市的轉型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做出了具體的部署。這個文件把資源型城市轉型所面臨的緊迫性講出來了。當前我國煤炭的采空區達到了14萬公頃，出現了沉陷區。棚戶區的房子有7千萬平方米亟待改造。資源型型城市失業的礦工有60多萬人，享受低保的有180多萬人。
二、建立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要建立生態文明體制，特別是提出要建立自然資源資產的產權制度。這是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按照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至少有三項改革對資源型城市發展至關重要：一是建立自然資源資產的負債表；二是建立主要領導對自然資源損壞情況的審計制度和自然資源資產損壞的責任終生終究制度；三是建立自然資源資產損壞的賠償制度。
三、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這是資源型城市轉型的有效機制。按照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至少要建立三個制度：一是建立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生態損壞成本和修復效益的價格形成機制；二是建立誰使用資源，誰污染環境，誰付費的制度；三是建立由第三方治理的機制，誰有資質、有能力就通過招標讓誰治理。
四、科技創新是實現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根本出路。資源型城市的轉型發展，從根本上來說要靠科學技術，從中國實際出發，要自主創新，這才是出路。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原副主任宋曉梧指出，資源型城市轉型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作用：第一、對資源型城市進行分類指導。在不同類型的資源型城市里，政府所要發揮的作用不完全一樣。對于枯竭型城市，政府有很多歷史欠帳，這部分歷史欠帳不能推給市場解決。歷史欠帳包括資源價格的欠帳、安全生產方面的欠帳、生態破壞方面的欠帳、基礎設施方面的欠帳，還有關于勞動力成本方面的欠帳。這些問題政府必須由政府主導解決；第二、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全面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問題。
宋曉梧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是在經濟體制改革這章里寫的，在社會和其他領域沒有這個提法。在整個全面可持續發展過程中，除了經濟問題，更應該重視社會問題。所以應該強調政府在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中應主導做全面、長期的規劃，政府可以委托中介組織來做，但是政府要發揮主導作用，而不能單純靠企業來做。
國家發改委東北振興司原副司長彭會軍表示，實踐證明，資源型城市轉型及實現可持續發展是系統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比如，德國的魯爾地區從上世紀60年代推進轉型以來，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從失業率來看，德國魯爾地區的失業率在全德國還是最高的，說明它的轉型難度是非常大的。我國的資源枯竭型城市，不僅面臨著產業結構單一、生態環境惡化、經濟增長緩慢的問題，還面臨體制和機制的不順。盡管中國的資源型城市轉型取得了一些階段性的成果，但面臨的任務非常艱巨。
彭會軍指出，資源型城市轉型必須解決幾個方面的問題：一、亟待樹立正確的資源開發觀念，資源開發秩序有待進一步的規范。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工作，令人擔憂的并不是由于資源枯竭帶來經濟下滑、職工失業等問題。這些問題只要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有地方政府和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能逐步解決。令人擔憂的問題是相當一部分資源型城市只顧眼前，不顧長遠，只顧賺錢，不顧環保的資源開發觀念仍然當道。我國資源富裕地區開發強度過大，資源綜合利用水平比較低，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很嚴重，由此引發各種社會矛盾。二、實現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不僅需要正確的發展理念，積極主動轉型的具體行動，更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和約束。目前，完善資源型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面臨眾多的問題，資源型城市和國有大型開采企業之間的關系如何理順也存在問題。因此，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為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是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工作的關鍵和難點。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副巡視員彭紹宗指出，以改革促轉型，應抓住六個著力點：一要分類推進產業更新，建立接續替代產業的發展機制。要根據資源型城市所處的不同階段，分類選擇接續替代產業，對處于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三類資源型城市建立產業發展機制；二要保障產權清晰、流轉流暢。資源開采和劃撥等產權問題是導致礦產資源無序開展的重要原因。目前，山西省已制定了有關政策，實現了礦業權的規范有序流轉使用；三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充分借助資本的力量推動轉型。要充分發揮信貸融資租賃等金融資源的作用，同時優化金融環境；四要利用好城鎮化戰略機遇，深度推進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要治理好塌陷區，另一方面必須抓緊開展多規合一的改革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改革，開展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宅基地和征地制度改革，優化城市的空間布局，為城市今后的發展留下足夠的空間。五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以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六要完善社會資本的投入機制，推進生態環境的修復。
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認為，資源型城市轉型有三個方向：一是成為區域中心城市，由資源型城市變成區域中心城市，帶動周邊地區發展；二是成為功能性城市。資源型城市如果不能成為區域性中心城市，就可以考慮變成大城市的功能性城市，實現共同發展；三是搬遷。一些城市，尤其是礦區，資源枯竭了，轉型無望，只有搬遷到另外一個地方才有出路。
濟寧市市長梅永紅指出，濟寧資源型城市轉型的經驗可以歸結為三點：一、樹立開放的理念，讓轉型的觀念深入人心；二、重視科技創新。資源型城市能否順利實現經濟轉型，科技創新起到關鍵推動作用。近年來，濟寧市構建科技創新平臺，實施人才強市戰略，促進科技金融深度融合等措施，強力促進了城市轉型；三，完善公共服務。近年來，濟寧市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大力推行政務公開，促進了政府職能轉變，提高了公共服務水平。
科技部發展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元表示，資源型城市轉型過程當中，需要引進新的企業，但更重要的是城市要有內生動力和內生活力。除了對資源充分利用，更重要的是政府要營造良好的經商環境，讓普通老百姓行動起來，讓更多中小企業成長起來，為城市轉型帶來足夠的活力和真正的根植性產業。這來自于政府公共產品的提供，而不是政府過度的投資和過度的參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表示，資源型城市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從財稅的角度有三個方面值得關注和思考：一、資源產權收益制度的完善。我國資源產權收益制度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我國的資源屬于國家所有，資源的使用并沒有真正的體現產權的收益。礦產資源實際上是大量廉價的使用。廉價使用的源頭是所有者的產權收益并沒有真正的包含到資源價格當中去，這導致了資源性產品價格的不完整。同時，礦山資源所有者的收益如何以市場的方式體現缺乏基礎層面的制度。國家所有的資源沒有形成分級的產權制度，沒有對政府進行資源開發使用過程中的確權。具體體現為哪些資源地方是可以開采的，哪些資源地方是不可以開采的，開采過程當中地方有什么樣的權力，我國至今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二、財力與事權相匹配不到位。對于資源開采，各個地方沒條件就創造條件開發，有條件更是過度的開發，強力開發，這導致了地方生態環境問題的爆發；三、與資源相關的稅制不完善，尤其是資源稅改革不到位，加劇了資源型產品價格的殘缺。資源開發有大量的外化的社會成本。這種外化的社會成本通過資源稅的方式可以內化到產品價格當中去，但是我國沒有這個機制。
國土資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鄖文聚表示，土地整治包括對礦產資源開發造成的破壞進行恢復，同時也考慮到土地生態環境的治理。以前，我國全國的土地因為開礦造成的損壞，復墾率非常低。2006年之前，大概是7%。2010年編寫全國土地整治規劃時，將 2015年土地復墾率的指標定為27%。目前看來，這個目標很難實現。鄖文聚指出，歷史遺留的礦山問題，應該由政府承擔責任?，F實是，新的復墾任務在逐漸增加，歷史遺留的沒有解決，現在政府挑不起這個擔子，治理不了。
安邦咨詢集團副總裁賀軍認為，資源型城市轉型要發展中小企業。比如，美國彼茲堡在政府主導轉型過程中發現，重振經濟不可能完全依靠大企業，要創辦小企業。彼茲堡在轉型過程當中，扶持了大量的機器人、電子計算機、生物工程、高效能源和無線電通訊類的小企業。這些小企業生長起來以后，形成了有活力的創新企業群落，對城市轉型很有幫助。
東北師范大學資源型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支大林對不同類型的資源型城市轉型給出了具體建議：一，林業資源城市轉型可以利用豐富的森林資源轉變發展的方式。這些城市要形成多元產業結構，帶動城市轉型發展。比如，發展林下特色經濟，林區生態經濟等；二、石油城市轉型發展可以采取不同的發展路徑和模式，逐步推進石油城市由最初的石油型城市，到石油制造型城市，最后發展成為加工制造業城市；三、煤炭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應該采取不同的發展路徑和模式。從延伸產業鏈條，發展非資源型產業方面入手，積極探索預防式規避式的方法。成熟型的煤炭類城市，應發展接替產業，實現產業多元化，經濟結構合理化；四、綜合型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應及早謀劃，積極培育接續產業；五、獨立工礦區多遠離城市和市場。資源枯竭后，它的產業轉移單靠工礦區自身的力量很難完成轉型。如果借助外部力量轉型成本太高。所以礦區通過轉移人口和勞動力，減小城市規模乃至整體搬遷是客觀要求。
四川省攀枝花市、湖南省婁底市、山東省棗莊市、河南省鶴壁市、河南省焦作市、湖北省黃石市等城市代表介紹了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探索實踐經驗.
研討會期間，鄭新立、宋曉梧等專家學者參加《濟寧市資源型城市轉型與可持續發展思路研究》專家論證會。
研討會后，宋曉梧、梅永紅、彭會軍、王元等領導針對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熱點問題接受了新華社、人民日報、經濟日報、中新社等媒體的采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