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互聯網金融全球峰會北大論壇于2016年4月19-21日在北京召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出席并發表演講。演講實錄如下：

    我今年已經66歲了，已經步入老年了，早就跟不上新事物了，能被邀請參加這個會我感到很榮幸。我是北大77級經濟系的畢業生，每次來北大仍然有親切感。這次會議主持人說你講講宏觀經濟和改革，我只能談點個人的看法。全球的經濟，最近流行兩個詞，一個是剛剛的耶倫講話用了11個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一個詞。經濟學家陶中用了一個詞，他是2016年如果非用一個詞刻畫經濟的話，他說叫無常，這兩個詞有相同的含義。我們2014年中國進入新常態，但現在看來下行還在繼續，各種不確定性的事件常常出乎意料在發生，比如說去年的股市暴跌。中國經濟實際上成了全球經濟，在全球人士來看重要經濟已經成了全球經濟最難預料的、最不確定的。
　　中國經濟怎么了？我說中國經濟其實如果簡單的改革，從表面上來看就是債務風險拖累了中國經濟。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說法？現在根據各種國內外專家估計，中國的總債務，就講實實在在的，每天需要在資本和財務中做安排的，大數應該在150萬億到170萬億之間，相當于GDP的250%左右。這個數量大致已經超過日本的債務。
　　從2008年以后全球的總債務大概增長了50%到60%，大數是增加了50萬億到60萬億美元。我看到一個資料，中國經濟的債務增長了4倍左右。為什么這樣說？因為2009年我們啟動了投資來維持增長的戰略，而且投資的80%以上是投向了國內的市場，為內需服務的。不算2015年，從2008年到2014年我們總共在4萬億政策的指引下，我們總共投資212萬億的投資總額，毛投資率高達70%以上，凈投資率在50%以上。遠遠超過一般的發達經濟體，高出一倍以上。也遠遠超出此前的我們2003年到2008年黃金發展階段的投資。我們用于內需投資額是我們內需自身成長的5倍到6倍，內需就是國內消費在2008年到2014年，這六年增長了1.1倍，可是投資額用于為內需服務的增長的5倍到6倍。使我們的投資的效益大幅度的下降，截止到2014年投資的投入產出的效益下滑了七成以上。而這里大約有一半是在我們現在的去產能的領域，比如鋼材水泥、設備制造和房地產開發。另一半略多一點，是用于城市化的基礎建設和各種各樣的政府融資平臺所做的政績工程。投資效益最差的是后面這一塊，因此引起了巨大的地方債，所謂的地方融資平臺。
　　從2014年以后新常態的提法實際上是一個委婉的說法，是要跟這種投資模式告別。然后財政部啟動了所謂的轉換債，去年發了3.2萬億的轉換債，今年準備發5萬億，用此來維持，使他們免去繼續借高利貸。但是對于非政府這塊真正的企業，包括一些大的國有公司，他們的債務怎么辦？他們其中有一些也是債務很多，為了使這個債務破解，最近也在研究突破銀行法，把銀行的貸款轉成對這些企業的持股，專門研究。比如我所知道的個別很差的公司正在嘗試做這件事。
　　債務的風險，通常領導人說要防范系統性風險，實際上就是這件事?，F在央行不得不在經濟下行當中維持貨幣，其中很大一塊是跟延續債務、維持債務聯系在一起的。從2014年6月以后，央行的基礎貨幣基本上跟美元，而央行發行的各種便利貸款和基礎貨幣，越來越大的部分實際上是跟上述的債務鏈條的維持和運轉，賭漏，防止破裂聯系在一塊的。這就是從一個非常直觀的角度給了國際的分析家和投資者一個信號，就是人民幣面對著越來越大的貶值逾期。現在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各種各樣的矛盾，越來越多的從表面上集中的匯聚到一個點上，這就是人民幣的匯率。最近幾個月在這方面有各種各樣的講法。當然反過來中國經濟已經有了很大的規模，它的下行速度過快，反過來對全球經濟也是很大的沖擊。
　　2014年10月，油價從100美元掉到50美元，其首要的因素就是中國經濟疲軟已經成為一個事實。
　　那么面對這個經濟，怎么辦？我們曾經想用各種調整的辦法來解決，甚至一兩年前領導人對一些新的經濟，比如萬眾創新，比如互聯網+，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它們能快速的發展，來挑起中國經濟?，F在證明這種期待是好的，但是并不現實?；ヂ摼W是帶著一種新理念和新技術走上舞臺的，但是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30幾年來證明一點，在中國大道理是理念，中道理是制度，或者叫體制，小道理是政策和技術。大道理管著中道理，中道理管著小道理，大道理往往比中道理要高一個數量級，中道理和小道理也是這樣的。所以當鄧小平南巡的時候是理念、體制、政策、技術一起提出來的，理念，不要拿計劃和市場來區分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就是理念。制度，開放的制度，開發區，各種各樣的開發區、特區，向全國普及，但核心是打破壟斷、促進競爭。
　　所以當互聯網帶著新理念和新技術來，在中國遇到的不是傳統的產業，而是舊的體制、傳統的體制的時候，那它的發展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它夾著這塊風險連不起來，除非它在邊緣上，在傳統的空白的地方，不做的地方我做，要是他也做你也做的時候，按照傳統的制度走，就會遇到很大的障礙。那么領導人很希望改革，希望通過改革來環節當前的經濟風險，也說了很多的話。但是三年多來我們看到的很多改革落不下來，比如說從理念層面說法不禁止的即可行，叫負面清單，遲遲拿不出來。比如說自貿區發揮多大的影響，比如跟互聯網相關聯的像出租車條例，1998年傳統的條例比較廢了，可是新的像專車這些管理條例遲遲出不來。好像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是要解決政治問題，經濟這塊推不起來，一個新的事物跟傳統的理念和體制利益，甚至管理技術有太大的不相融性。但是有沒有可能在領導人的支持下，向互聯網加，或者加互聯網這些新的事物，率先能在自身的發展領域里面有一些體制上的創新呢？這個是一種新的改革的方式和路徑，有沒有可能呢？除了生活中和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東西，能不能在這方面也做一點呢？我感覺并非一點沒有可能。
　　中國的改革30幾年的證明，每次真正的大的突破和大的前進，都是在改。危機作為第一動力，在危機的推動下產生的。偉大的領導人，比如像鄧小平他是在危機和壓力下選擇了新的方向和新的路徑，這是他的本事。但是都得有大的壓力和大的危機。中國目前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發展，感受大了很大的壓力，很大的風險，其實本身也正在醞釀當中。需要從改革進行突破，這樣的各種各樣的要素也在逐漸的聚集起來。
　　中國人早就說解決中國的問題，特別是大的問題，特別是方向和路徑的問題，老辦法不行，新辦法不靈，怎么使新辦法靈起來？我們這些新的產業在自身發展中，其實也還有著率先進行制度創新的任務，跟我們有遠見的領導人、開明的官員，具有勇氣擔當智慧和任性的企業界人士一塊來做這件事，我們期待著這些新的企業會在簡短的條件下繼續有好的表現和長足的發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