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北京召開“2025年宏觀經濟形勢與改革走勢座談會”。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宋曉梧發言時說，建議將個人賬戶從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中分離出來。

　　這是社保學界爭論多年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任國家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的宋曉梧對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實行“統賬結合”的模式有不同看法，30年過去，他仍然在為這個問題孜孜求解。

　　宋曉梧曾擔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國家發展改革委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等行政職務。同時，他還是一位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學者，出版過《梧葉集》的詩人。今年78歲的他步履輕快，穿著簡潔時尚，幾乎不見白發。多年過去，“社會保障”“社會公平”等仍是他口中的高頻詞。

　　《中國改革報》原社長馬役軍與宋曉梧是多年詩友，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多熟悉宋曉梧的人都覺得，他可能并不適合從政。他性格坦誠，這決定了他的詩風。一些不適合直接說的話，他會通過詩詞表達出來。學者、官員、詩人這三種身份在他身上有機結合起來，構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在行政官員中并不多見。

　　宋曉梧經常用閑暇時間推敲詩句。其中一首《山坡羊·沉浮》寫道：“心底澄明天地闊，榮辱去留都煙云過。沉，也是我。浮，也是我。”

　　何為“勞動力市場”

　　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很多在今天看來不足為道的問題都曾在勞動經濟理論界引起激烈爭論。“失業”就是其中一個。

　　1983年，宋曉梧從北京經濟學院勞動經濟系研究生畢業，被分配到國家經委企業局，曾隨調研組赴黑龍江考察企業勞動組織整頓，親眼見到國企“鐵飯碗”積弊深重，不少企業冗員近三成，有的一個澡堂就有20多人打掃，很多地方存在“正式工看，臨時工干”的問題。

　　為解決這些問題，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在國企試行勞動合同制，但企業自主用工和職工自主擇業必然帶來失業風險。再如要求企業內部消化冗員，這樣企業就必須分散精力經營副業，影響主業的競爭力。

　　宋曉梧認為，應該將隱性失業顯性化，建立失業保險制度。1986年，他在一次國企改革研討會上提出建立失業保險制度的問題，一位勞動部門的老領導說：“瞎搞，工人失業，那還是社會主義嗎?”

　　宋曉梧參與撰寫《中國企業管理百科全書(增補卷)》，將“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業問題”列入條目，又撰文論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失業現象，提出建立健全失業保障制度等對策。最終，1990年正式出版的“增補卷”采納了宋曉梧撰寫的這一條目，他的文章擱置許久后也在1990年的《改革》雜志上發表。

　　1990年，宋曉梧調到勞動部，擔任國際勞工研究所副所長。他認為，承認失業現象，就要承認“勞動力市場”的存在。但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文件明確提出“勞動力不是商品”，因此國內對“勞動力市場”一詞避而不用，只提“勞務市場”。而宋曉梧從經濟理論分析，認為“勞動力市場”更準確，因為勞動力指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總和，工資是其價格，而“勞務費”則不僅包括工資，還包括材料費、設備折舊消耗等。

　　1992年，宋曉梧在勞動部理論務虛會上做了題為《勞動力市場的國際比較》的發言?！督洕請蟆芬D載，同時編輯建議，按中央精神先不提“勞動力市場”為妥，宋曉梧同意了。因此，連載時題目改成了《勞動力流動的國際比較》，內容則一字未改。

　　1993年，中國勞動科學研究院成立，宋曉梧出任主持工作的副院長。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期間，時任勞動部部長李伯勇提出：關于“勞務市場”“勞動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概念存在很大爭論，用哪個說法最好?宋曉梧說，“勞動力市場”概念最準確。

　　理論爭議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是否是商品。一種觀點援引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國際勞工組織《費城宣言》中的“勞工不是商品”，持否定態度;另一種觀點則提出，勞動者自主擇業實質上賦予了勞動力商品屬性。而宋曉梧認為，勞動力是否是商品的定性并不是勞動力市場的先決條件，只要勞動力流動由市場調節，就存在勞動力市場。

　　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采納了“勞動力市場”的提法。后來宋曉梧得知，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在參與文件起草時，一再堅持應明確提出“勞動力市場”概念，對此提法寫入中央文件起了積極作用。

　　1994年，勞動部提出以“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為主線，推動勞動體制改革。宋曉梧說，這是勞動體制改革方面里程碑式的重大進展，計劃體制下就業、工資、社保等分散割裂的各部分得以構建成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同時市場導向的勞動體制改革推動失業保險制度逐步建立，職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險打破了“企業自保”模式，社會統籌開始探索。

　　“新農合”與棚戶區改造

　　1995年12月，宋曉梧調任國家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時任該司副司長劉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宋曉梧到任后，針對改革難點，組織大家開展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方面的課題研究，組織編寫相關書籍，改變了該司一段時間以來有些松散的工作狀態。他還利用國際合作課題費，逐步給司里每個干部配備了筆記本電腦，改善了大家的工作條件。

　　1996年初，宋曉梧兼任國務院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時任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告訴他，醫療體制改革很難，不好搞。著手以后，宋曉梧發現這的確是他從事過的最困難的工作，比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制度改革要復雜很多。

　　當時實行的職工醫保制度是20世紀50年代初按計劃經濟體制要求建立起來的，主要由覆蓋企業職工的勞保醫療制度和覆蓋機關事業單位的公費醫療制度構成。1994年國務院啟動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試點，選擇“兩江”(江蘇鎮江和江西九江)作為試驗區，探索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即“統賬結合”)的模式。改革既要保障職工就醫需求，又要為企業解困。

　　1998年，在總結“兩江”試點和擴大試點的基礎上，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統賬結合”，覆蓋企業、機關、事業單位等城鎮所有用人單位的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宋曉梧至今認為，當時建立統一的城鎮職工基本醫保制度是正確的，這使得職工醫保在推進中沒有像實行雙軌制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一樣滋生出很多不必要的矛盾糾紛。但關于在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中設立個人賬戶，在學術上他一直堅持自己的不同觀點，多年來在其文章和著述中不斷表達這一觀點。

　　在調研過程中宋曉梧注意到，城鎮職工醫保制度改革是單兵突進。他在一省調研時親眼看著醫藥局負責人和衛生廳負責人吵了起來，一個說藥價高是因為醫院壟斷藥品銷售，另一個說醫療隊伍被藥廠的醫藥代表腐蝕了。為此，宋曉梧向領導建議，應統籌推進醫保、醫院、醫藥三方面改革。

　　1998年，時任國務院領導批示：只改醫療保險，不搞醫院和藥品流通體制改革，醫藥費是降不下來的。國務院成立部際聯席會議，下設工作班子。宋曉梧作為工作班子負責人，參與制定了“醫、保、藥”(即醫療機構管理制度、職工醫療保險制度、藥品生產流通制度)統籌改革方案，核心是公立醫院改革和醫藥分開。2000年，《關于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出臺。

　　城鎮醫改后，農村衛生短板更加凸顯。1999年底，根據國務院領導指示，國務院體改辦牽頭，與衛生部、農業部等8部委組成聯合調研組，到浙江、河南、湖南、云南等經濟水平不同的農村地區調研。時任國務院體改辦宏觀體制司司長宋曉梧全程參與。調查發現，農村三級衛生網破敗不堪，醫生護士大量流失，農民因病致貧返貧等問題十分嚴重。

　　2000年，宋曉梧具體負責，組織起草農村衛生改革文件。當時有關部門之間分歧很大，一次在北京杏林山莊討論文件，爭論到半夜兩點也沒有達成統一意見。

　　第二天就要上中央的會議討論了，文件還沒有會簽下來。經請示同意，宋曉梧自己開車帶著文件，一會兒到中南海找國務院副秘書長，一會兒到西直門找衛生部部長。直到當晚7點多，他才終于把文件會簽完，送到國務院辦公廳。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正式頒布。在此基礎上，新農合制度在2003年初開始實行。

　　2003年，國務院體改辦并入國家發展改革委，宋曉梧任國家發展改革委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2004年，他擔任了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

　　振興東北辦牽頭開展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工作。當時全國都有資源枯竭城市，東北最為典型，宋曉梧帶隊到大慶、雙鴨山、伊春、白山、阜新等地調研。撫順是他此行印象最深的一站地。因為煤礦資源枯竭，有14萬人住在318.3萬平方米的棚戶區。居民七成是國企、大集體企業的下崗職工，其生存狀況與沿海城市相比大相徑庭。

　　宋曉梧組織撰寫報告，建議國務院對國有工礦棚戶區改造立項，由財政出部分資金支持。東北辦組織有關部門對資源枯竭城市多次調研，終于取得了一致意見，同意先改造“中央下放工礦企業”和“集中連片”的棚戶區。

　　棚戶區改造工程起步時面臨資金不足、就業安置困難、地價低等問題。遼寧省委認為，棚戶區改造既是彌補歷史欠賬的民生工程，也有助于推進城鎮化，促進房地產市場發育，這使棚戶區改造升級為拉動內需的城市更新項目。至2006年底，遼寧120萬人搬進新房。

　　2008年，宋曉梧離開行政崗位。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在13年的諸多行政工作中，建立新農合和棚戶區改造是他可以聊以自慰的兩項工作，因為這在當時都屬于迫在眉睫、雪中送炭的任務。

　　“半生閑散人，誤入朝堂坐”

　　退休后，宋曉梧于2008年至2013年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

　　在東北地區調研時讓宋曉梧印象深刻的是，各地爭上大項目，重復建設問題嚴重，當時他就感到這是地方政府GDP競爭造成的弊端。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之后，他多次參加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組織的有關區域協調發展的調研活動，進一步認識到不能簡單以GDP論英雄。

　　2010年，他提出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衡量區域發展的主要指標。他認為，由于前一階段各地偏重總量GDP或人均GDP指標，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沒有提到應有的位置，致使居民收入一次分配的地區差距經過二次分配反而擴大了。

　　他在政協大會發言中說，區域協調發展的方向，是切實維護中央政令統一，打破各類地方保護，促進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地區間合理地自由流動，從而構建全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擔任政協委員期間，他多次提交提案，建議改革養老金“雙軌制”，建立統一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主張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應向勞動者傾斜，建議研究開征遺產稅;提出把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第一指標;主張改革財稅體制、土地制度，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

　　2011年，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成立，執行院長李實認為宋曉梧是能把學術問題和政策問題結合得最好的人選，邀請他出任院長。李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受宋曉梧影響，研究院的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結合非常緊密，為國家發展改革委及其他部委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研究報告。

　　現為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的李實與宋曉梧相識于2000年前后。那時中國收入分配問題已成為社會和學界的關注熱點，李實在相關學術會議上與宋曉梧熟識起來。他對宋曉梧刮目相看，覺得他雖是政府官員，但發言時更多體現的是獨立思考，是一個言行合一的人。

　　宋曉梧是國內研究收入分配問題的開拓者之一，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提出使用基尼系數這一西方經濟學概念來衡量中國收入差距。2000年左右，他提出中國收入差距過大，尤其是城鄉失衡嚴重，農民工收入被壓低。近十年，他又提出資本收益和勞動報酬比例的嚴重失衡是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根源之一，應該進一步完善集體協商制度，加強對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和社會保障。李實認為，宋曉梧有前瞻性的眼光，他提出的收入分配有關問題后來都成了學界的重要議題。

　　宋曉梧感嘆，收入分配改革目前進展相對遲緩。他撰文說，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中長期提振消費的根本性舉措，也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題中應有之義。

　　曾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就業司任巡視員的劉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宋曉梧的官員身份和學者身份之間有時會發生沖突，但這又使他在推進行政工作中有理論依據，能把握發展趨勢，不激進，不急于求成，既開放前衛，又講求實際，因此能在推動醫保改革、推動棚戶區改造、提出收入分配改革建議等方面做出建樹。

　　宋曉梧退休后曾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現為該會學術委員會主任。他多次主持國家或部委課題，參加過各種論壇，出版和主編了20多部論著。但他時常覺得，上萬字的經濟學文章，還不如一首詩詞更能直抒胸臆。

　　他愛好寫詩填詞，常將自己的情感和理想寄托其中。

　　2024年，他住在?？凇Ｔ谝粋€大雨天，他望著居所對面的濕地公園寫了一首《閑散人(自度曲)》：“半生閑散人，誤入朝堂坐。五洲風云策論中，筆底江天闊。無意求功名，冷眼看福禍。”

　　對于何為“半生閑散人”，他解釋，自己47歲才從理論研究轉到行政工作崗位，轉崗過程中碰了很多釘子，服從組織安排，也慢慢轉過來了。

　　時間回到20世紀70年代末，那時宋曉梧還是北京內燃機總廠柴油機車間一名電工。當時幾位工友提議，由宋曉梧牽頭，成立一個對外電氣維修部。這在當時是能賺錢的買賣。宋曉梧說，考不上研究生就一起干。

　　宋曉梧與上大學的機會幾次擦肩而過。1977年，他的高考成績比清華大學分數線高出近20分，卻因年齡超過30歲，最后陰差陽錯哪所大學都沒讀成，考研成為他最后的機會。1980年，33歲的他終于考取了北京經濟學院勞動經濟系研究生，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多年后，一位工友跟他說：“曉梧，你寫文著書忙活一輩子，拿了幾塊錢稿費?如果當年搞電氣維修公司，賺了錢再進軍房地產，現在腰纏萬貫也未可知。”宋曉梧說：“不管如何機緣巧合、陰差陽錯，屬于我自己的路，卻的的確確只有這一條。”

　　(本文參考了《宋曉梧學術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