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多地持續發力，出臺一系列促消費政策。圖為杭州一家電器商店，不少市民前來咨詢選購。潮新聞記者 欒蘭 攝

　　我國是一個經濟轉型大國，14億多人口的消費結構升級蘊藏著巨大的消費潛力。從現實看，拉動消費的重大任務，是提升廣大社會成員的消費信心與消費預期。前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為重點的《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全面落實這個方案，關鍵是貫徹“民生為大”的發展理念，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是拉動消費的重大任務

　　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社會的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早在2007年，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承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委托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中就提出，我國正處在從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轉變的關鍵時期，廣大社會成員的需求已從私人產品短缺轉為公共產品短缺，為此要加快建立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近20年來，中央在改善民生方面不斷出臺新的重大舉措，并取得重要進展。

　　釋放服務型消費潛力。一是服務型消費呈現較快增長趨勢。近些年來，我國服務型消費支出增速快于商品消費的趨勢明顯。2013年至2024年，我國居民人均服務型消費支出年均增長8.6%，其中醫療保障支出年均增長9.8%，明顯快于人均消費年均增速7.1%的水平。2024年，服務型消費占比46.1%，超過2019年45.9%的水平，對消費支出增長貢獻率達63%，成為拉動消費增長的主動力。二是服務型消費具有較大提升空間。進入工業化后期，服務型消費快速增長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是一個基本趨勢。與國際相比，我國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至少仍有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初步估算，若我國城鄉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提升10個百分點即占比達到60%左右，將新增40萬億元左右的消費需求。

　　釋放服務型消費潛力重在提高民生保障水平。第一，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的提升空間較大。從國際經驗看，近兩年，盡管服務型消費占比有所增長，但不及預期。據相關研究預測，2025年我國服務型消費占比將達到50%。但受疫情等影響和沖擊，2024年，我國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為46.11%。這與我國總體進入工業化后期的發展階段不相適應。第二，加大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供給。從我國情況看，社會保障、基本醫療等水平相對偏低(16%左右)，使得我國居民服務型消費意愿不足、消費信心下降的矛盾比較突出。由此，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2024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分別為48.41%和40.29%，農村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低于城鎮居民8個百分點。從相對差距看，2024年，農村居民人均物質型消費已達到城市居民的65%，但農村居民人均服務型消費僅為城市居民的46%左右。第三，關鍵是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應當說，消費品以舊換新等政策對于拉動消費起到了重要作用。相關數據顯示，2024年在以舊換新政策的帶動下，我國汽車、家電、家裝、電動自行車等銷售額超過1.3萬億元。在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與社會結構、人口結構等變化疊加的情況下，刺激物質產品消費是重要的，但關鍵在于如何找到釋放服務型消費潛力的務實舉措。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適應以城鄉居民服務型消費為重點的需求結構變化大趨勢，明顯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社會保障水平，實質性緩解居民消費意愿不足、消費信心減弱的突出矛盾，將為釋放消費潛力尤其是服務型消費潛力奠定重要的制度基礎。

　　重在“投資于人”

　　以人為中心的結構性轉型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重要保障。通過投資于人的全面發展，不僅能夠有效提升人力資本質量，更能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持續動力，進而形成消費升級與人力資本積累的良性循環。

　　全面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一是適應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需求。2023年，我國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8.9歲，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調研數據顯示，50%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沒有從事農業經營的經歷，對落戶城鎮的需求比較強烈。二是釋放農民工市民化的消費潛力。有研究表明，農民向城鎮轉移成為常住人口后，人均消費將提高30%;在城鎮落戶后，人均消費將再提高30%。若率先實現近3億農民工市民化，使其消費水平達到城鎮居民水平，每年將增加2萬億元至3萬億元左右的消費額，并由此帶來巨大的投資市場需求。

　　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一是縮小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水平差距。2023年，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是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15倍。若兩者差距縮小一半，按目前實際領取待遇人數計算(預期壽命79歲)，需要投入7.6萬億元左右，即便未來農村老齡人口增長30%，總投入也在10萬億元左右。有研究表明，政府對農村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補貼1元，將使得居民消費增加1.86元。按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水平達到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水平的1/7，估計每年將釋放5000億元的新增消費需求。二是加大農村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補助。2024年，城鄉居民醫保資金中，個人繳費標準達到400元/人，16年上漲了40倍左右。由此，造成農村居民繳納醫療保險費用負擔過重、意愿有所下降。為此，需要盡快提高政府一般支出中公共衛生支出的比重，爭取到2030年由目前的3%左右提升至6%左右。由此，將明顯減輕農村居民的醫保繳費負擔。三是全面普及高中階段義務教育。相關研究表明，勞動力人口受教育時間每增加1年，國內生產總值就會增加9%;制造業企業職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制造業企業勞動生產率就會提高17%左右。2009年至2023年，我國就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從8.5年提升至10.38年，年均增加0.12年。爭取到2030年前，全面普及高中階段義務教育，這需要明顯加大財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比重，實現公共教育經費投入占GDP的比重由目前的2.62%提升至3%以上。

　　推進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第一，城市化是投資于人的主要載體。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城鎮化能集聚效益、降低公共服務成本。從以往城鎮化的情況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提升并沒有改變當地居民原有的生產、生活、消費方式，對城市生產組織方式、生活水平、城市軟硬件和配套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拉動作用有限。要推進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通過提升居民收入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質量，釋放巨大內需潛力。根據測算，我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直接帶動人均資本存量增加3.5%，產生約6.6萬億元的新增投資需求 。

　　第二，破解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突出矛盾。當前，我國總體上進入工業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并由此形成消費結構升級的突出掣肘。從國際經驗看，發達國家工業化率達到峰值時，城市化率一般達到70%左右的水平。我國工業化率在2011年達到峰值，但當時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僅為50.5%，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34%左右。目前，我國總體上進入工業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進程仍有差距。

　　發揮國有資本在“投資于人”的引領作用。適應我國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變化，更好發揮央企國資的引領作用，應當成為做優國有資本的重大任務。建議制定中長期國有資本劃轉社保計劃，重點用于支持農民工市民化、提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等。這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優化以往以納稅總額、GDP貢獻等經濟效益為主的評價標準，重點圍繞央企國資在戰略性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科技創新促進、吸引民企參與等方面的特殊作用，開展戰略性、長期性、綜合性評價，并建立與此相適應的考核標準。

　　深化“以人為中心”的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服務型消費需求持續升級，但仍面臨多重體制機制掣肘。由于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服務型消費潛力釋放不及預期，制約經濟轉型和增長方式轉變。釋放服務型消費潛力，關鍵在于深化以人為中心的結構性改革。

　　消費與投資的結構性改革。一是適應消費結構升級調整投資結構。目前，我國投資與消費關系的突出矛盾是服務型消費的投資需求明顯增長而服務業投資占比與此不相適應。從現實看，投資結構調整滯后于消費結構轉型升級進程，加劇了服務型消費“有需求、缺供給”的矛盾。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人的需求變了，在醫療、教育、文化信息、旅游等領域的需求增大了。應當說，消費結構升級已對投資體制、投資結構改革提出迫切需求。

　　二是以消費結構升級創造新的投資需求。未來10年，我國消費結構升級蘊藏著巨大投資需求。2023年，我國大健康產業規模約為14.48萬億元，有研究預計到2030年將上升到29.1萬億元。教育、醫療、養老、社區建設等領域的投資需求逐步增大，而這些方面的投資增長與實際需求仍有較大差距。這就需要對不利于結構轉型尤其是消費結構升級的某些政策予以調整;全面清理現有不利于消費釋放尤其是制約服務消費釋放的相關政策;整合支持消費的相關舉措，著力解決現實經濟社會生活中供需錯位的矛盾與問題。

　　增長與分配的結構性改革。一是實現“居民收入倍增”與“中等收入群體倍增”。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特別是釋放服務型消費潛力，要著力破解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突出矛盾。以民富優先為導向，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已成為深化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2013年，中改院提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計劃”，即：在2013年23%的基礎上，到2020年努力達到40%以上。實際情況是，2022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比30%左右，規模在4億人左右。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消費占全社會消費的50%以上。若中等收入群體占比超過50%，估計在整個居民消費中的貢獻率將接近80%。

　　二是在穩定就業的前提下明顯增加居民收入。在工資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60%的情況下，穩就業是穩收入的當務之急。這需要調整擴大就業的相關政策，出臺扶持與服務業就業相關的政策;需要以加大公共消費占比為重點，支持中小服務業企業發展。此外，財產性收入占比偏低成為我國居民收入持續提升的突出掣肘。2024年，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僅為8.3%;其中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僅為2.5%。這需要在拓寬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盡快從法律上賦予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物權屬性等方面作出重要的制度安排。

　　城市和農村的結構性改革。一是改變城鄉二元戶籍制度。10年前，國務院就提出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當前，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更具緊迫性。未來幾年，要全面取消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重大突破;全面實行與基本公共服務直接掛鉤的居住證制度，使得規模巨大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留得住、過得體面。同時，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上，改變以往“以證管人”的傳統做法，實現基于“大數據”的人口服務轉變。

　　二是加大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要真正落實社會保障的兜底功能和保障功能，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不增加居民負擔的前提下，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補償標準，提高農村養老保險補貼、農村高齡補貼標準等。

　　三是以發展都市圈為重點帶動中小城鎮發展。目前，我國長三角、大灣區、京津冀、成渝四大城市群消費額合計占全國消費總額的比重超過50%，成為全國消費的主陣地。建議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21—2035年)》的基礎上，將城市化發展規劃作為中長期經濟發展戰略安排，研究制定城市化專項規劃，加快形成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主體的城市發展新格局。同時，通過統一規劃、統一土地利用、統一基礎設施建設、統一基本公共服務、統一環境保護，促進形成城市圈協同發展新格局。

　　擴大服務業市場開放。一是服務業市場開放有較大空間。我國制造業市場基本實現全面開放，但以服務業為重點的市場開放領域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完善發展服務業體制機制”，重在實現擴大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重要突破。例如，大幅放寬服務業市場準入門檻，進一步縮減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支持社會資本、外資更加便利地進入仍具有相當大投資空間的服務業領域;系統梳理準入后行政審批事項，實質性破除各類“玻璃門”“彈簧門”;推動實現體制內外服務業供給主體在人才政策、政府采購等方面“一視同仁”，并在打破服務業行政壟斷方面實現實質性破題。

　　二是補齊服務貿易發展的突出短板。2024年，我國服務貿易額首次超過1萬億美元，但僅占外貿總額的14.6%。爭取到2030年，我國服務貿易規模達到1.5萬億美元左右，占外貿總額比重提升到20%左右。其中，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的比重提升至50%左右。

　　三是推動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制度型開放的新突破。例如，率先引入醫療健康的先進標準，倒逼國內健康服務業轉型升級;自主實行面向發達國家的執業資格證單向認可制度，將旅游、交通運輸、租賃和商務服務、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文化體育娛樂等領域納入允許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的范圍。聚焦擴大進口的重點貿易領域需求，積極開展國際標準的適用性分析和關鍵技術指標比對，在服務消費領域逐步引用符合國情的國際性標準。

　　拉動消費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民生工程。從“生存型消費”到“發展型消費”，從“物質需求”到“服務需求”，消費升級的背后是億萬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唯有堅持“民生為大”，以結構性改革破解體制機制約束，以新型城鎮化釋放內需潛力，才能讓老百姓敢消費、愿消費、能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