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這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給出的歷史的新方位。

　　何謂關鍵時期?

　　放眼世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全球南方”聲勢卓然壯大，中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

　　同時，國際形勢變亂交織，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挑戰不斷加劇，個別大國大搞強權霸凌、肆意圍堵打壓新興力量，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

　　“現在，我們迎來了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同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歷史性交匯期，既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又面臨著完成強國建設目標的嚴峻挑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今天，我們就是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更多把握歷史主動、更大程度影響世界發展方向。”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韓保江說。

　　目光轉向國內。從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國式現代化之路行進到關鍵節點。

　　即將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我國經濟發展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各種風險挑戰集中顯露，我們一方面聚力創新作為發展第一動力，同時又要攻堅克難，堅決沖破利益固化藩籬。

　　“中國以現代化為戰略目標的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爬坡過坎、即將沖過‘歷史三峽’的關鍵性歷史考驗階段。”經濟學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表示，“現在我們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沖抵下行因素，把不確定性的困擾最大可能地排除掉，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掌握好我們自己可以掌握的確定性和主動權。”

　　大人虎變。如何實現關鍵一躍?

　　黨的二十大明確作出“兩步走”戰略安排：到2035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我國將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落實黨的二十大戰略部署來謀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其中要求，到202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

　　“從建黨百年之際踏上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中間是‘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三個五年、三大步。從現在到2029年這五年，承上啟下，至關重要。”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黃群慧說。

　　“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系統部署，將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中國正在主動引領歷史方向，塑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賈晉京說。

　　做強生產力優勢的關鍵時期

　　我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220多種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達到39.9萬億元，占GDP比重31.7%，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26.2%，占全球比重約30%，制造業規模連續14年位居世界首位。

　　全、多、大，這是“世界工廠”的實力。中國終端產品制造能力強，基礎設施條件好，配套能力完善，產品轉換和響應能力強，成本優勢和效率優勢突出，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和供應鏈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的生產力奇跡。

　　產業是經濟之本，是生產力變革的具體表現形式。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我們處于進一步打造生產力優勢的關鍵時期。

　　一方面，傳統優勢減弱。隨著勞動力成本提高、土地價格上升，傳統優勢產業面臨技術進步速度不夠、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不快、數字化轉型不足等挑戰。

　　實施制造業重大技術改造升級和大規模設備更新工程以來，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卓有成效，但“總體而言，我國制造業發展方向是高大全新綠，目前制造業規模全球第一，已經從全球價值鏈中低端邁向中高端，但是大而不夠強、全而不夠精問題仍然突出，亟待進一步推進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鄢一龍說。

　　另一方面，新動能還未成為支撐生產力發展的主力。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優勢的主要載體，主要產出高附加價值產品或服務。

　　我國以高新技術為核心的現代產業從無到有迅速發展，有的已經具備國際領先的競爭力，如5G通信、新能源汽車、北斗衛星導航等，但從整體產值看，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比重約13%，成長空間和潛力巨大。

　　受訪專家表示，一批正在成長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如半導體芯片制造業、軟件產業、人工智能應用產業、數據分析產業、醫療設備產業、飛機引擎制造、新型材料等，與發達國家相關產業在技術、產品、創新等方面的差距仍相當大。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新舊動能轉換仍在爬坡過坎。

　　實現在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邁向高收入發展階段，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需要保持在年均5%以上。

　　“能否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直接關乎經濟增長能否保持在合理區間，決定著能否在2035年如期實現目標。”黃群慧說。

　　與此同時，我國工業化進程面臨前后夾擊的外部環境。發達經濟體擁有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優勢，正在重塑制造業優勢。一些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則積極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加快工業化進程。

　　“國家間產業競爭日趨激烈。部分發達國家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在技術、人才、供應鏈、設備、零部件等多方面實施封鎖和限制，企圖延緩、阻礙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步伐。”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說。世界經驗表明，新舊增長動力切換受阻，是很少有發展中國家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原因。

　　挑戰即機遇，轉型期就是關鍵期。“中國能否把握時機，加速換擋，推動傳統產業不斷轉型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不斷成長壯大，最終形成現代化產業體系，決定了我們能否主導新一輪變革，實現生產力的躍升。”黃群慧說。

　　在這一關鍵節點上，《決定》對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專門部署，要求“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生產力”。

　　對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決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量子科技等戰略性產業”，要求完善推動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引導其健康有序發展，增強產業創新能力和競爭力，使其逐步成長為產業體系的核心支撐。

　　對于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氫能與儲能等前沿科技和產業變革領域，《決定》提出“加強新領域新賽道制度供給，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加強未來產業謀劃布局。

　　對升級改造傳統產業，《決定》提出“以國家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支持企業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依靠技術和管理創新實現傳統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已有優勢，鞏固經濟基礎。

　　“錨定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方向，走傳統產業‘脫胎換骨’、戰略性新興產業‘強筋壯骨’的產業轉型升級之路，全面提升產業體系現代化水平，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將為中國式現代化構筑強大物質技術基礎。”董煜說。

　　奠定創新引領能力的關鍵時期

　　“天眼FAST”落成、C919大型客機首飛成功、“墨子號”成功發射、中國光量子計算機誕生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涌現，有效發明專利數量突破400萬件，高被引論文數量占全球總量的27.3%……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實現了從跟跑逐步向并跑、領跑的轉變，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3年的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經濟體。

　　科技創新日益成為促進中國生產力進步的關鍵變量。

　　隨著人工智能、云計算、5G等數字技術快速發展，我國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步伐不斷加快。數字經濟規模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二，電商交易額、移動支付交易規模全球第一。在載人航天、超級計算機、衛星導航、核電技術、大飛機制造等領域取得的巨大成績，不僅提升了國家的綜合實力，也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引擎。

　　對標國際先進水平，我國科技創新仍面臨一些深層次挑戰。

　　比如，基礎研究能力相對薄弱，重大原始創新能力不足。“根子是基礎理論研究跟不上，源頭和底層的東西沒有搞清楚。”受訪專家告訴記者，2023年，我國基礎研究支出占比約為6.7%，距離“十四五”規劃提出的基礎研究支出占比提高到8%的目標仍有差距。而這一比例，發達國家普遍在20%左右，有的甚至達到25%。

　　比如，科技領軍人才偏少。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人才理論與技術研究室主任孫銳表示，我國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科技人才隊伍，但科技領軍人才偏少，人才激勵機制尚不健全。

　　科技創新短板直接影響產業安全與發展后勁。受訪專家舉例說，我國的核電、高鐵、工程機械、通信設備等終端產品、設備已經具備國際競爭力，但在關鍵零部件、元器件、基礎材料等中間產品中仍存在短板。這是因為中間產品對基礎研究、底層技術依賴度更高。比如芯片研發，有賴于基礎科學能力的上升和底層技術的突破，“這不是急能急來的”，董煜說。

　　當下，全球科技創新正處在突破的關鍵時點。“一些發達經濟體均把未來幾年作為科技創新的關鍵時期，把顛覆性技術創新作為科技發展布局的重點之一。”鄢一龍表示。

　　從大國博弈的角度看，高技術領域成為國際競爭最前沿和主戰場。我國獲取先進芯片、軟件和設備的能力受到限制，影響高新科技產業升級;國際地緣政治緊張，全球供應鏈重構，對我國科技產業的全球布局產生不利影響;頂尖科技人才競爭、技術標準爭奪和市場主導權爭奪愈發激烈。

　　“危”與“機”撲面而來，關鍵在化危為機。“美西方‘脫鉤斷鏈’正倒逼中國發生拉平與發達國家發展鴻溝的重大科技革命。”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說。

　　從生產力發展階段看，我國經濟正在從“量的積累”向“質的躍升”轉變。“科技創新通過催生新產業、推動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實現產業新舊部門更迭進而推動生產力發展。”黃群慧說。抓住科技創新“牛鼻子”，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具體產業和產業鏈上，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才能把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決定》對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部署。要求強化基礎研究領域前瞻性、引領性布局，“加強有組織的基礎研究，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礎研究比重”，推動實現更多“從0到1”的原創性、顛覆性、引領性科技創新突破，增加高質量科技供給。

　　要求“建立培育壯大科技領軍企業機制”“支持企業主動牽頭或參與國家科技攻關任務”“構建促進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發展壯大機制”“鼓勵和引導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費方式把科技成果許可給中小微企業使用”，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

　　針對科技投入產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轉化應用水平不足，《決定》要求“完善高?？萍紕撔聶C制，提高成果轉化效能”，提出“深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改革，加強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允許科技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權”，依托我國產業基礎優勢和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統籌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應用，提升我國科技成果全球競爭力、影響力和引領力。

　　中國式現代化關鍵在科技現代化，在“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加強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使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涌現，夯實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能力，以科技創新驅動生產力向先進質態躍升，推動高質量發展。”董煜表示。

　　夯實“中國之治”

　　獨特優勢的關鍵時期

　　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增強綜合實力、有效使用國家力量的關鍵因素。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增強了社會發展活力，“中國之治”體現出顯著的競爭優勢。

　　當此關鍵時期，形勢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治國理政考驗之大前所未有。越是形勢復雜嚴峻，越要保持戰略定力、堅定歷史自信，越要充分發揮制度優勢。

　　“‘中國之治’首先是制度優勢。制度優勢體現了國家治理的優勢。”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辛鳴表示，制度建設、體制機制變革像一根紅線貫穿《決定》始終，“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都與制度建設、制度變革、體制機制創新密切相關。”

　　以法治建設為例，除專章部署外，《決定》在全篇不同板塊，就不同改革領域，作出完善監督法及其實施機制，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金融法、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制定專門矯治教育規定，編纂生態環境法典，完善黨內法規，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修改監察法，出臺反跨境腐敗法等多項安排。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莫紀宏表示，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圍繞健全國家治理急需、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備、維護國家安全所急的法律制度，加快涉及重大體制調整、重大制度改革、有關方面反映問題突出的法律修改，補齊法律制度短板弱項，是深化立法領域改革所需，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障礙，調整深層次利益格局，筑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優勢，更好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的必然要求。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治理效能顯著提升，社會治安狀況持續好轉，社會保持長期穩定，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續增強。

　　同時，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社會治理需要應對的風險挑戰、解決的矛盾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復雜。比如，當前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較以往更為復雜，就業、收入分配等涉及民生和社會公平方面的矛盾增加;

　　比如，要素快速流動，與國家經濟金融等重點領域的風險關聯程度較強，社會矛盾風險流動性加快，呈現跨域傳遞的趨勢，投資消費領域的糾紛、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勞資債務糾紛屢有發生;

　　比如，互聯網和新技術普及應用快速發展，網絡安全事件增加，數字化治理面臨挑戰;城鄉結構深刻變化，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農村局部“空心化”、新社會群體涌現，給社會治理帶來新要求。

　　“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讓基層社會面臨的形勢較之以往更為復雜。如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回應利益分化與錯綜復雜的社會現實，對健全社會治理體系，提高基層治理精細化、專業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向春玲表示。

　　將“中國之治”的優勢更充分地體現在提升基層治理能力上，《決定》對健全社會治理體系作出重要部署。

　　建立健全黨對社會治理全面領導的體制機制，要求“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加強黨建引領基層治理”。

　　堅持為民謀利、為民辦事、為民解憂，要求“推進信訪工作法治化”“提高市域社會治理能力，強化市民熱線等公共服務平臺功能”“探索建立全國統一的人口管理制度”“健全‘高效辦成一件事’重點事項清單管理機制和常態化推進機制”，等等。

　　明晰各方力量職責任務和權責關系，提出“健全鄉鎮(街道)職責和權力、資源相匹配制度，加強鄉鎮(街道)服務管理力量”“健全社會工作體制機制”“加強社會工作者隊伍建設，推動志愿服務體系建設”“深化行業協會商會改革”“健全社會組織管理制度”。

　　受訪專家認為，健全社會治理體系，最重要的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優勢，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夯實“中國之治”基石。

　　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國家發展的現代化，也是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通過全體人民共建共治共享，激發全民創造力、積極性，建設充滿生機活力，具有強大自我協調、服務能力的社會，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和諧。”辛鳴說。

　　文化軟實力噴涌而出的關鍵創造期

　　民族強則文化強。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文化建設取得顯著成效。文化產業日益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2023年，全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29515億元，比上年增長8.2%。其中數字文化產業規模已近2萬億元，占文化產業比重超過50%，文化新業態帶動效應明顯。

　　文化影響力持續攀升，中華文化在海外“圈粉”無數。2022年我國對外文化貿易額超過220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也要看到，世界文化格局仍是“西強我弱”，中國在文化產業規模質量上，同世界主要強國相比還存在差距。

　　從文化生產力上看，原創性內容生產不足、產業體系亟待優化升級、文化市場體系發展仍不充分等短板，制約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文化產業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必須作為支柱產業去發展，大力發展文化生產力，創造國際性文化品牌，夯實文化軟實力基礎。”辛鳴說。

　　《決定》對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機制作出部署，要求“健全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完善文化經濟政策”，推動文化生產力水平實現更大突破、更大發展。

　　創新是文化的生命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提高文化軟實力最深厚的源泉。

　　近日，首個國產3A游戲《黑神話：悟空》爆火出圈。這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表達，造就了中國游戲出海的又一個現象級產品。近年來我國影視劇、網絡文學、動畫長片等各領域文化產業均在通過各種方式向外輸出優秀傳統文化。

　　辛鳴認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提升文化創新力，必須打破思想禁錮，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為提升文化軟實力帶來源頭動力。

　　“由‘大’向‘強’，須在進一步激活并轉化傳統文化資源的基礎上不斷提升國家的文化軟實力。”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虎學表示。

　　《決定》強調“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要求“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機制，加快發展新型文化業態”，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

　　《決定》還提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向世界傳遞中國精神、彰顯中國價值，推動中華文明更好走向世界。

　　在國際輿論引導力上，隨著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亟需提升應對風云變幻、眾聲喧嘩的輿論引導力，形成同我國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

　　“過去幾十年，我國發展經受住了國外意識形態滲透和國外尤其西方發起的輿論戰、認知戰的考驗。”辛鳴說。但我國話語體系和傳播能力尚較薄弱，在世界傳播場域中，還沒能有效掌握國際輿論議程設置權、定義權。

　　擴大文化影響力，一方面需加快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學科體系、價值體系、美學體系，加強知識體系建設。《決定》要求“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實施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另一方面需從戰略層面對國家傳播體系建設進行頂層設計和系統集成?！稕Q定》部署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要求“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深化主流媒體國際傳播機制改革創新”“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

　　“文化傳播歸根結底是爭取人心”，辛鳴表示，以文化傳播充分展示我國國家制度優勢、道路優勢、文化優勢以及各領域治理成就和貢獻，增進世界人民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客觀理解和充分認同，進而增進人類福祉。

　　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關鍵時期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接近登頂，前進阻力和風險壓力就越大。

　　當下既是提能力、補短板、強弱項的關鍵期，也是各類風險挑戰加速積聚、暗礁險灘愈發凸顯的重大安全風險凸顯期，更加需要統籌發展和安全。

　　以產業鏈供應鏈為例。黃群慧表示，當前全球分工的風險因素持續上升，政治因素日益成為推動全球價值鏈收縮、重構甚至全球化停滯、逆轉的“加速器”，威脅了全球產業鏈的安全穩定。

　　一些國家利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經濟依存結構，與政治干預結合，企圖全面遏制我國和南方國家科技發展。比如在關鍵中間產品維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半導體與芯片產業鏈上核心零部件、關鍵制造設備與材料、戰略性礦產資源等實施出口管制，從范圍和程度上對管制不斷升級加碼，打壓我國半導體芯片產業鏈的發展。黎巴嫩BP機爆炸事件等，更是對所有南方國家的重大產業安全警示。

　　在黃群慧看來，大國博弈的持續發酵嚴重沖擊了原有全球生產網絡的合作分工邏輯，我國產業鏈面臨被動替代、鏈條回遷、低端鎖定等一系列新風險。

　　安全能力是自立自強的根基。面對百年變局下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這既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本要求，又是應對短期產業鏈新風險點的必然之策。

　　《決定》對健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作出部署。一方面要求加強產業鏈風險管理與預警，建立重點產業鏈國內備份系統，提升對外部威脅的抵御、適應與恢復重組等能力，以安全保障發展。

　　比如明確提出“建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風險評估和應對機制”。受訪專家指出，特別要對主要國家在半導體、生物醫藥、高端裝備等重點領域的技術貿易政策實行動態跟蹤，加強產業鏈風險管理與預警，做到未雨綢繆。

　　比如要求“完善產業在國內梯度有序轉移的協作機制”“建設國家戰略腹地和關鍵產業備份。加快完善國家儲備體系。完善戰略性礦產資源探產供儲銷統籌和銜接體系”，加強國家戰略資源的儲備和調度能力，確保關鍵產業發展不受外部影響。

　　另一方面以科技創新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穩步有序推進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轉型升級與競爭力提升，用更充分的發展保障更可靠的安全。

　　《決定》將“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醫療裝備、儀器儀表、基礎軟件、工業軟件、先進材料等重點產業鏈”單獨列出，明確要求“健全強化發展體制機制，全鏈條推進技術攻關、成果應用”，打造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從根本上擺脫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受制于人的困境。

　　受訪專家表示，回顧百年奮斗史，我們黨憑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原則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在對外開放過程中不斷提升產業鏈安全水平。展望未來，我們仍需傳承獨立自強的優良傳統與寶貴經驗，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集聚多方力量切實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把國家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利益重塑，制度進步的關鍵時期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向深水區挺進，啃的是硬骨頭，觸動的也是最難觸動的利益。“改革的實質是利益的重配、利益格局的重構。矛盾和阻力突出表現在調整利益關系的困難和復雜。”辛鳴認為。

　　一個突出的阻力是地方保護主義。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為例，其主要建設難點之一，是“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屢禁不止”。

　　“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不僅限制企業跨區域擴張，還抑制創新與競爭，資源無法得到最優配置。”董煜說。地方政府傾向于采用地方保護主義措施維護自身和本地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利益，在具體實施改革時缺乏積極性和主動精神，甚至受到局部利益的阻礙。

　　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必須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從制度安排上改變地方政府的激勵導向。對此，《決定》作出系列部署。比如提出“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通過構建橫向財政協調機制和區際利益補償機制，實現財政資金在地方政府間的再分配，弱化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分工行為。

　　又如要求“健全支撐高質量發展的統計指標核算體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糾治政績觀偏差工作機制”，通過改變統計核算、政績考核標準，規范政府行政行為，把追求高質量發展而非地方利益作為行為準則。

　　阻力也來自利益群體的重塑。2023年10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在審議《對金融工作情況報告的意見和建議》的過程中，有出席人員提出，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接近8%，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平均比重4.8%的水平，也高于歐盟成員國平均比重3.8%的水平，向實體經濟讓利的空間還很大。當前我國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不高，金融行業存在“資金空轉”“關聯套利”等現象。

　　《決定》在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章節中，專門部署“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并將“加快完善中央銀行制度，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放在首位，要求“完善金融機構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務實體經濟的激勵約束機制”，提升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黨的二十大以來，黨中央對金融工作領導體制、金融監管體系等進行了一系列重塑性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此基礎上，《決定》提出制定金融法，并對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作出部署，要求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強化監管責任和問責制度，加強中央和地方監管協同。

　　“改革開放越往縱深發展，發展中的問題和發展后的問題、一般矛盾和深層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務和新提出的任務越交織疊加、錯綜復雜。”辛鳴表示，必須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著力解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體制機制問題。

　　從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歸根到底是要讓中國式現代化走得通、行得穩，也為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關鍵一躍奠定基礎。

　　新征程上，必須牢牢把握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任務、價值取向與方法路徑，扎實推進各項政策舉措落實落地，用五年的系統改革和奮斗實踐，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獲取強勁的前進動力，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筑牢堅實基礎、匯聚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