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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艾: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重在 處理好“放的開”和“管得住”的關系

時間:2024-08-30 11:00

  8月28日,我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趙艾應邀出席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以下簡稱“國創會”)“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座談會”并作重點發言。趙艾就學習領會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關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有關精神談了學習認識和體會。

  趙艾談到,關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論述在《決定》中篇幅大、分量重?!稕Q定》15個部分60條,關于經濟領域的改革就有六部分共24條。從第二部分到第七部分論述的都是經濟體制改革。分別是: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5-7共三條;三、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8-12共5條;四、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13-15共3條;五、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16-19條共4條;六、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20-23條共4條;七、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24-28條共5條。如果把關于社會領域的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的5條(42-46條)、關于生態領域改革,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3條(47-49條)也包括在內,就有八個部分32條。占了整個《決定》15個部分條文60條的一半以上。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說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依然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對整個改革發揮著重要的牽引作用。

  趙艾談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作為“重點”的“牽引”作用有幾點理解。一是影響和傳導作用。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響和傳導作用,經濟體制改革的任何舉措都會影響甚至決定其他方面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效果和作用也會不同程度的傳導到其他方面的改革上。二是基礎和動力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就是經濟制度,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礎也是經濟的治理。改革的主要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主要的作用就是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也因此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強大推動力。三是“牛鼻子”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改革越是千頭萬緒,就越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經濟體制改革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牽住經濟體制改革這個“牛鼻子”,就能重點帶動全局,牽引和帶動其他領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協同推進。

  趙艾談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作為“重點”要發揮好“牽引”作用,重在處理好“放得活”又“管得住”的關系。經濟體制經過40多年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與新形勢新要求相比,還存在以下突出問題,如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完全理順,還存在市場激勵不足、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觀經濟活力不強等。概括起來就是“活”得不夠“管”得多?!稕Q定》指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放得活”又“管得住”,就是活而不亂,管而不死。我們多年的一個教訓,就是一活就亂,一管就死。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從根本上分析,還是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存在問題。就是政府對市場行政性的、不規范的、隨機的干預太多,沒有像《決定》提到的“更好的發揮作用”。市場也沒有真正發揮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所期望的有效的市場,無法有效。有為的政府,也沒有很好地有為。兩者沒有很好結合。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就是對市場配置資源進行清單管理,清單上沒有的市場可以盡情發揮。要用法律手段強制約束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徹徹底底由干預型政府變為服務型政府。這樣就可以使“活”和“管”各司其職,各就其位,達到“活”而不亂、“管”而不死的良性運轉和循環。

  趙艾談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做到“放得活”,必須高度重視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推動非公有制經濟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發揮更大作用意義重大?!稕Q定》指出: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平等”“公平”“同等”“共同”等表述把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法律上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不再提誰為主體,這是理論上的一個重大突破,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當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仍面臨一些困難,既有國內外經濟環境等外部因素影響,也有市場準入、產權保護、融資支持、要素保障等方面的現實障礙,非公有制經濟自身也存在治理管理不規范、經營風險較大等問題。解決這些突出問題,一是在法治上,要健全平等保護的法治環境,從法律上切實保障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對侵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違法違規行為追責問責,也不妨“倒查”20年,對冤假錯案及時平反并依法給予經濟賠償。二是在機制上,要把理論上的突破形成制度,在體制機制上確定下來,優化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完善市場準入體系,一視同仁保障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從體制機制上真正營造出良好的非公有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和更多的發展機會。三是在政策上,完善競爭有序的政策措施,政策必須是以“暖心”為基調的善策、良策,而不能成為“寒心”為特征的劣策甚至惡策。四是在管理上,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完善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加強合規建設、完善風險管理、強化內部監督和廉潔風險防控,實現治理規范和有效制衡。五是在服務上,政府部門要當好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店小二”,統籌做好政策輿論、統計監測、常態化溝通交流等工作,持續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完善多層次的溝通交流機制。

  國創會創始會長、學術委員會主席、原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出席座談會并發表主旨發言。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李毅等10多位專家做重點發言。座談會由國創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主持。

  座談會前,趙艾還會見國創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博永,就進一步深化我會與國創會的合作交換意見,并代表我會對國創會喬遷辦公新址表示祝賀。我會常務理事、科研部主任南儲鑫,外聯部副主任郝思思,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副總編劉學軍等參加上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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