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是突圍。所謂突圍，就是在不適應生產力發展、不利于社會進步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等重重包圍中，披荊斬棘，開出一條新路。40多年來，不論從什么角度看，中國的發展都堪稱奇跡，但每向前走一步都不輕松，都是不斷突圍的結果，因為在不同時期，都會遇到未曾遇到的阻力，不經由改革突圍就會停滯、反復甚至倒退。

　　經過40多年的努力，中國已經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經濟增長也經歷著關鍵性轉型。表面上看，增長速度由高速轉向中速，背后則是增長動能、經濟結構和制度規則的全方位轉換。在國際上，一些經濟體在大體相同的增長節點上，經歷了增長動力下降、收入和財產分配差距拉大、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社會共識減少乃至撕裂等沖擊，以致增長減緩、停滯或后退，落入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事實上，這些挑戰在中國或多或少都出現了。中國在這個階段發展的特殊性在于，作為一個超大型經濟體，如果中國能夠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全球高收入人口總數將會擴大一倍。如果發展正常，今后5~10年，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中國經濟總量規模超過美國將是大概率事件。大國經濟規模順序和相應的經濟版圖的改變，無可避免地會引起利益相關者的種種不適、疑慮乃至驚恐。近年來，中美關系的困難局面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忽略人均和結構水平的總量規模易產生幻覺、誤解或誤判。即使中國的經濟總量規模超過美國，人均GDP水平只相當于美國的1/4。雖然中國創新能力增強了，但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高水平教育、產業結構等領域的差距依然不小，有些可能還會延續相當長的時間。即使中國經濟總量規模超過美國，中國也不會、不能更無必要成為另一個美國。出路就在于形成一個各國普遍參與且高效的全球治理結構。這種治理結構的形成和運轉，包括G20成員國在內的大國，特別是中美歐等主要經濟體，負有特殊的責任。然而，這種看起來比較理想的格局并不容易到來，有些勢力借助全球化進程中的結構性矛盾背道而馳，人類社會或許將不得不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將面臨雙重挑戰：一方面，要解決好由中等收入階段跨越到高收入階段特有的問題;另一方面，要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找到自身合適的位置。“十四五”時期的改革，簡單地說，就是要從這些挑戰的壓力下突圍，踏上高收入階段的臺階。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有些研究認為，要實現這一增長目標，這一時期的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或達到6%乃至更高。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縮小，部分取決于增長速度，部分取決于匯率水平的變動。從潛在增長率看，這一時期平均增速達到4.7%難度很大，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不能躋身于中等發達國家行列，重要的是匯率變化，而匯率變化直接與經濟增長質量相關。這方面的國際經驗能夠提供啟示。日本、德國等國二戰以后的發展經歷表明，一段時期內與先行者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匯率升值的貢獻要大于實際經濟增速的貢獻。中國要實現2035年的遠景目標，立足點、注意力應當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長質量上，而非過度追求難以企及的增長速度。隨著經濟恢復到正常增長軌道，宏觀政策也要相應回歸正常狀態。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重要區別是，還有相當大的結構性潛能驅動增長，而非主要依賴于宏觀刺激政策。在房地產、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長期結構性潛能逐步消退后，“十四五”期間要著力發掘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結構性潛能。我們提出一個“1+3+2”結構性潛能框架。“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通過更高的集聚效應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今后5~10年，中國經濟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長動能將處在這個范圍之內。“3”指實體經濟方面要補上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的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主要是基礎產業領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補這個短板將有利于全社會降成本;二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今后10~15年時間，中等收入群體應力爭實現倍增，由4億人增加到8億~9億人，補這個短板將有利于擴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同時擴大人力資本;三是基礎研發能力不強，這是我們內循環中的“卡脖子”環節，補上這個短板才能有效應對外部“卡脖子”問題，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打牢基礎。“2”指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這是全球性且中國具備一定優勢的新增長潛能。簡單地說，“1+3+2”結構性潛能就是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

　　然而，這些結構性潛能還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合理的體制機制政策的束縛，往往是看得見、抓不住。下一步應當通過更大力度、更具實效的改革開放，使這些結構性潛能“變現”。相關重要改革包括：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創造條件允許宅基地使用權向集體組織外部流轉;推動空間規劃和公共資源配置改革，尊重人口流動的市場信號，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標，財政補貼資金，等等，并依照人口布局變化定期調整城市規劃;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通信、金融等基礎產業領域，在放寬準入、促進競爭上，要有一些實質性、標志性的大動作;加快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逐步打通農村社保和城鎮居民社保的銜接，分期建設主要面向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村進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深化高水平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領域改革，在創新居于前列、科教資源豐厚的若干城市，像當年辦經濟特區一樣，創辦高水平大學教育和研發特區。在對外開放中采取更有前瞻性和沖擊力的舉措，如主動站上“三零”(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的制高點，在加入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基礎上，積極創造條件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等，通過制度規則性開放推動國內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