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面對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深刻復雜變化，構建中國—東盟藍色經濟伙伴關系，在海洋牧場、海洋旅游、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海洋能源開發等領域全面合作，是中國—東盟全面戰略合作的優先選項。由此，合力形成區域經濟增長的“藍色引擎”，合力推動“南海經濟合作圈”進程，合力實現從陸地到海洋一體化合作的新格局。

　　第一，以構建藍色經濟伙伴關系實現合作引領治理的新局面。

　　一是以合作引領海洋治理。適應未來10年中國與東盟經濟發展大勢，尋求南海治理的根本出路，核心是中國—東盟全面戰略合作。單純就爭議談爭議、就治理談治理，不僅不適應當前的發展大勢，也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二是海洋經濟合作的需求明顯增強。東盟國家30%的GDP來自海洋，有6.25億人依賴海洋維持生計。在打造“經濟增長中心”的共同目標下，推進中國與東盟涉海貿易、投資、技術等領域的合作，將釋放藍色經濟合作發展的巨大潛力。

　　中國與東盟海域擁有世界1/3的紅樹林和珊瑚礁，水產養殖占全球的80%、漁業捕撈占全球的60%，還擁有世界90%商品的海運貿易通道。如今，面對海洋可持續性發展遇到阻礙和沖突風險明顯上升的雙重挑戰，需要盡快構建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藍色經濟合作框架，并帶動形成開放、包容、共享的藍色經濟與海洋治理格局。

　　目前，中國—東盟藍色經濟合作仍有很大發展空間，例如，2022年，中國與東盟水產品貿易僅占雙邊貿易總額的1.4%。中國與東盟需要在完善藍色經濟發展政策基礎上，破除藍色經濟合作的政策壁壘，分國別、分產業開展差異化開放合作，以推動實現藍色經濟合作的突破。

　　第二，以一體化為重點推進中國—東盟藍色經濟伙伴關系進程。

　　具體而言，一是海洋漁業產業一體化。例如，支持域內外龍頭企業合作設立海洋牧場、跨境漁業加工園區，合理布局捕撈、加工、保鮮、運輸等產業鏈;深化中國—東盟漁業技術合作，合作發展遠海、外海、遠洋捕撈和現代化養殖。二是海洋旅游一體化。例如，聯合打造“一程多站”式國際郵輪旅游航線;合作共建跨境旅游合作區、邊境旅游試驗區等多種形式的旅游園區，逐步形成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網絡。三是海上可再生能源資源合作開發一體化。例如，合作縮短海上風電涉及的原材料、高級技術設備和關鍵零部件的過渡期，擴大東盟可再生能源領域市場開放，形成集風電機組研發、裝備制造、檢測認證、施工安裝、運營維護等于一體的海洋風電產業鏈。四是以海洋生物醫藥為重點的海洋高新產業一體化。例如，合作設立海洋生物醫藥研發成果轉化飛地，打造“中國研發+東盟制造”產業鏈;吸引香港、新加坡科技創新成果轉移轉化中介機構，開展中國與東盟間成果轉化、技術轉讓、交易等服務。

　　有國際機構統計數據顯示，南海的海洋資源已經下降到1950年水平的5%—30%;南海海域珊瑚礁數量以每10年16%的速度在減少，得到有效保護的海域不足5%。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已成為中國與東盟合作十分迫切的重大任務。這就需要采取若干重要舉措，合作開展海洋生態系統和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如設立跨海域海洋特別保護區、自然保護區;共同制定海洋產業能耗標準與綠色轉型規劃，并對不發達國家給予特殊待遇;鼓勵發展中國—東盟海洋碳匯交易市場，建立區域內藍碳監測和調查研究的技術方法和標準體系。條件成熟時，建立中國—東盟藍碳交易市場。

　　第三，以政策銜接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務實推進中國—東盟藍色經濟一體化進程。

　　依托RCEP推動實現藍色經濟商品與要素便利流動。釋放關稅減讓政策效應，在既有承諾基礎上，盡可能縮短海洋工程裝備等重要原材料、關鍵零部件的“零關稅”過渡期，著力增強區域產業鏈供應鏈彈性和韌性;釋放“服務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效應，盡快落實涉海投資開放承諾與服務貿易開放承諾，統籌制造業合作與服務貿易發展，推動區域內產業鏈供應鏈延伸;釋放“規則對接”效應，實現中國與東盟涉海產業市場準入、競爭政策、產權保護等領域的規則對接互認等。

　　以港口合作為重點推進中國—東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目前，東盟港口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的局面，不適應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額65%依賴海運的實際需求。適應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快速增長趨勢，建議中國加大對東盟欠發達國家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援助，合作開展港口基礎設施建設與改造升級;以企業為主體，共建中國—東盟港口聯盟，實現海上航線聯合開發、物流信息互通與資源共享;共同開發“海關跨境合作平臺”，實現檢驗檢疫、認證認可、標準計量、統計信息等信息互認、交換、共享，合作共建智能港口等。

　　總的看，東盟各國藍色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需以差異化、分領域的單邊開放政策實現中國—東盟藍色經濟分國別、分產業的開放合作，推動共建藍色經濟合作網絡。例如，對緬甸、柬埔寨等率先放開海產品進口市場;對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放開海洋旅游市場，推動實現設施共建、技術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