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必須堅持依靠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在部署2024年經濟工作中，會議進一步提出“深化重點領域改革”“要謀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如何把中央有關改革開放的最新部署落到實處，需要我們深刻把握中國改革開放的內在邏輯，并明確當前改革開放亟待解決的一些關鍵性問題。

　　以新視角審視中國改革開放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矚目。筆者以為，改革開放4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很多，有兩個最為關鍵：一是從戰略方向上看，順應世界發展潮流，即找到了改革開放一條道路，確立經濟建設一個中心，構建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二是改革開放和世界信息技術革命的興起相契合，信息技術革命給改革開放帶來巨大的紅利，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助推器。

　　戰略方向上的選擇，嚴格說并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戰略選擇本身首先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是國家政治戰略方向的重大轉折。正是這一戰略方向上的重大選擇和調整，開啟了我國長達40多年順應世界潮流發展之路，其結果是使中國經濟逐步與世界融為一體，進入發展的快車道。

　　可以對比一下，1978年改革開放起步的時候，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只有1.8%。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2021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達18.5%，穩居世界第二，這無疑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具體來看，戰略轉折創造“中國奇跡”，有四個因素最為重要：

　　一是建立經濟特區和各類開發區，集聚產業和政策，逐步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載體。二是中國巨大的市場吸引了大批外國投資，看中了低廉人力成本和資源價格優勢的外國資本在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為我國帶來了新技術、新理念和新的經營方式，為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出了一定貢獻，也為民營企業的崛起提供了示范。三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為中國經濟步入快車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機遇，加快了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步伐。資料顯示，從1978年改革開放起步到2000年的22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比重翻了一番，達到3.65%。“入世”20年后，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比重已上升到18.5%。四是在此過程中，發達經濟體對中國開放了市場，不僅使發達國家的普通民眾享受到中國物美價廉的產品和服務，而且為中國深度融入世界、走出國門拓展了巨大的空間。

　　與戰略調整相對應，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順應了世界信息技術革命的潮流，分享了世界信息技術革命的巨大紅利。眾所周知，1946年美國IBM公司發明人類第一臺數字計算機，由此開啟了一場繼工業革命之后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偉大的信息技術革命。1980年至1990年是芯片技術和運算技術突破的關鍵十年。恰恰在這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中國拉開改革開放的大幕，信息通信產業進入發展的快車道。1990年后，隨著互聯網的勃興以及民營經濟的崛起和壯大，數字經濟異軍突起，為中國經濟的騰飛提供了新的動力。可以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以消費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經濟的崛起，成為后來經濟騰飛的兩大重要引擎，也為我國在數字化領域后來居上，甚至在5G、人工智能等領域趕超世界前列奠定了基礎。資料顯示，2022年中國的數字經濟規模已經超過50萬億元，占當年GDP比重達到了41.5%，數字經濟發展總體水平處于世界前列。

　　深刻認識改革開放中的考驗

　　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開放的使命遠遠沒有完成。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我們要清晰地看到中國改革開放面臨的考驗。

　　首先，在國際形勢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脫鉤斷鏈”被認為是世界經濟最大風險。

　　其次，經歷三年疫情后，進一步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難和挑戰。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要加快培育外貿新動能，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等，都是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的關鍵。

　　再次，要引導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正確理解黨中央方針政策，增強信心、輕裝上陣、大膽發展，實現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而進一步提振社會的信心，化解當前面臨的種種風險，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我們有實質性改革和高水平開放的重大舉措。

　　聚焦更深層次改革和更高水平開放

　　在國內外整體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改革開放面臨挑戰的情況下，只有前瞻布局未來，出臺一系列新的重大舉措，才能走好改革開放這條“必由之路”。

　　一是堅定不移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提振世界對中國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之路的信心。對未來實施深層次改革的主要領域、議題作出明確部署，并提出具體目標、改革路徑和時間表。通過思想解放，在黨內外形成新的改革共識，再次激活廣大人民群眾對改革的熱情。在高水平開放上，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的原則，夯實中美、中國與其他西方發達國家關系健康發展的基礎，以此奠定高水平開放的外交基礎。要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大幅放寬市場準入，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二是通過改革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要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起來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和原則，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通過建立政府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制度，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政府過多干預經濟活動，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與此同時，要重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并將之作為中國的長期國策。

　　三是進一步明確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并將民營經濟在整個經濟體系的功能、作用法定化、制度化，從根本上消除社會對民營經濟形成的偏見。與此同時，要加大國有企業改革的力度，改善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進一步研究國有資本有所作為的領域和邊界，保持國家對市場各類主體在政策、監管中的公平和公正性，最大限度地維護各類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為包括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在內的各類市場主體提供公平競爭的良好環境。

　　四是要校準解決民生問題的具體目標和時間表。無論是深層次改革還是高水平開放，最終都必須落腳到人民的福祉上來。因此，對老百姓普遍關注的醫療、教育、住房、就業、養老等民生問題，以及利益訴求、利益表達、社會關切等，給予高度重視，并通過深層次改革，給出明確的改革目標和兌現的時間表。這將是改革能否被公眾認可最重要的前提和條件。

　　五是下決心改革國家治理結構，按照中國式現代化和世界發展潮流的趨勢，改革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無疑是一個非常宏偉的目標。我們現在的國家治理結構和治理模式，顯然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需要我們去探索、去實踐。舉一個行政層級管理的例子，東莞市是一座“雙萬”城市，即人口超過一千萬，GDP超過一萬億元，但該市至今保持著兩級治理架構，即東莞市委市政府直接管理了32個街鎮，中間并沒有像一般地級市那樣設立區或縣、實行三級治理。從東莞的實踐看，我國還有不少地級市有條件實行縱向兩級管理，或者兩級與三級并存管理。這就可以減少中間的一個管理層次，減少人員冗余、節約開支，而且還可以將資源真正下沉，夯實基層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