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必須堅持依靠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在部署2024年的經濟工作中又進一步提出，深化重點領域改革，要謀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舉措;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標國際高標準貿易規則”。如何把中央有關改革開放的最新精神落到實處，需要我們重新審視中國改革開放的內在邏輯，并明確當前改革開放急需解決的一些關鍵性問題。

　　一、需要用新的視角審視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矚目，幾乎沒有人會否認。但是在如何解釋這種成就時就可能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現象。美國著名學者哈耶克有句名言，他說事實也許并不能證明對錯，但是對事實的解釋如果發生錯誤，就可能改變事實和人類的生存環境。對于中國45年改革開放成就的解釋即使人們存在一定分歧也許不會導致如此嚴重的后果，但盡量準確的、而不是片面地解釋事實，對未來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將是至關重要的。

　　筆者以為，中國改革開放45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素很多，但集中起來看有兩條最為關鍵：一是從戰略方向上看，中國從1978年后選擇了順應世界發展潮流的“三個一”的方向，即找到了改革開放一條道路，確立經濟建設一個中心，構建起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世界信息技術革命的興起相契合，信息技術革命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巨大的紅利，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助推器。

　　戰略方向上的“三個一”選擇，嚴格說并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盡管當時做出這一戰略選擇的直接動因是中國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但這一戰略選擇本身首先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是國家政治戰略方向的重大轉折。道理很簡單，這三大政治戰略調整，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卻意義重大。因為做出這樣驚世核俗的戰略方向改變，意味著國家必須同時拋棄另外三個政治戰略：這就是拋棄閉關鎖國、封閉保守的道路，甚至要“與狼共舞”;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回到集中發展經濟的軌道上來;拋棄被實踐證明是一種并不成功的計劃經濟體制，創造一種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新體制。這三大轉換，在當時的環境下其艱難性、風險性可想而知。

　　正是這一戰略方向上的重大選擇和調整，開啟了中國長達40多年順應世界潮流發展之路，其結果是使中國經濟逐步與世界融為一體、特別是融入了發達經濟體這個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平臺，把中國帶入發展的快車道。

　　可以對比一下，1978年改革開放起步的時候，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最低曾降到只有1.8%(1980年)，這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最低點。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2021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達到18%，平均增長速度超過9%，位居世界第二，這無疑可稱為人類經濟發展歷史上的奇跡了。

　　戰略轉折造成這一個結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現在看來有四個因素最為重要：

　　一是建立經濟特區和各類開發區，集聚產業和政策，逐步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載體;二是中國巨大的市場吸引了大批外國投資，外國資本看中了中國低廉的人力成本和資源價格優勢，在給他們帶來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為中國帶來了新技術、新理念和新的經營方式，為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做出了一定貢獻，也為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提供了示范;三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為中國經濟步入快車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機遇，加快了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特別是發達經濟平臺的步伐。資料顯示，在2001年中國入世前，中國經過22年奮斗，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大約翻了一番，達到3.65%。但入世20年后，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已上升到18%;四是在此過程中，發達經濟體也對中國開放了市場，一方面為發達國家的普通民眾享受到中國物美價廉的產品和服務，另一方面也為中國深度融入世界、走出國門拓展了巨大的空間。

　　與三大戰略調整相對應，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順應了世界信息技術革命的潮流，分享了世界信息技術革命的巨大紅利。我們知道，1946年美國IBM公司發明人類第一臺數字計算機后，由此開啟了一場繼工業革命之后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偉大的信息技術革命。1980年至1990年是芯片技術和運算技術突破的關鍵十年。恰恰在這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中國于1978年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信息通訊產業進入發展的快車道。1990年后，隨著互聯網的問世，以及中國民營經濟的崛起和壯大，中國數字經濟異軍突起，為中國經濟的騰飛提供了新的動力?？梢哉f，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以消費互聯網為代表的的數字經濟的崛起，成為后來中國經濟騰飛的兩大重要引擎，也為中國在數字化領域后來居上，甚至在5G、人工智能等領域處于世界前列奠定了基礎。資料顯示，2022年中國的數字經濟規模已經超過50萬億，占當年GDP比重達到了41%，數字經濟發展總體水平處于世界前列。

　　二、需要正視改革開放面臨的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開放的使命遠遠沒有完成。在被稱為百年歷史大變局的形勢下，我們要清晰地看到中國改革開放面臨的問題。

　　首先，在國際形勢發生很大不確定的背景下，與世界發達經濟體脫鉤、斷鏈的風險在上升。中美貿易戰由貿易領域向經濟領域、科技領域、金融領域擴散的趨勢仍在繼續。如何防止中美步入新冷戰是當務之急。因為不能穩住中美關系基本盤，歐盟及其他發達經濟體出現抱團、甚至聯合圍堵中國的現象就無法排除，這將對中國無疑形成很大的外部壓力。

　　其次，國內經濟由于三年疫情的影響，外資撤離、民營經濟不振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行壓力有可能進一步加大。如何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要加快培育外貿新動能，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等，都成為推進深層改革和高水平開放的關鍵問題。

　　第三，中央的經濟政策受到干擾，對民營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如前幾年出現的“民營經濟退場論”以及“消滅私有制”的聲音出來之后，對民營經濟形成巨大殺傷力，盡管這幾年、特別是黨的二十大后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有關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但民營企業家信心的恢復仍需時日。而進一步提振社會的信心，化解當前面臨的種種風險，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我們有實質性改革和高水平開放的重大舉措。

　　三、深層改革和高水平開放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在國內外整體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改革開放面臨困難局面的狀態下，筆者以為高層只有用新的戰略視野布局未來，才能防止改革開放出現大的波折。為此，建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應該以新姿態布局深層改革和高水平開放，并將之定義為新時期的二次改革，同時出臺一些列改革開放新的重大舉措。

　　一是重申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不動搖，真改革、真開放，提振國內外對中國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之路的信心。在國內，通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公開舉起“新時期二次改革”的旗幟，對未來實施深層改革的主要領域、議題做出明確的部署，并提出具體的目標、改革路徑和時間表，通過新的思想解放，在黨內外形成新的改革共識，再次激活廣大人民群眾對改革的熱情。在高水平開放上，首先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的原則，改善中美以及中國與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以此奠定高水平開放的外交基礎。其次要公開向世界宣布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大幅放寬市場準入，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從根本上打消來華投資者的疑慮。

　　二是通過真改革、真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經濟建設中心不動搖。要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起來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理論和原則，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建立政府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制度，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政府過多干預經濟活動，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與此同時，要重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并將之作為中國由發展中國家走向發達國家的長期國策。

　　三是進一步明確民營經濟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以及國家政權結構中的重要地位，并將民營經濟在整個經濟體系的功能、作用法定化、制度化，從根本上消除社會上對民營經濟形成的偏見。與此同時，要加大國有企業改革的力度，改善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進一步研究國有資本作為的領域和邊界，保持國家對市場各類主體在政策、監管中的公平和公正性，最大限度地維護各類市場主體的權利和利益，為包括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在內的各類市場主體提供良好的公平競爭環境。

　　四是要有解決民生問題的具體目標和時間表。無論是深層改革還是高水平開放，最終都必須落腳到人民的福祉上來。因此，圍繞老百姓普遍關注的醫療、教育、住房、就業、養老等民生問題，以及利益訴求、利益表達、民主參與、社會關切等，都要給予高度重視，并通過深層改革，有明確的改革目標和兌現的時間表。這可能是二次改革能否被公眾認可最重要的前提和條件。比如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普遍實行免費醫療的當下，人民群眾對此有非常強烈的訴求和愿望，如果我們能夠給公眾一個明確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就會極大地鼓舞公眾參與改革的積極性，我們的改革事業就會再一次獲得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

　　五是下決心改革國家治理結構，按照中國式現代化和世界發展潮流的趨勢，改革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無疑是一個非常宏偉的目標。在筆者看來，這個宏偉目標的實現，最核心的是如何在黨的領導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民當家作主，所有其他制度改革和制度設計，都要以此為最大的公約數。很顯然，按照這樣的標準審視我們現在的國家治理結構和治理模式，顯然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需要我們去探索去實踐。舉一個行政層級管理的例子，廣東東莞市是一個雙過萬的城市，即人口超過一千萬，GDP超過一萬億，但東莞至今保持這兩級治理架構，也就是說東莞市委市政府直接管理了32個街鎮，中間并沒有像一般地級市那樣設立區或者縣，實行三級治理。從東莞的實踐看，我們許多地級市是有條件實行縱向兩級管理，或者兩級與三級并存管理的。如果這項改革能夠實施，就可以減少中間一個管理層次，減少人員節約開支，而且還可以將資源真正下沉，夯實基層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