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數字經濟對后疫情時代經濟復蘇的作用?

　　數字技術與經濟復蘇的關系并非那么直接，數字技術的直接作用更多表現在疫情期間，它促成了無接觸交易，引導經濟活動從線下轉移到線上，如電商、外賣、遠程科研教學等活動，數字技術對疫情期間正常經濟活動的維持發揮了很大作用。

　　后疫情時期的經濟復蘇過程中，數字經濟的作用更加直接，其幫助民眾延續疫情期間形成的數字化習慣，比如參加各種線上研討、進行外賣與網購等。

　　但數字經濟對中國經濟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結構性機會”，本質上涉及長期增長的問題，而不是考慮周期性因素，比如：

　　第一，當前中國經濟結構形態以及產業轉型升級能否跟上?數字經濟如何發揮作用?

　　第二，人口老齡化使得將來勞動力供給減少，與之相應的社會醫療護理需求增加，類似人工智能機器人的數字技術應用能否解決或者緩解勞動力供給的壓力?

　　中國正處在一個從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門檻的階段，我們人均GDP大概是13000美元左右。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的研究顯示：通常一個國家的經濟高速發展到一個階段之后就會出現停頓，大概停頓在15000-16000美元的水平。中國已經很接近這個水平了。

　　過去有一個說法叫“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當我們人均收入再提高2000-3000美元后，就會面臨這個問題：經濟將持續發展還是可能停頓在那個水平?

　　作為對這個問題的回應，數字經濟提供了一個“結構性機會”，對于經濟的貢獻，其結構性意義要大于周期性意義。

　　國家為什么在數字經濟領域戰略規劃頻出?如何抓住數字經濟的戰略機遇?

　　我們都能感受到數字經濟的突出表現和國家的特別重視。這可以從幾方面看：

　　從宏觀指標看，我國數字經濟在全世界排名前列。比如，在數字經濟的規模、市場的滲透率、獨角獸公司的數量等方面，以及在一些關鍵領域的創新方面，中國比較穩定地排在全世界第二，這非常了不起;

　　從決策視角看，數字經濟給民眾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治理方式帶來了全方位的改變，在很多方面活躍了經濟;

　　從政府角度看，當前的問題更多在于如何實現長期增長，即如何在“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開啟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新征程”。

　　兩個百年奮斗目標之間的主要差別是什么?差別在于：第一，隨著現在收入水平和成本均提高了之后，創新變得很重要。過去是粗放式增長，現在要靠創新驅動;第二，過去我們有人口紅利，現在變成人口老齡化，要妥善化解其對經濟造成的影響;第三，過去全球化的環境非常開放，現在國際環境已經不同。

　　基于這些改變，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需要新的動力。如果說過去是靠出口、靠投資、靠房地產，下一步中國經濟靠什么?這就是我們現在要面對的問題。

　　數字經濟提供了下一步經濟持續發展的一種可能性。比如，“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這種提法是具有開拓性的。數據要素如果利用得好，整個生產過程的效率都將提高。在同樣的資本、勞動、土地、技術投入下，數據利用得當可以進一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并增加產出，這就是數據作為第五要素的最根本作用。

　　雖然當前我們面臨著數據量比較大、數據利用程度比較低等問題，但數字經濟確實給中國持續趕超提供了機會。過去我們靠市場化改革，靠學習，靠模仿創新，現在數據要素和數字經濟本身有可能提供一個新的加速器，成為效率的助推器，使中國一開始就站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前沿。

　　數字經濟能對短期的、當前的經濟復蘇發揮哪些作用?

　　短期主要看兩個問題：

　　第一，從現象看，短期經濟復蘇較為疲軟，市場參與者、企業家等大多不是特別樂觀;

　　第二，從原因看，經過三年疫情，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所以即便疫情期間的一些限制因素不再存在，復蘇仍然會是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

　　在這種情況下，數字經濟能夠發揮哪些作用?可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經濟有待復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去幾年對數字經濟包括平臺企業的專項整治，對行業信心打擊較大。盡管現在政府提出要支持平臺企業，對平臺企業發展轉向非常正面，但最大的問題是“信心”。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需要讓企業看到更多政策的可持續性，看到經濟基本面的改變，企業才會增加投入。

　　第二，短期內想要加速經濟復蘇，最簡單的手段就是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以增加投資為例，雖然對投資的多與少有著各種議論，但在經濟疲軟時間，政府增加支出就能夠在短期內穩住需求。穩住了需求，企業就有了訂單，就可以雇人或者投資，老百姓就有了工作、有了收入，消費也會跟著起來。生產也起來、投資也起來，慢慢就會形成良性循環。

　　對于當前的政府投資，可以考慮更多的數字基礎設施投資，包括一些數字技術創新項目，甚至一些民生的數字創新項目。這會對短期經濟復蘇產生幫助，但不是那么直接。

　　如何理解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的不同作用?

　　數據變成生產要素的過程，涉及數據的積累、收集、加工處理、交易、共享、使用。數據要素能否發揮作用、能否成為經濟增長新的推動力，最主要在于如何助力提升效率，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

　　數字產業化對長期增長至關重要，但它表現出一些新的形態。例如，生產過去沒有的儲存器、芯片、計算機或互聯網工具，這些都屬于數字產業化。它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其實是為產業數字化提供解決方案，提供支持系統，這是數字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部分。

　　對于產業數字化的理解更為直觀，即如何讓原來的產業做得更好。比如，電商就是產業數字化最明顯的表現。把原來線下的農貿市場、百貨商店放到線上，就提高了效率。

　　把數字技術應用到經濟之中，會使經濟的運行特征發生改變，我將其總結為“三升三降”，三升包括：擴大規模、提高效率、改善用戶體驗;三降包括：降低成本、控制風險、減少直接接觸。

　　比如，金融方面，現在一個平臺就可以給幾億個用戶提供支付服務、信貸服務，這在傳統金融機構是很難想象的，而且相較傳統金融，數字金融大大縮小了人員規模。這種規模效益，我們也稱長尾效應，就是一個平臺把本來不值得做和很難做的業務整合在一起，變成一個巨大的業務。

　　在數字金融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原來的余額寶，它把每個人幾十塊錢、幾百塊錢的資金集中在一起，變成了全國最大的投資基金。就是因為數字技術，許多過去做不了的事現在都可以做。所以，從“三升三降”來看，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改造有著很多可能性。

　　在發展數字經濟的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與默契分別是什么?

　　好的經濟肯定是市場和政府相互配合，完全靠一個不太可能。問題的爭論點在于，到底政府要在其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市場有多大空間。

　　直觀地看，中國在發展數字經濟方面做得最成功的企業是哪些?都是民營企業，都是白手起家從市場上發展起來的，這是市場化改革的成果。從根本上來說，我們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這些企業都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也不是政府用政策直接支持出來的。

　　當然，不排除這些企業受到了政府支持的可能，但更多還是靠市場機制，一批年輕企業家把他們的想法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創造了一種新型的經濟形態。

　　政府當然也很重要，這表現為如下幾點：

　　第一，維持市場秩序離不開政府;

　　第二，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政府是有很多貢獻的。比如，我國互聯網滲透率很高，很多網絡基礎設施投資都由國企建設。我國曾提出“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發展數字技術、數字產業以及數字經濟，沒有網絡、沒有智能手機、沒有互聯網，是無法成功的;

　　第三，對于政府而言，除了支持一些大的投資外，還要支持原創性的發現。雖然中國70%以上的創新都跟民營企業有關，但在此之外還有許多創新需要公共研究機構、大學發揮作用。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技術創新越來越逼近前沿，未來對原創性技術創新的要求會越來越多。

　　企業家如何化解短期經濟復蘇的挑戰?如何抓住數字經濟的結構性機遇?

　　觀察銀行業的數字化過程，可以看到所謂的“馬太效應”——規模比較大的、投入了很多資源、人力、物力去做數字化轉型的企業，發展效果相對好一些;一些規模比較小的銀行，也試圖進行數字化轉型，但客觀來說效果一般，真正對效率的改進不明顯，回報也很少。

　　數字化是大勢所趨，每個人都離不開，但是真正走向數字化，對每個企業家來說，還是要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做法。自動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而是應取決于規模效益，得有規模才行，沒有規模硬要實現自動化或難有好的回報。

　　所謂規模，簡單來說包括大的市場、多的客戶、多的數據。如果企業沒有規模就追求自動化系統，恐怕是要賠錢的。但這不意味著小企業就沒有辦法發展數字化。

　　企業家要從根本上厘清最核心的問題：企業當前面對的最大痛點是什么?要盡量去解決痛點問題。

　　解決問題不是否認戰略眼光，其好處在于，不管用復雜的還是簡單的數字技術，只要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改變經營效率，就能產生回報。這樣的數字化經營，才是長期可持續的。

　　否則，都去追求非常宏大的系統而沒有一定規模的客戶積累，其實是沒有意義的。數字化方向不可逆轉，大家都要參與其中，但要找到最適合企業自身的事情并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