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政策的新方向
最近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政策的新思路、新方向和新政策。除了明確提出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并強調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對一些具體的政策舉措也做了適當的調整。
金融政策思路調整的一個根本原因在于經濟金融環境與挑戰發生了變化。在國際上,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全球化政策環境出現了逆轉,地緣政治沖突明顯加劇。這樣,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提升。從國內看,近年來,金融體系的矛盾有所放大。一方面,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不足,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和普通老百姓“投資難”的問題長期存在。當下我國經濟增長模式迫切需要從要素投入型轉向創新驅動型,但金融服務如何支持經濟創新,仍然是金融體系的一個短板,這就可能會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另一方面,過去我國主要依靠高速增長和政府兜底兩大法寶維持金融穩定,但這個做法很難長期持續,金融風險不斷地在不同的領域冒出來。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完善金融體制,優化金融服務,防范化解風險。如果說建設金融強國是最終目標,兩大直接任務分別是改善金融服務的質量和控制金融體系的風險。管理風險的具體手段,包括處置中小金融機構風險,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的長效機制,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以及全面強化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提高效率的具體手段,包括打造現代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特別提出要做好科創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這應該是“數字金融”這個概念第一次被寫入中央文件,說明決策層既肯定了數字金融已經取得的一些積極成果,同時也對數字金融的潛力寄予了很高的期待。
二、數字金融的“中國故事”
我國的數字金融創新與發展起點的標志事件是2004年年底支付寶上線。阿里巴巴于2003年6月創辦電子商務平臺淘寶,把商店搬到了線上,突破了實體商店服務的市場半徑。不過,電子商務發展面臨一個很大的障礙,就是買賣雙方的信任問題。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許多遠程交易無法完成。支付寶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當然,支付寶或移動支付的作用現在已經遠遠超越了支持電商的功能,移動支付平臺既觸達了大量的用戶,目前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用戶數量都在10億左右,同時還積累了海量的支付數據。這樣一個由數據、網絡和活動三要素構成的被國際清算銀行稱為DNA的系統催生了許多新興的金融業務,比如數字信貸、線上投資、保險銷售等??梢哉f,移動支付是我國數字金融的起點,也是許多數字金融業務的基礎設施。
數字金融真正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始于2013年,標志性事件是當年6月依托于支付寶的線上貨幣市場投資工具余額寶上線。正好當時貨幣市場發生錢荒,利率飆升,相當于在無意中為余額寶做了一個廣告。余額寶的主要合作投資伙伴天弘基金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躍升為國內最大的投資基金。余額寶的成功引爆了數字金融業務快速發展,2013年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的“互聯網金融元年”。而自那以來的10年間,數字金融發展的道路充滿了波折。中國的許多數字金融業務確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雖然大多數數字技術和業務模式都不是中國原創的,但至少從市場規模來說,中國的許多數字金融產品,特別是移動支付、線上投資、數字貸款等,都是獨步天下的。
中國的數字金融業務為什么做得好,最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成功地應用前沿數字技術解決傳統金融體系中的痛點問題。中國的金融體系中結構性服務供給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主要集中在覆蓋中小微企業、低收入人群、農村經濟主體的普惠金融領域。移動支付出現以前,中國老百姓除了使用現金,沒有其它支付手段。但在一些發達國家情況不一樣,利用銀行卡的零售支付服務已經比較充分。所以利用數字技術的移動支付在中國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在美國卻并非如此。同樣,基于大科技平臺和大數據分析的大科技信貸既可以觸達無數的潛在客戶,又能較好管理信用風險,為許多中小微企業解決了融資難的問題。大量的數字金融從業人員在開發、發展業務過程中做了許多突破性的創新,滿足過去尚未很好得到滿足的需求,有效支持實體經濟。
還有一條同樣重要的經驗,就是要有效地管住金融風險。金融創新很重要,但只有能管住風險并且能保證客戶適當性的金融服務才能稱得上是負責任的金融服務。在這方面有過很多慘痛的教訓,最突出的例子是個體對個體(P2P)借貸平臺。我國的第一家P2P平臺于2007年建立,鼎盛時期曾經有超過6000家平臺,最終于2020年平臺數清零,算是從初創到終結走完了一個完整的生命周期。剛開始的時候,不少人認為P2P平臺同樣具有很強的普惠性,但一個根本的問題是,這些平臺定位為信息中介,不能做增信,但借貸雙方完全沒有甄別對方信用風險的能力。所以,絕大部分平臺要么完全沒有風控,要么變形做成了類銀行業務。其實P2P平臺清零的命運在起始點就已經被決定了。
數字金融發展的“中國故事”的核心是有效利用前沿數字技術解決實體經濟中的痛點問題,從移動支付到數字信貸再到線上投資,每一步創新都是為了化解傳統金融體系中金融服務供給不足的矛盾。這一點與中國經濟漸進式改革的策略很相似,就是從實際出發,不追求理論最優,重視可行性,結果導向。經濟改革的初期并沒有一整套改革藍圖,數字金融發展其實也是摸著石頭過河,大部分步子都踩得很穩,但踩得不穩的步子也不少。2020年年底開始,監管部門對數字金融特別是平臺金融實施專項整治政策,2023年年中,監管部門宣布專項整治告一段落,開始步入常態化監管時期。
三、數字金融強國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建設金融強國并做好包括數字金融在內的五篇大文章,對我國的數字金融發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數字金融要在提升到新的發展高度的同時,為金融強國建設做出重大貢獻。正好,數字金融經過將近20年的創新與發展,目前正在發生一些重要的結構性變化與轉型。比如早期的數字金融業務主要是由科技公司創新、推動的,現在傳統金融機構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過去大多數數字金融業務主要依托于消費互聯網,現在供應鏈、產業互聯網、物聯網等開始加速發展并催生新的金融業務。過去比較成功的業務主要是移動支付和大科技信貸,現在開始推進到智能投顧和央行數字貨幣等領域。過去數字金融發展存在一定程度的野蠻生長、監管空白等現象,現在已經逐步被納入監管全覆蓋的政策框架,專項整治政策正在過渡到常態化監管。
數字金融轉型成功與否,最終標準只有一條,就是數字金融發展能否有效助力金融強國建設,具體的功能應該集中在兩個方面,“優化金融服務,防范化解風險”。數字金融業務在“優化金融服務”方面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除了填補傳統金融體系的空白,金融消費者體驗有了極大的提升,傳統金融機構也利用數字技術改進了金融服務的效率。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金融服務的質量有沒有提升,關鍵要看金融服務能否有效支持經濟效率包括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數字金融在緩解“融資難”“投資難”問題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進步。隨著數字技術的運用,新型與傳統金融機構可以為海量的“信用白戶”提供快速、高效的信貸服務。相信基于產業互聯網的數字金融業務對于提升實體經濟的效率能發揮更加直接的作用。下一步值得期待的是數字金融如何支持企業的科技與經濟創新、支持中產階層的投資決策。
數字金融在“防范化解風險”方面的作用還不是很清晰。事實上,過去幾年,數字金融領域形成了一些金融風險,這也是監管部門采取專項整治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數字金融也是“防范化解風險”努力的重要一環。一方面,數字金融不僅要納入監管全覆蓋的框架,數字金融機構也要以“提供負責任的金融服務”為使命。金融監管特別是數字金融監管中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是如何平衡效率與穩定:如果過于重視效率,可能會聽任風險累積;如果過于重視穩定,可能會遏制創新活動。數字金融領域的“監管沙箱”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方法,我國央行也已經在嘗試,但在參與機構、監管接入、業務覆蓋方面,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如果用得好,也可以提升監管政策效率。我國也可以在這方面積極嘗試,當然,這也對監管部門的人力、物力資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實,數字金融助力金融強國建設的最有效的途徑是建設數字金融強國??梢詮膬蓚€層面來定義數字金融強國:一是我國的數字金融業務的規模與質量都應該是全球領先的,二是我國的數字金融業務應該擁有巨大的國際輻射力。目前我國可以稱得上是數字金融大國,但還不是數字金融強國。即便是做得相對成功的大科技信貸,雖然覆蓋面已經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大,但通常貸款規模都比較小,大多是用于解決企業的流動資金問題,很少能夠用于投資擴張。而且從年化利率看,融資成本也可以進一步降低。在支持企業增長特別是企業創新方面,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四、數字金融政策的挑戰
建設數字金融強國的使命對金融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核心政策任務可以提煉為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優化金融服務、防范化解風險”,這對于數字金融領域顯得尤為重要,但在執行過程中可能會遇到非常大的挑戰。從長周期看,各國金融政策普遍存在明顯的鐘擺現象:通常在金融危機之后,政策會往收緊的方向擺,緊到一定的程度可能會影響效率,政策就開放往放松的方向擺。我國現在遇到的一個具體困難是,“優化金融服務”需要政策鼓勵金融創新,提升金融質量,但“防范化解風險”又意味著要加強監管。這兩者之間如何協調,可能是未來一段時期最大的挑戰。
化解這個挑戰的主要方法應該是更多地利用市場化的手段加強金融監管、鼓勵市場創新。新加坡的金融科技搞得活,主要是因為監管部門持開放、擁抱的態度,同時不放松對風險的防范。我國過去數字金融創新也很活躍,監管部門采取了比較容忍的態度,但如果“不作為”,結果就會適得其反,由于風險的累積而最終阻礙創新?,F在將數字金融業務全部納入金融監管框架,這是十分有必要的。但金融監管不是行政管制,如果政府部門甚至監管機構強制推行行政性的管控、干預,肯定會傷害金融創新的積極性,也很難真正管住金融風險。所以,金融政策的關鍵是在效率與穩定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提高效率要放開市場,防范風險要加強監管,令這兩者得到統一的做法是接受市場的作用,實行市場化而不是行政性的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