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索洛比較大的貢獻在于，他對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進行了動態化處理。生產函數就是看勞動和資本的投入和產出，微分求導以后變成一個動態模型。

　　具體來說，索洛模型的第一個貢獻在于，提出了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概念，也就是索洛殘差。

　　增長模型實際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索洛殘差。在每年國民經濟的核算中，除了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以外，往往會發現多出一部分，開始時將其稱為“經濟核算的殘差”，后來統計上把它叫做余值，即多余的部分，因為不知道這一部分的來源。后來許多國家都有這一部分，芝加哥學派認為這一部分一般是由于勞動力素質提高，技術創新、裝備技術水平提高，工藝提高等等產生的，最后導致沒有增加要素投入的情況下，產出增加了，后來就把它叫做全要素生產率。我們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在十九大上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全要素生產率是什么呢?如果用數字表達的話，就是資本和勞動投入的總產出是100%，結果比如說多出來3%，那么全要素生產率就是103%;多出來5%，全要素生產率就是105%;如果是98%，就是說全要素生產率是負的。因為將勞動和資本對數處理并相加為100%，所以全要素生產率一般是一百多，它除以去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

　　第二個貢獻在于，它假定勞動和資本是兩個變量。

　　斯密當時的增長理論里有勞動、資本和土地，工資是勞動的產出，利潤是資本的產出，地租是土地的產出，三個加起來就是國民產出。也就是說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資本和土地，這是一個古典經濟學的理論。

　　我覺得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貢獻就是剔除了土地要素，其原因有兩點：一是一國的絕大部分土地是用于農業，但農業增加值比例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越來越小。比如說原來農業增加值比例最高可能達百分之七八十，之后一直下降，到現在發達國家農業增加值占國民產出的比例可能為1%、2%。特別是每年土地投入帶來的增長微乎其微，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一個國家的土地，如果不去擴張，不去侵略，那么投入使用的土地開發成熟后，土地的投入量就是固定的。在模型中，土地要素不是一條從左向右傾斜的曲線，只有這種曲線才可以增長，土地是一條垂直線，垂直線就是要素的增長等于0。

　　這兩個原因使新古典經濟學把土地要素從增長函數里剔除，使計算變得簡單化，增長函數就變成了一個對數函數，我覺得這是索洛模型的第二個貢獻。

　　第三個貢獻在于，勞動和資本之間隨著要素價格的不同可以互相替代。

　　勞動和資本的產出系數等于勞動和資本的價格，比如說a和b，就是彈性，使勞動和資本之間通過市場可以調節，互相替代。比如說勞動越來越貴，可能資本就會替代它，技術創新可能使資本替代勞動越來越容易。所以它是表明兩種要素根據市場條件可以互相替代的一個模型，是市場經濟中要素配置的一個增長模型。

　　綜上，我覺得索洛模型的貢獻在于，第一，全要素生產率，就是重技術進步;第二，就是把三要素的增長模型改為兩要素的增長模型。第三，就是在整個模型的構造中，勞動和資本之間隨著要素價格的不同可以互相替代。

　　索洛模型給每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核算提供了一種很可用的方法，我們既可以用它來核算我們過去的經濟增長，比如說中國過去勞動力增長了多少，資本增長了多少，分別乘各自的產出系數，那么多余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部分;也可以用它來看未來我們的資本可能增長多少，勞動力可能增長多少，比如說未來勞動力負增長，那么它也會假定全要素生產率會增長多少，對未來進行仿真的預測。

　　索洛前些天去世，我覺得他對整個經濟學界還是做了非常大的貢獻，現在經濟增長最基本的數理邏輯模型就是索洛模型。當然還有其他的算法，比如說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轉型有喬根森模型，就是以劉易斯的理論為主的結構轉型中的增長過程，這個和索洛模型不一樣。還有凱恩斯主義的哈羅德-多馬模型，主要是強調積累和投資引起的增長，還有資本產出率;還有一個就是羅默內生增長模型，他把索洛模型里的技術進步進行內生化處理，創造的技術進步的增長;還有里昂惕夫的投入產出表來計算經濟增長。但是現在各個國家，包括我們國家，在核算過去的數據以及仿真未來時，大部分用的是索洛模型。

　　2019年我在《財經問題研究》上寫了一篇《索洛模型在分析中國經濟問題時的困境和改進思路》，講這個模型對中國的不適應性;我最近也出了一本書叫《中國：二元體制經濟學增長解釋與前景展望》，就是說世界上有不同的經濟體，不同的國家，比如說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那么他就用索洛模型，雖然有宏觀調控，比如說財政政策，但是它整個微觀的市場是一個競爭性的經濟，這是第一類國家，比如說美國、歐洲的許多國家，它們是成熟的國家，體制是既定的。

　　第二個就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一種就是向市場經濟邁進，比如說劉易斯的二元結構論，以及后來的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喬根森增長模型，都是體現國家往市場經濟方向的結構轉型，結構轉型主要是指，社會上從農村社會轉向城市社會，產業上從農業社會、農業經濟轉向工商經濟，特別是工業經濟。這個增長模型主要是說農村的農業與城市工業部門比的話，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就是他勞動生產率太低，不合算，因為農業收入低，他受勞動價格的調節，不斷的往工業轉移，當所有的勞動力在轉移要結束時，農業也將實現現代化，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工資水平也差不多了，那么這個國家的工業化也就完成了。就是農村的人口越來越少，城市的人口越來越多，農業的就業比例下降，所以劉易斯的經濟學理論就叫結構主義經濟學。索洛模型是均衡的，但是結構主義的經濟學是不均衡的，因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太多，于是往城市轉移。

　　第三個是計劃經濟國家。計劃經濟國家就是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么生產，都是由統一的計劃部門決定。開始的時候想把貨幣商品都取消，勞動券是勞動的體現，憑借勞動券可以去有關部門領需要的物資。

　　后來發現如果去掉貨幣、商品、價格，這個社會就混亂了，因為整個經濟里的貨幣、商品、價格，實際上就像一臺很大的計算機在自動的計算，哪個地方東西太多了，哪個地方東西太少了，哪個地方供給多、需求少，價格就下跌，哪個地方供給過少、需求過多，價格就上漲。價格去調節資源或者要素，它就是比較均衡的，是整個經濟最大化的生產，這是索洛模型的的立意。但是計劃經濟它需要有一個官方價格，最初按馬克思設想的就是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不存在商品，不存在貨幣，不存在價格，都要取消。他們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國家也要消亡，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生產資料全社會公有。當然蘇聯和我們國家，還有好多國家，都實行過這種體制，而且很想取消商品貨幣價格，我們國家大概在1957-1958年就想嘗試這種體制，但是一取消商品貨幣價格就混亂了，不可以取消。比如，不給職工發工資，職工就不會去商店消費，國家就無法計算這個地方需要多少物資。最后妥協承認貨幣還存在，不論是調撥的物資，它還有價格，而且居民可以到商店消費，當然有可能以發票形式，例如糧票、布票、電視票等。

　　后來所有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蘇聯和東歐國家)發展效率太低，開始進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場經濟。當時計劃經濟學家和市場經濟學家進行過一次論戰，關于為什么計劃經濟行不通?為什么即使存在價格，而且最后計算機出現了，它還行不通，最后包括我們國家，1992年宣布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計劃經濟的增長模型就是里昂惕夫的投入產出表，并且里昂惕夫還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是計劃經濟、計劃體制。

　　剛才我說了三類，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增長問題，追求工業化也就是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增長問題，計劃經濟國家的增長問題。

　　后來發生了一個比較大的變化，就是我們分析的對象，比如說中東歐這些國家，獨聯體國家，包括中國，這些從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絕大多數是3～ 5年轉軌完成，比如說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包括中亞國家和俄羅斯。這種國家轉軌的時候，不去研究長期的增長問題，轉軌過程沒有太深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是由一位叫薩克斯的經濟學家提出的方案。

　　薩克斯因為什么出名呢?玻利維亞這個國家通貨膨脹特別嚴重，外債也特別多，赤字嚴重，國有企業較多且效率低下，虧損嚴重，那么后來政府就讓薩克斯去想辦法解決，那么薩克斯就提出了三點解決方案：第一，所有國有商品私有化;第二，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放開價格，不需要國家行政計算確定價格;第三，放開匯率。因為大部分的計劃經濟國家的匯率是固定的，不能隨著市場變動。另外就是減輕債務、壓縮赤字。

　　實際上薩克斯的辦法是什么?從經濟學角度講，它是一種需求的辦法，控制需求、放開市場，比如說債務，赤字，貨幣發行這些都要嚴格管控，管控后放開市場，這樣效率就提高了。

　　但是這類的方法都有陣痛，比如說突然價格放開，通貨膨脹挺嚴重;比如說補貼減少，國有企業有些員工要下崗。還有縮減財政支出就會導致一些公務員下崗。另外財政赤字太大就要減少一些社會福利支出。

　　阿根廷剛上來的總統米萊就是用的薩克斯這個方案，所有的計劃經濟國家轉向市場經濟的時候，后來學界將其稱為華盛頓方案，就是說私有化，市場化，國有經濟減少，匯率放開，價格放開，私人經濟增多，使經濟恢復。

　　薩克斯給這個方案起的名字叫休克療法，休克療法對整個社會的陣痛是很大的。比如說所有的國家在第一年、第二年產出都下降，失業率提高，所以引起陣痛，但是大部分國家扛過這一段以后，變成市場經濟國家它就好了。

　　比如說中東歐這些國家，特別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這些國家應用該方案的效果都特別好，并且很快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但是有些國家應用該方案效果不佳，比如說蒙古。但是不是說推行華盛頓共識舉措的這些國家本身發展不好?我覺得不能戴著意識形態的眼鏡去評判結果，因為各個國家有不同的原因。

　　轉軌的國家中有的國家是順勢轉軌，三五年就轉軌結束，絕大部分都是這種，但是也有另外一種轉軌國家，這類國家處于長期轉軌過程，對這類國家沒有必要去建立一門專門的增長理論，因為它一旦轉入市場經濟，用索洛模型計算就可以。

　　我國轉軌不是瞬時轉軌，而是漸進轉軌。第一階段從計劃里發育出市場，叫雙軌制。有些超過生產的部分可以到市場上去賣，農民的自留地多出來的可以到市場上去賣，還有鄉鎮企業生產的可以到市場上去賣。但是大量國企生產的，大部分還要計劃來確定，這是商品。還有勞動力要素，原來生產隊沒有招工，原來大學生都分配，沒有什么雙向選擇之類的，所以要素沒有放開;資本最開始還是統收統支，企業需要資金就要向財政申請，財政撥付資金，企業如果利潤太多，就會被國家收走。那時候不是不是上繳稅，而是上繳利潤。此外，土地要素也沒有實現市場化。

　　我們開始是商品市場化，后來是勞動力市場化。開始時勞動力在農村掙工分，到鄉鎮企業后鄉鎮企業就發工資了，鄉鎮企業的產品要賣給市場，所以勞動力的定價就是市場定。再一個就是農村的勞動力過剩，這個勞動力是市場決定的，從農村流出的勞動力越多工資越低，從農村流出的勞動力越少工資越高，由市場所配置。后來國有企業實行下崗分流再就業，就全部改成合同制，越來越多的勞動市場化。

　　后來是資本，開始的時候是撥付，后來銀行叫撥改貸，這就有市場的性質。后來資本市場，還有銀行同業拆借一類的，資本也實現市場化了。

　　土地基本上沒有市場化，它是一級行政壟斷性的市場。資產方面，城鎮住宅放開了，可以在二級市場上交易，一級市場也是商品房，但是農村的住房還是沒有放開，不是資產，不是商品。

　　所以第一階段是向市場釋放;第二階段是并存，就計劃調節形式和市場調節并存;第三個階段就應該是向市場經濟并軌。我們現在處在并存這個階段，我認為還沒開始并軌。

　　已經45年了。這是第一個邏輯——階段邏輯。

　　第二個邏輯就是，先從商品市場化，之后是要素市場化，最后是資產市場化。資產市場化是最晚的，除了城鎮住宅，幾乎還沒開始。另外我們不是全面轉軌，是“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存量盡量不動，消化比例減少，增量改革，這是第二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試點結束再推廣。

　　它的整個邏輯包括階段邏輯、先后邏輯和雙軌邏輯。新舊、增量和存量，還有試點和推廣，就是這個邏輯。

　　但是把所有的國家都搜遍以后發現，二元體制，即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存，這種國家幾乎沒有，要么就是計劃經濟國家，要么就是市場經濟國家。我國這種計劃與市場并存的國家，特別是一個特大型的國家，人口也特大，經濟規模也特大，可能全世界唯一。這就提出一個問題，這類國家的經濟增長怎么計算?它是什么模型，這就存在這么個問題。

　　舉個例子，比如說用索洛模型也可以計算，但會發生一系列的問題。因為從改革實踐和體制來看，第一，計劃體制是低效率，不利于經濟增長。第二，它是一種安排型的經濟，比如說戶籍就是一種體制，這些體制都是不受市場調節運轉的系統。國家可能會干預，比如說土地分配就不是市場經濟，再者，土地要素的配置，比如說城鎮的住宅可以是資產，但是農村的住宅不能被市場定價，不能交易，它就不是資產，而是一種生活資料，沒有價格。

　　這個系統的經濟增長難以計算，因為索洛模型假定所有的要素、商品，都是在市場經濟中交易的。我們國家因為改革提高了經濟增長速度，不改革的話經濟增長速度就一直很低。從1950-1956年，我們國家大概平均增長了九點九幾，那時候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公私合營沒完成，人民公社沒開始，戶籍制度也沒出來，私營企業仍大量存在，市場機制是發揮作用的，因此那幾年的經濟增長率接近10%。

　　但是從1957年開始到1977年，我們計算的經濟增長率是4.63%，而且投入很高，那時候勞動力都是正增長，而且增長幅度很大，資本的投入也很高，但是經濟增長只有4.63%。

　　我這兩天算了一下，1977年我們國家GDP只有470多億美元(現價)，人均GDP按我們固定匯率大概是220多美元，但是固定匯率比市場匯率高，那時候一塊多人民幣兌換一美元，但改革開放的時候大概10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所以我們假定采取個綜合，就是50美元，人均GDP才50美元。

　　改革開放以后，勞動力增長大幅度下降，因為原來人多，年輕人多，而且孩子出生多，后來幾年資本增長也降下來了，但是我們到去年增長速度也在9.21%，45年的前30年增長10%，后11年增長了6.3%。

　　2012年到現在，原來我們國家人口大概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二點幾，我們的GDP大概占世界的0.63%，但是只有不到1%的GDP。所以改革開放以來確實是創造了奇跡。

　　但是這帶來一個問題，勞動和資本等要素投入在下降，但是你經濟增長多出來很大部分，套用索洛模型解釋不了這部分的來源。所以后來我就悟出一個道理，覺得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的模型，它是流動實體變量的投入和產出。比如說我投進去了勞動力，投進去了資本，它產出了多少?它的價格、產出系數乘上，但是它沒有體制因素。你看不到這個模型能表達一種體制，但是你確確實實感覺體制影響了釋放的增長，也就是體制改革釋放的生產力，但是沒有體現在這個增長模型中，因為他假定體制是既定的，就是市場經濟，但是用索洛模型計算二元體制國家的經濟增長是有誤的。這就是我說的索洛模型為什么在中國不適應的原因。

　　怎么辦?確實是個難題。不能用里昂惕夫的投入產出表計算，因為投入產出表不涉及體制。二元體制這種國家的經濟增長怎么去計算，怎么去反映，特別是怎么反映體制安排造成的經濟損失?就是計劃之類的效率下降，但體制改革釋放了增長潛能，因為它體制不是流動的實體變量，所有的模型絕大部分是流動的實體變量，比如說貨幣，要么是貨幣，要么是資本，它不是戶籍制度這種，戶籍制度怎么變成可計算的變量，這是一個難點。

　　以往人們針對這一難點采取了三種辦法。第一種辦法是定性的，就是根據觀測到的改革確實引起了經濟增長，但是沒有邏輯關系，證明不了經濟增長。比如說實行計件工資制，效率提高了，于是產量增加了，投入沒增加甚至減少了。那么這就說1+1=2，或者是1+1=3了，但是證明不了經濟增長的原因以及其中的數理關系。

　　第二種辦法是說改革前和改革后增長了多少?比如說改革前不變的投入，帶來了100的增長;改革后增長了105，這個5就是改革產生的。但你只是看到了差異，難以看清內生的關系是什么。

　　第三種辦法，就是有一些學術文獻，他用專家打分法的辦法把改革往生產函數里楔一個參數。比如說改革帶來的什么百分之多少，每個行業、每種要素要專家打分，財政改革或者資金改革、勞動力改革，給每個部分給予權重。這個東西是主觀打分法，也不是內生的。

　　這個事情我想了五六年，最后想了一個辦法。它這個邏輯是什么呢?第一，計劃與市場之間存在著扭曲。這個扭曲，有些情況下通過變通的辦法糾正，有些是糾正不了的，比如說農村房子不讓你賣，你可以私自賣來糾正，但有可能違建或者違法。類似的風險很大，成本很高，這是扭曲，絕大部分扭曲糾正不了，這是第一個假定。

　　第二個假定，就是找出一個變量，這個變量不是流動實體，而是一種安排。我就想，怎么去找這個變量。我最后想了個辦法，比如說市場經濟國家中的一系列的關鍵動態指標叫什么?市場經濟的標準值。比如說城市化水平、農業就業的比例、分配環節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居民消費占GDP比例、市場經濟國家民生支出的比例、市場經濟國家的房價收入比、市場經濟國家的資本利潤率等等一系列的都可以找到，影響整個支出、分配、生產方面，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一系列指標，如果沒有計劃行政的干預，這個國家就是這個標準值。雖然有高有低，但是它是個標準值。

　　戶籍體制造成了我們國家的城市化比例差距很大，農業就業率比例很高，那么這個的差值可以用來測度，例如孩子不讓上學、阻礙農民轉移到城市的這些體制變量。把它當做一個閘口，在這兒設置一個閘口，勞動力從一地向另一地流動的時候，或者雙向流動時，設置閘口就可以規定是否流動以及流動速度。

　　接下來是資本，比如說民營、港澳臺、外資的利潤率平均是9%,國有企業3%，9%減3%的話差值是6%，6%差值就相當于國有企業效率的產出的閘口。

　　能找到一系列的這種閘口，我們可以用這種辦法把二元體制國家這種閘口變量都找著。

　　另外我們還設計了開關變量，數學上叫差分變量。絕對差分變量，就是說Yes或者No，1或者0，1可以讓你交易，0不允許你交易。所以建立了這個變量體系后，我們可以計算整個二元體制了。比如差值乘上它相關的總資源就是損失，比如說資本損失的利潤除以它的利潤標準值，就是它的體制性剩余資本，比如說差值乘上農業就業里的差值，再乘上總就業，就是體制性剩余勞動力。我們可以把土地、資本、勞動的體制性剩余用這種變量求出來，再將其納入生產函數、分配函數和需求函數中。比如說生產函數里，把剩余勞動力再加進去，勞動力就增長了，產出系數就是勞動給經濟增長帶來的新的增長潛力。實際就是閘口打開一些，讓它加進去，資本閘口打開一些加進去。實際就是把閑置浪費的部分通過改革釋放出來。我們通過建立數理邏輯的辦法把它描述出來了。

　　其實市場經濟國家不需要這種模型，發展中國家往市場經濟走的也不需要，順勢轉軌國家也不需要。而咱們國家才能用這種方法去進行計算。

　　我們用這種邏輯進行了計算，當然需要構建三個要素的生產函數，增長函數。索洛模型是兩要素，但是現在土地剩余，土地閑置浪費的特別多，所以把土地加入古典增長模型中，閑置的那部分也加入進去，土地就增長了。這是第一個，對增長模型有改造。

　　第二個，我們現在按教科書上來說，索洛模型的余值包括技術進步、創新、人力資本以及紅利等。但是我們國家的余值中，土地房屋有一部分是從零價格突然到市場價的溢值，這個余值只有交易才會產生。

　　我舉個例子，比如說原來勞動要素在農村是工分制，沒有貨幣，一天大概10個工分，一個工分頂多6分錢，10個公分就6毛錢，那就是很好的生產隊了，但是也不給你發貨幣，最后就是糧食兌付給你，沒有貨幣化過程。但是那時候突然有一天去當小工，我大概在一個修公路的地方當了30天小工，一天4塊錢，那一個月掙了120塊錢，比生產隊一年掙的還多，這就是貨幣化。

　　再比如說，原來你在中關村分了一個房子，免費給你的，因為是生活資料。突然有一天變成學區房了，現在一平米變成10萬一平了，你100平米就賣了1000萬。國民經濟核算要求生產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種方法相等。我現在生產法計算生產出來的東西，但是這個收入法是只要你收入了，純收入的部分要算一個GDP。支出法，我買你的房子了，我支出了1,000萬，支出法上要算一筆。因為他免費取得收入也需要計算一筆收入，最后生產法上多出來一塊，這就叫余值。原來都把它歸到技術進步里，它不是，它這個東西原來沒價值，突然有一天價值爆發，產生了財富化。

　　還有土地，農民拿出來也是零價格，到市場上拍賣，你比如說住宅用地都是1000多萬一畝，也是一種余值，但是這個余值太大了，國家統計局用辦法把它直接計入生產法的GDP里了。

　　所以我們的經濟增長里邊兩個部分，一部分就是改革以后，3個人干了5個人的活，比如說機器三班倒，后來企業和每個勞動者的利益掛鉤了，機器訂單多，工人就直接三班倒。人也沒變，機器也沒變，產量增加，資本和勞動力生產率就提高了，這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當然全要素生產率不是來自于技術進步，而是來自于原來不干活，現在干活了。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原來這個東西不是財富，現在成財富了，就是住宅土地這一類的。他只要一交易，零到市場價的財富化就產生了，這個由于無法核算也在全要素生產率里。

　　實際上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百分之六七十不是技術進步，就是我說的這兩類多出來的東西。哪多出來的?改革改來的。比如說我們改革開放前四點幾，我們后來增長了九點幾，那個增長率從哪來的?改革，就是計劃向市場的閘口放開。

　　因此我整個建立了這么一整套經濟增長的運算體系，一個是過去的核算，增長奇跡從哪來的?生產、分配、支出三個環節都打通。還有后來經濟下行是什么原因，也是生產、分配和支出。再一個就是未來生產，就是仿真一下未來還有多大潛力，增長潛能會不會中高速，我們也是生產、分配和支出。

　　其實整個過去的核算和未來的仿真運算我們都做完了，我就不談過去的增長奇跡或者經濟增長速度怎么計算的，我就說一下未來。

　　我們首先算一個二元體制下的自然經濟增長速度，算這個自然經濟增長速度時我們不用我們這個模型，就用索洛的模型。雖然它是市場經濟，但是它假定體制既定，我們就套到我們運算體系計算。

　　在運算時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因為我剛才說了，索洛模型假定全要素生產率是知識進展和技術創新引起的，那么未來知識進展和技術創新到底是多少?

　　其實我們國家關于未來經濟增長率有很大一個爭論，我們就是靠技術創新來把這部分的增長速度推到3%以上，再加上要素投入產出，比如說1.5%、2.5%的話，其實我們也可以翻一番。這個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在市場化改革上花那么大力氣，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就會解決中國的問題。

　　但是我講了，我們研究過這個問題，如果真要是全要素生產率，能把我們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推向一個中高速度的話，那就沒必要去改革。中國從改革開放到2019年以來，格羅寧根大學計算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只有0.7，這是一個數據。我們算到2022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就只有0.6了，就是前四十幾年平均的話是0.7，這兩年負增長的特別厲害。所以我們把它分別定義為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和改革全要素生產率，把它分開。

　　我們國內有些學者說可以把關于技術進步的全要素生產率拉到三點幾以上，但后來我們覺得這東西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我們自己45年才增長了0.6，發達國家這個期間，韓國如果算進發達國家的話，也就1.6，德國好像是1，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這些國家都不到1，也都是零點五幾。除了韓國，就沒有看見這些創新型國家它的增長率超過1。

　　第二，和我們國家人均GDP上下5000美元的這18個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幾乎是負的。

　　第三，轉軌國家，它的前10年很低，后來轉軌過程中甚至平均達3，但是現在又降低到很低了，零點幾。經濟學家瓊斯論證了研發投入指數性的增長并沒有帶來TFP的指數性增長，就是全要素生產率還是平穩的，科研投入、研發投入不會帶來爆發式的經濟增長。后來經濟學家菲斯佩奇，認為技術進步和知識進展對經濟增長是一個平緩的影響過程，不會大起大落。后來我們看了一下主要國家的TFP都在往下走，中國未來10年能增到三點幾?概率太小了。

　　我們怕這種輿論影響決策，動力到底從哪來?全要素生產率是不行的，因為現在勞動力是負增長1.1%，乘上個產出系數，假如說是50%，就是負的增長0.5%，比如說我們投資增長3.5%，平均開始是5%，后來到2.5%、3.5%，那么平均增長3.5%， 0.5的產出系數的話，就是將近1.8%，1.8減去勞動力的負增長0.5%，就剩下一點幾，一點幾加上全要素生產率，大約在1.5%-2%區間。

　　再比如說全要素生產率，我們花大力氣計算到了0.8%，也就增長了不到2.5%。假如說要素生產率是1.75%，全要素生產率能增長3%嗎?關鍵是整個數據都不支持你這個想法，雖然官方文件里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但是問題是能行嗎?

　　我們認為，未來的增長還是在于體制性剩余，就是體制禁錮在那邊的勞動、資本、土地，只要進行改革經濟就會增長，因為它是存在的，可以算出來不干活的勞動力有多少，或者無效或者低效的資本有多少。把國有企業的資本利潤率提高一個點，就是36,000億的純利息，36,000億，比上個120萬億，增長近3%，但在索洛模型里算不出來這些剩余，只有在我們的增長模型里才能計算出來，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中位數5.5%是沒有任何問題，再加上增加土地，土地是固定的，但是我們土地的耕地率，土地建設用地率，可用土地占國土比例都很低，我們調水的比例也很低，人均調水量在大國內是最低的。加上調水、增加土地這些的話經濟增長沒問題，中位數5.5%，低一點，5%保持住，高一點6%都沒問題，如果2024年開始改，未來11年都沒問題。

　　但是我們最后也有一個結論，不改革經濟增長潛能就釋放不出來。

　　我覺得對促進未來中國經濟增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上有兩個最抓眼球的。一個就是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收縮帶來的，國家必須實行大的赤字，大的投資，來加速經濟增長。因為現在企業都是用收入來還債，或者平衡這個資產負債表是最大目標，原來是利潤最大化目標，現在是是還債平衡，所以國家要借債、要赤字。

　　現在是這樣，我有幾點看法：

　　一是，原來羅斯福新政的時候，財政赤字，實行以工代賑，工人來挖路，那么百分之六七十轉換為投資，1億投資。我大學里學的專業就是基本建設經濟專業。那時候我們計算蓋一座房子可能是35%到40%轉化為工資，修一條公路大概40%到45%轉化為工資。

　　后來這個就變化了，現在修高速公路、高鐵10%到15%轉化為工資，住宅樓宇這種建設有20%-25%轉化為工資，也就是說投資的東西，后來還是在，比如我們過去打一個隧道的話，要進去挖個洞，插個雷管，弄上炸藥，炸碎了以后還要用小車推出來，現在都不用了，盾構機全部給你解決了，不用人工了，最后也流不到消費，從而刺激制造業的生產。這是第一個理由，就是和當年那個年代不一樣了。

　　第二個理由，我們國有企業比重特別高，而且無論是2009年的貨幣刺激，還是這幾年大量的赤字或者投資下去，首先投資的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相對較少，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但是中小企業雇傭的勞動力多。我們也沒有在這種經濟困境的時候制定對中小企業的采購制度，日本就規定必須得采購中小企業的產品。我們最后流到國有企業，而且國有企業就3000多萬人，沒有流到工資什么里邊，產出效率還低。

　　第三，我們的錢放出去，甚至都沒有到實體經濟，就在金融體系內轉了一圈，金融體系把錢轉了一遍以后又回去了，在金融體系里循環。這是第三個理由。

　　我覺得幾個理由，財政政策上我們不是沒有借債，也不是沒有發債，我們這幾年弄了多少債，那都是財政債，是吧?

　　第二個就是張五常的通貨膨脹。其實通貨膨脹就是投放貨幣，增加流動性。我們去年(2022年)M2放了28萬億，今年(2023年)好像是50多萬億，投放這么多的貨幣，通貨膨脹還是沒有變化。

　　投放的貨幣到國有企業里流轉了一圈，到金融企業里流轉了一圈，卻沒到實體經濟，沒到消費，那么經濟怎么發展起來?而且貨幣又流轉到工程上，從國有企業里流向國有金融里，該賺錢的人把錢賺了，其實失業沒減少，貨幣沒有流到買東西、吃面包的人手里，這樣物價怎么能漲起來呢?

　　通貨多了，但沒膨脹，就是消費價格沒膨脹，麻煩出在這兒。

　　我看了一下數據，我們消費品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是1978至1997年，平均8%的通貨膨脹率，特別是1987年、1988年還有1993年、1994年，通貨膨脹率都是百分之二十多，那時候我們也沒搞財政政策，也沒搞貨幣政策，通貨膨脹就起來了，后來就起不來了。

　　第一，貨幣都跑到土地和房子里了，90年代中期是住宅商品化改革，土地招拍掛，資產價格起來了。現在就算貨幣放出來，還能跑到資產上去嗎?人們都不買房子了，資產價格也起不來。

　　第二，貨幣跑不到老百姓、勞動者、中小企業那里，消費物價需求上不來。現在大家不買房子了，也跑不到消費里邊，所以發100萬億又有何用，物價也起不來。

　　所以我覺得經濟增長速度在生產那一側既不能靠全要素生產率，需求這一側我覺得財政政策也不可行，就是我說的幾個理由。只有進行改革才能解決。

　　你看我們從1957年到1977年都是通貨收縮，都是負增長，雖然是低工資，但也沒有什么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我們改革開放也沒有貨幣政策，也沒有財政政策，就是把這個土地聯產承包、擴大企業自主權，鄉鎮企業以及個體戶全放開，個體戶生產就是自己的，自己吃自己喝，那物價就起來了。

　　當時第一次價格大幅上漲雖然也有價格闖關、通貨膨脹的問題，但是那時候大家生活挺不錯，而且流到中小企業、個人的手里，個人去買東西，消費物價就起來了，再加上漲工資什么的，但是也沒有用財政政策，那時候沒什么財政政策的概念。

　　第二次1992年也沒用財政政策，1992年的物價就是要搞民營經濟，要向市場經濟邁進，外資、港澳臺、新加坡的錢全流入，那時候還是來料加工，出口用的勞動力比較多，發下去物價就上漲。

　　最后一次大概就2010年,那次通貨膨脹為5%，情況不嚴重。當時我國加入WTO以后，新增勞動力特別多，這一部分人消費增加，后來就沒勁了，勞動力在減少，物價就起不來。我們現在農民的收入還很低，年均大概14,000不到，流動人口三萬幾，城市戶籍人口是5萬，所以只要給前農民和流動人口創造機會，增加就業，增加收入，物價肯定能起來。

　　所以還得依靠改革，必須讓農民有收入。我覺得不用別的，把農村所有的土地產權保護，放開交易。比如說我到城里都20年了，家里宅基地就是不讓賣，如果突然有一天放開，把它賣了就是一筆錢，收入越低的人，收入的消費率越高，馬上就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下一步你能不能把它放開，就是這樣大力度的改革才能起來，而且倒逼貨幣發行，讓物價起來，也有市場需求，只能是這么做，我覺得這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