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觀調控與其目標之間產生錯配

　　宏觀調控需要依據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從上半年發布的經濟數據來看，二季度經濟增長率不及預期，這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視，也是7月24日政治局會議后，宏觀政策密集出臺的根本原因?？傮w來看，大家普遍認為現在經濟處于弱復蘇狀態，疫情帶來的“疤痕效應”依然存在。

　　1、宏觀調控依然面臨諸多結構性問題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仍然面臨三重壓力，即預期轉弱、需求收縮和供給沖擊，只是這三重壓力的順序相較以前發生了變化。以前更多強調供給沖擊，現在則更多轉向需求收縮。需求收縮的背后是預期問題。當前，部分制約我國經濟穩定、合理增長的因素還沒有完全發生變化。

　　當前的宏觀調控不僅要面對傳統凱恩斯主義中熨平經濟周期的問題，還要面對體制性和結構性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傳統宏觀調控的范疇。實施宏觀調控，不管使用什么樣的政策工具，不管如何評價政策效果，最重要的還是宏觀調控的目標。理論上講，宏觀調控的四大目標是清晰的，其核心目標可以簡化為經濟增長。但是在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下，僅僅著眼于經濟增速這一目標是不恰當的。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以及宏觀調控都要面對很多結構性問題，包括創新問題、數字經濟發展問題、綠色轉型問題、消費問題、人口問題、政府治理問題等，其涉及的內容超出了短期宏觀調控的范圍，更多涉及到經濟改革、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層面的問題。這使得宏觀調控，尤其是本來著眼于短期經濟穩定增長的宏觀調控，面臨的問題變成了經濟增長和經濟改革的問題，導致宏觀調控效果不及預期，或者調控的邊際效果遞減。

　　宏觀調控考慮的短期經濟增長問題，而當前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更多是結構性問題，這就導致宏觀調控作為一個手段，與其要達到的目標之間，產生了不匹配。所以，我們發現，在宏觀調控的語境下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經常覺得不盡如人意，但如果跳出宏觀調控的框架，圍繞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的問題進行討論，邏輯會順暢很多。

　　2、宏觀調控自身也存在許多問題

　　多數時間，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穩定經濟增長。經濟能不能實現穩定增長，前提之一要看內外部環境是否穩定、明確、可預期。當前，我國的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都對穩定的經濟增長產生了非常大的沖擊。從外部看，前幾年的疫情、近期逐漸增加的戰爭風險、國際地緣政治博弈等問題都使得經濟增長面臨的外部環境和過去相比完全不同，這也是影響宏觀調控效果的重要因素。從內部看，我國經濟已進入實質性的轉型階段，雖然數字化、綠色化的方向是比較確定的，但從某一個具體的行業或企業看，從傳統向數字的轉型則充滿了不確定性。

　　在宏觀調控上，確實存在政策目標多元化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是在宏觀調控的框架下談改革、談體制、談結構以及長期發展的問題，語境并不完全恰當。在政策工具上，每年兩會時都會涉及到5-7類政策工具，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社會政策等，但相關政策工具之間的協調不盡如人意，政策效應疊加、共振時有發生。

　　另外，在出臺一些重大政策時，事前、事中、事后的科學化、定量化評估急需加強。諸如教培和平臺經濟治理等政策，如果在出臺前能夠對其產生的效果進行定量化評估，就能進一步提高政策的科學性。

　　總結來說，宏觀調控的目標是多元化的，但并不是在宏觀調控本身語境下可以解決的;另一方面，宏觀調控自身也有問題，這導致很多政策出臺后效果不及預期。因此，在口徑、話語體系方面，需要進一步明確到底是宏觀調控的問題，還是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的問題。

　　二、完善有效協調的宏觀調控機制

　　無論是宏觀調控政策、工具還是目標，核心都在于有效協調。“有效”是指宏觀調控需要著力于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不斷改善經濟結構，使得新舊動能順暢接續，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協調”是指政策目標先后要適當，政策體系主次有序，政策工具相互配合，政策傳導機制順暢，政策效果透明可測。

　　1、增強宏觀調控機制的有效性

　　有效性主要取決于目標。我們在面對多重目標時，要圍繞各個時期黨中央確定的重大戰略任務，將這些目標在時空上進行分解，確定各年度的工作目標與重點任務，從而使得政策在每一個具體時點上的操作性更強，政策效果更加可評估。

　　在當前復雜的環境下，建議對于重大政策調整和改革措施預先進行“沙盤”推演，對不同政策選項的經濟和社會后果做到心中有數，這需要依靠很多的理論、數據和模型支持。

　　2、加強各類宏觀政策的綜合協調

　　第一，在政策體系中，要區分目標政策和工具政策。比如社會、區域、改革的開放政策屬于目標政策范疇，即一定時期內通過各方面的努力要達到的目標;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則屬于工具范疇，是實現上述目標所要倚重的手段和工具。我們時常將二者混淆，有時候把工具當目標，有時候把目標當工具。因此，在進行目標分解時，要確保目標清晰、可量化，并且具備可操作性。

　　第二，要加強目標的協調性，分清輕重緩急，防止同一時期下目標的多元化。

　　第三，要完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做好部門間的協調。由于中國的政府部門龐大有力，在明確目標后，如果各部門同時發力，目標會很容易實現，但也可能用力過度。因此，一方面要加強各部門在政策時序、邊界、工具、方向、目標等方面的協調。另一方面不同部門承擔的功能職責不同，有時候需要一定的相互制衡，而如何發揮必要的制衡作用，是比較深層次和復雜的問題。

　　第四，要做好中央和地方層面的協調。中央層面要做好頂層設計，充分考慮地方實際，調動地方積極性;地方層面要強化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解、執行和傳導，引導市場主體積極響應和實現宏觀政策意圖。

　　第五，做好國際國內的溝通協調。這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問題，加強宏觀政策的綜合協調，主要還是取決于目標的清晰度和可操作性。

　　3、進一步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過去一段時間內，有關方面比較強調財政政策要發揮總量功能，而貨幣政策要發揮結構調整功能。但現在再回頭看，財政政策的優點還是調結構，貨幣政策的優點仍然是調總量。如何發揮好二者的優勢，合理、有效地進行宏觀調控，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不否認在特定情況下，財政政策可以發揮總量調節功能，貨幣政策也有結構調整的功能;但在長期中，還是要回歸它們各自的特征和優勢。

　　三、提高我國宏觀調控的預期管理水平

　　中國并不缺乏政策工具，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有著相當的政策空間。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與目標密切相關，因此目標要清晰，要具有可操作性。在多目標、多功能的狀態下，是難以對政策效果進行評估的。

　　預期管理是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躺平”等現象的出現都與預期有關。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剛剛開啟，新一輪產業革命、綠色化數字化轉型還在前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轉型也還在進行中。在這種復雜多變的環境中，要盡力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提高公共政策透明度，做好預期管理。

　　近期，李強總理召開了的國常會，提出“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都要向高質量發展聚焦”。也就是說，當下宏觀調控的目標也要向高質量發展聚焦。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不是簡單的短期宏觀調控問題，而是涉及到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式，內容非常綜合化和多樣化，并且各部門、各地區和各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命題都不同。

　　在高質量發展的大目標下，宏觀調控描繪了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形態。因此，單純地“就宏觀調控論宏觀調控”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把宏觀調控和政策改革結合起來，共同向高質量發展發力。這也帶來了一個問題，即如果在宏觀調控上談高質量發展，就會產生語境的大小不對稱問題。因此，如何對這兩種語境進行區分，又能夠使得宏觀調控朝著高質量發展的方向發力，是我們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