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一個宏偉而艱巨的奮斗過程,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是支撐目標實現的一個關鍵舉措。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的發展惠及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我們要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既用好全球市場和資源發展自己,又推動世界共同發展。”①這為我們謀劃現代化建設階段的高水平開放戰略思路提供了根本指引和前進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發揮比較優勢促進出口增長、發揮后發優勢促進國內產業成長兩個發展階段。從學術理論視角出發,以水平型分工繼續參與全球化進程、以多軌技術分工提升產業競爭力和以制度型開放提高資源跨境配置效率,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階段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目標。
一、從比較優勢到后發優勢：對外貿易和國內產業繼起發力引領發展
(一)比較優勢與國際市場帶動發展
改革開放之初至2006年前后,我國以大口徑對外貿易帶動經濟高速發展。比較優勢理論相當有效地解釋了我國該階段的發展實績。
1.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理論基點及演進
亞當·斯密提出的絕對優勢理論認為,各國按照自身的絕對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可以通過自由貿易獲得收益(斯密,1776)。但該理論無法解釋一國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同外國相比都存在絕對劣勢時,國家間貿易為何仍然存在。針對這一理論缺陷,大衛·李嘉圖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論證了即使一國在所有產品的生產上相比他國都處于絕對劣勢,仍可按“兩優取重,兩劣取輕”的原則與他國進行分工,生產并出口本國優勢較大或劣勢較小的產品,進口優勢較小或劣勢較大的產品(李嘉圖,1962)。其后,著重于分析比較優勢形成根源的要素稟賦理論進一步發展并成為主流理論(奧林,2001)。該理論認為各國要素的相對豐裕程度導致的要素相對價格差異,使不同國家生產同一種產品的機會成本存在差異(林毅夫和李永軍,2003)。由于該理論的假設條件較為通用,因而這種理論視角具有一般性。為分析簡便,本文將前述邏輯的理論體系統稱為“比較優勢理論”。這一理論體系長期影響著我國學者研究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相關問題的思路(江小涓,1993;林毅夫和李永軍,2003;蔡昉等,2009;樊綱,2023)。
近年來,比較優勢理論常被用于分析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貿易失衡問題、全球生產分工以及農業、紡織、服裝等行業的貿易特點?？梢钥闯?比較優勢作為一種基本的理論方法仍具備良好的解釋力。
2.國門初開：發揮兩個優勢與國際貿易快速發展
20世紀80年代初,全球化加速推進,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極其有效地發揮了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和絕對優勢,得以抓住全球化機遇,以出口持續擴張推動經濟持續增長,該階段一直延續到2006年(江小涓,2008;李計廣等,2008)。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人均收入極低,勞動力成本的絕對優勢極為顯著。根據OECD數據庫提供的數據,1990年中國就業人員平均年工資為477.50美元,與同年美國工資水平有百倍之差,與日本有78倍之差。同時,我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也極為顯著。我國主要生產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勞動力極為豐裕。以1994年(人民幣雙軌制并軌,各種生產要素和匯率市場化定價開始)為例,中國勞動力數量占全球總量的27%,遠高于同期的日本(2.69%)和美國(5.39%)。而投資額和研發投入方面,中國僅占全球的2.93%和2.63%;自然資源方面也相對緊缺,如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淡水等占全球的比重均低于美國。比較優勢理論表明,一國的最富裕要素由于無法被其他相對短缺的生產要素有效吸納到生產過程中,數量過剩而相對價格低。我國勞動力正符合這一規律。
3.全球化迅速推進的國際環境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全球化迅速推進,其帶來的國際市場規模擴張,可以用國際貿易規模及其占全球GDP比重的增長來衡量。一方面,全球貿易規模從1986年的51679.48億美元擴大到2006年的296221.1億美元,增長近5倍;其中,貨物貿易占比達到80%以上,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從43533.78億美元增長到244847.57億美元,增長4.6倍。另一方面,全球貿易總額占GDP比重從1986年的33.98%上升至2006年的57.21%;其中,貨物貿易總額占GDP比重從28.63%上升到47.29%。該階段全球貿易對經濟增長發揮了引領作用。
4.內外優勢和機遇疊加：中國對外貿易規模和比重的驚人增長
對外開放開啟了中國借力全球化促進自身快速發展的進程,中國以具有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雙重勢能的國內巨量勞動力,步入了以大口徑外循環引領經濟發展的階段。該階段中,數以億計的隱蔽型失業勞動力得以搭載在出口商品上,找到世界市場上的就業機會。1980—2006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從237.5億美元增長到17745.4億美元,年均增速達18.05%,占全球貿易額的比重從0.51%上升到5.99%,全球貨物貿易總額排名由第26位躍升至第3位。其中,中國出口總額由113億美元增長到9917.3億美元;進口總額由124.5億美元增長到7828.1億美元。同期,中國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從1980年的12.42%上升到2006年的64.48%,這一比例位居同類超大規模國家前列(見圖1)。
影響對外貿易結構的因素不只包括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有學者引入更多因素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形成原因。研究表明,比較優勢、國內產業基礎和市場結構、參與全球分工程度是決定一國貿易增長和貿易結構的三項主要因素,我國兼得這三項有利因素,因而在較寬產業面上具備競爭力,尤其在勞動相對密集、國內產業規模大、市場競爭激烈、外資參與度高和具有可拆分加工制造特性的產業,中國具有顯著競爭優勢(江小涓,2007)。
5.勞動力成本上升與比較優勢的減弱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中國制造業勞動力的平均年工資從1990年的433.4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615.7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1.89%。而同期美國、日本制造業的實際工資年均增長率較低,分別為4.67%、1.69%。美國相比我國制造業勞動力工資從53倍降低至18倍,日本相比我國從67倍降低至15倍。隨著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份額不斷下降。同時,國內產業水平逐步提升,出口產品結構優化升級。1995—2006年我國出口的制造業產品中,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制造業產品占比從43.86%降低到25.35%,高技能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產品占比從24.08%上升到41.34%。這表明中國出口的制造業產品中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比重在逐年降低,而高技能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產品比重逐年上升。
(二)后發優勢、引進技術與國內產業快速成長
1.傳統比較優勢繼續減退
經過開放后20多年的發展,以2006年外貿依存度達到最高點為標志,中國基于比較優勢、依托大量出口帶動增長的發展模式動能快速減退。
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中國勞動力成本繼續快速上升,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年工資從2005年的2221.1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16566.5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3.38%。而同期美國、韓國和日本實際工資增長停滯不前,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36%、1.35%和0.02%。我國與美國工資水平的差距不斷縮小,從2005年的27倍縮小到2021年的4.5倍。與此同時,我國工資水平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不斷加大,2021年,印度和越南的人均工資水平僅為我國的17.23%和23.36%,兩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上已經具有了一定的相對優勢。
2.國內市場與產業擴張和后發優勢動能增強
比較優勢動能減退的同時,國內消費市場和產業規模擴大、體系日趨完備且競爭力日益提升,由此中國進入后發優勢發揮關鍵作用的發展階段。
后發優勢的概念最早由經濟史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提出,認為后發國家可利用“后進性”以實現經濟追趕(Gerschenkron,1962)。其后的學者如阿布拉莫維茨進一步提出了“追趕假說”,認為后進國家具有快于發達國家的發展潛力(Abramovitz,1986)。1993年,伯利茲等學者發展了“蛙跳模型”,指出先進國家可能面臨技術“鎖定”,而后發國家則可通過應用突破性技術以實現經濟趕超(Brezis et al.,1993)。有學者指出,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后發優勢,建立起快速增長的產業(Lin,2012)。中國工業發展的后發優勢極為突出,可以支撐中國工業發展成為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劉世錦和江小涓,1991;江小涓,1996)。
這個階段產業競爭力提升的主要來源是：依托規?？焖贁U張的國內產業和市場,有效抓住了先進技術和國際資本大規?？鐕鲃拥臋C遇,吸引國外先進適用技術及各種有用要素,促進國內產業快速發展和提高技術水平。同時,國內產業水平提升有利于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國內消費水平持續提升有利于發展較高檔次的產品和服務。上述兩方面因素均有利于吸引跨國公司前來投資。因此,該階段中國發展的表現是：國內產業大規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大規模吸引技術先進的國外投資,大規模生產較高水平的制造業產品,并快速增加中高端商品出口。該階段一直延續到2016年。
3.大量技術引進與國內產業快速成長：后發優勢迸發
21世紀初期以來,技術引進規模保持高速增長。2001—2013年技術引進額由90.91億美元提高至433.64億美元,年均增速達13.91%。2012年達到峰值,合同數和金額分別為12988項和442.74億美元。
技術引進方式由設備進口為主轉向知識產權進口為主。自2002年起技術費在技術引進費中的比重超過50%并持續提高,2013年這一比重高達94.77%,而成套設備、關鍵設備和生產線的進口額占比到2013年已經下降至1.68%;以專利、專有技術和商標許可為主的知識產權進口占比由2001年的19.84%提高到2013年的52.7%,大量的知識產權進口降低了企業的研發成本和風險,使企業以較快速度積累技術,為自主研發奠定了技術基礎(見圖2)。
在引進技術和國內市場快速擴張雙重動力推動下,我國經濟特別是第二產業經歷了高速增長,實力及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迅速提升。1978—2021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從756.14億美元上升到48658.43億美元,年均增長近10%,牽引GDP以超過9%的實際年均增速,從1978年的2185.02億美元攀升至2021年的177341.31億美元,我國經濟實現巨大增長。國際比較來看,我國已穩居全球制造業大國地位。2010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達到19243.32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并連續多年保持這一地位。2021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全球占比達到31.03%,超過了美、日、德三國之和(29.47%)。以GDP全球占比衡量,中國已是全球次大。2007年,中國的GDP全球占比達到6.08%,超過了英國和德國;2010年,占比上升到9.14%,超過日本。2021年,中國的GDP全球占比已達18.37%,僅次于美國(24.22%)。
這一階段,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工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并帶來了大量先進技術。1998—2018年,規模以上外商投資企業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常年居于1/4左右,并且在2003年達到最高點。2018年規模以上外商投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已達7.04萬億元。
跨國公司不僅帶來資金和產能,更重要的是引進先進技術。2000—2001年,作者主持的一系列調研表明,以母公司的技術為參照,大多數跨國公司提供了母公司最先進或比較先進的技術。其中,使用母公司比較先進技術的企業最多,有57戶,占總數的45%;使用母公司最先進技術的企業次之,有53戶,占總數的42%。兩者相加,使用母公司最先進和比較先進技術的企業占總數的87%。有17戶企業使用了母公司的一般技術,僅占總數的13%。外商投資企業之所以開始轉移最先進和比較先進技術,主要是競爭需要：國內市場競爭已經比較激烈,特別是外商在華投資企業之間的競爭。不使用先進技術,就無法在競爭中立足和獲勝(江小涓,2002)。
4.對外貿易結構出現明顯變化
這個階段,我國出口商品結構變化明顯。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發達國家制造業自動化程度的提升,使中國出口商品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相對下降。出口占我國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在經歷了近30年的持續上升后,最近十多年來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加工貿易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商品,因而相對地位更早下降,下降幅度更大。加工貿易出口占貨物貿易出口的比重從占比最高的1999年的56.9%降至2020年的27.1%。
我國出口的制造業產品中,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制造業產品占比從2006年的25.35%持續下降到2016年的23.66%;中技能和技術密集型、高技能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產品占比從63.30%上升到65.84%(見圖3)。我國機電產品及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額自2006年來持續上升,2021年機電產品出口金額已超過19800億美元,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金額達9790億美元以上。
二、競爭力攀升、水平型分工與研發投入外溢
(一)我國產業國際分工從垂直型向水平型演進
近10年,中國參與國際分工模式由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部和產品內部分工不斷延伸。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從產業間貿易發展到垂直型產業內貿易,進一步發展到以水平型產業內貿易為主。
國際貿易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產業間貿易,即一國進口和出口屬于不同產業部門生產的產品;另一種是產業內貿易,即一國既出口同時又進口某種同類型的產品(Grubel&Lloyd,1975)。Greenaway et al.(1994)進一步從分工結構上將產業內貿易類型劃分為垂直型和水平型兩類。垂直型國際分工還可細分為兩類：一類是指部分國家供給初級原料,而另一部分國家供給制成品的分工型態;另一類是同一產業內技術密集程度較高的產品與技術密集程度較低的產品之間的分工,即相同產業內部因技術差距引致的分工,這類分工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工。水平型國際分工也可細分為兩類：一類是產業內水平分工,指同一產業內不同企業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技術水平,但其外觀、質量、品牌等差異導致了分工和交換;另一類是指產品內部的分工,各國生產同一產品的不同零部件或參與不同加工過程(Krugman,1981;Le Riche et al.,2022)。這類分工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水平相同或接近的國家之間的分工。
對外開放以來,我國的比較優勢(勞動力低成本)逐漸減弱,比較劣勢(技術落后資本短缺)持續向優勢轉換,制造業不斷向技術與資金密集的方向延展,因而從垂直分工不斷向水平分工提升(張小蒂和孫景蔚,2006;唐海燕和張會清,2009;楊丹輝,2011;蘇杭等,2017;江小涓和孟麗君,2021)?？傮w而言,近年中國制造業的產業內貿易比較優勢主要集中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并逐漸向知識密集型產業轉變(程中海和屠顏潁,2022;張凌和劉云帆,2020)。
本文用兩種方法定量刻畫我國貿易分工模式的演進特征。第一,拉爾分類法(Lall,2000)。①從五個類別的進出口貿易中可以發現,初級產品、資源型制造業產品進口遠大于出口,且差額逐年擴大;低技術制造業出口遠大于進口;而中等技術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出口與進口總額差額較小。根據產業內貿易的定義,一國對同類產品既有進口又有出口,即國際貿易雙方交換的是同一產業所生產的產品,代表著水平分工的程度。由此可以發現,近年來高技術產業和中等技術產業是產業內水平分工,而其他產業是產業間分工(見圖4)。
第二,使用GHM指數考察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之間的分工變化。GHM指數由Greenaway et al.(1999)提出,主要用于測度一個產業的產業內貿易程度。②本文采用聯合國第四次修訂的《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 Rev.4),選取中國2007—2021年的SITC5—8類共92個產業的數據,檢測中國工業制成品的產業內貿易情況。在排除數據缺失的國家后,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美國、日本、韓國、德國、法國、英國、荷蘭)的產業內貿易中,水平型產業內貿易行業數量快速增加。與以上7國的水平型產業內貿易行業數量占比從1992年的15%左右提升至2021年的45%左右。其中與韓國水平型產業內貿易行業數量增加的最多,以年均5.61%的速度,從1992年的11.9%提升至2021年的57.9%。同時,垂直向上產業內貿易行業數量也不斷提升。1992—2021年間,中國與以上7國的垂直向上產業內貿易行業數量占比從27%左右提升至55%左右。這表明,中國制造業正在從垂直向下產業內貿易向垂直向上產業內貿易再到水平型產業內貿易不斷發展(見圖5)。
(二)引進技術促產業發展到引進技術促國內研發
1.技術引進促進國內研發投入
表1是2019年我國技術進口排名靠前的7類制造業。
對上述行業的研發支出分析表明,企業技術進口對于研發投入增長具有明顯正向效應。根據《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2012—2019年間,這7類制造業研發經費支出總體保持逐年穩步增長。2019年,7類制造業的研發經費均超過400億元,排前兩位的依次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研發經費支出分別達2448.1億元和1406.2億元。2012—2019年7類制造業的研發經費投入強度普遍增長,說明通過引進技術直接或間接地刺激了企業開展技術創新。見表2。
從研發總量和占比看,大量引進技術并未阻止我國研發投入持續增長和研發比重持續上升。中國研發經費(R&D)于2005年超過德國,2009年超過日本,2014年超過歐盟。2021年,中國R&D規模達到4333.3億美元,占GDP比重為2.44%,僅次于美國,居全球第二。2022年中國R&D規模達到30870億元,占GDP比重提升至2.51%,超過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在疫情前的平均水平(2.47%)。
2.我國成為制造業最大研發投入國,技術出口持續增加
2008—2020年,我國制造業企業研發投入規模迅速攀升,從921.39億美元增加到3409.95億美元,并于2015年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
持續的大規模研發投入,推動我國產業技術總體水平持續提升。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產業技術全面落后,目前已進入各類技術并存、較為先進和先進技術不斷增多的階段。2014年以來,技術出口增長強勁,進口增速平穩。我國技術貿易呈現進口與出口規模差距明顯縮小,發展更趨均衡的態勢。2014—2019年技術出口額由284.25億美元增至321.37億美元,年均增速2.49%;進口額由310.59億美元增至352.01億美元,年均增速2.54%,遠低于2001—2013年間的13.91%。技術貿易逆差大幅收窄,由2013年的233.27億美元大幅下降到2019年的30.64億美元(如圖6)。技術出口的大幅增長表明在長期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的交互作用下,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明顯縮小,尤其是一些產業領域的技術創新能力大幅提升,企業技術輸出能力不斷增強。近年來,中國信息通信技術企業與跨國公司的專利交叉授權越來越多,其前提是企業處于相同技術水平層面上,并產生相互的技術需求。
3.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上成為研發凈出口國
中國持續加大制造業研發投入,使我國出口商品中的研發含量持續上升。下文使用全球投入產出數據庫(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投入產出數據(ADBMRIO)、經合組織(OECD)、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多個數據庫提供的研發投入數據,基于Koopman et al.(2014)開發的全球價值鏈雙邊分解方法,計算各國貿易中隱含的研發投入流量。①對比發現,中國已經從研發投入凈進口國轉變為研發投入凈出口國。1995年中國研發投入凈進口303.14萬美元;2003年中國出口中隱含的研發投入首次超過進口中隱含的研發投入,成為研發投入凈出口國;2018年中國凈出口0.61億美元研發投入,超過德、日、韓、美,成為世界最大的研發投入凈出口國(見圖7)。甚至在工業機器人這個高技術產業中,按照貿易中隱含的工業機器人存量看,中國已經從工業機器人凈進口國轉變為凈出口國。1995年中國工業機器人凈進口4234.71臺,2017年中國首次成為工業機器人凈出口國,凈出口19783.31臺;2018年達到37308.24臺,居韓、日、德之后,成為全球第四大隱含工業機器人凈出口國。
(三)水平型分工時代的開放度展望：國際比較角度
當水平型分工和競爭優勢成為我國開放的主要形態后,“開放度”這個數量型指標今后會有什么變化?下面做兩點國際比較。
1.與“2萬—4萬美元”的國家組別比較
我國未來的發展目標是,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大致上人均GDP應達到2萬—4萬美元之間。本文基于9個變量：關稅稅率、匯率制度、金融開放度、貨物進口、貨物出口、服務進口、服務出口、外商直接投資(FDI)、對外直接投資(OFDI)構建了“對外開放指數”,②利用該指數測度了一組處于“2萬—4萬美元”收入水平、規模較大的國家③的開放度。測度結果顯示：過去20年中,這些國家的開放度呈現出穩中略升趨勢,同期我國的開放度也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提升,目前已與這些國家大致相當。這預示著今后我國即使進入該檔次的收入水平,開放度仍有可能會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見圖8)。
2.與大國比較：我國目前外貿依存度處于中等水平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與其他人口超1億的大國相比,外貿依存度排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歷了從低到高再到中等水平的變化。2021年我國排名處于中等偏下的位置,比其他大國平均外貿依存度低8.5個百分點。由此得到啟示,今后我國開放度提升的可能性要高于下降的可能性(見圖9)。
三、“三軌”技術合作、制度型開放和提高資源跨境配置效率
從初步實現現代化目標、我國發展階段和國際環境變化等背景考慮,當前到2035年,我國高水平開放的主要特點體現在以下五方面：
(一)“三軌并行”獲得國際技術合作收益
今后,我國“市場換技術”“技術換技術”“技術換市場”三軌并行的國際技術合作空間廣闊。
一是“市場換技術”空間依然巨大。中國制造業規模全球最大,國內市場全球次大,兩者仍在迅速擴張,國內產業和市場對技術輸出方和引進方都有足夠的吸引力。目前中國產業技術水平總體較高,外資企業為在華經營具備競爭力,大多數引進的技術是全球最先進、最前沿的。例如巴斯夫在廣東湛江建設的新型一體化基地,是其迄今最大規模的海外投資項目,采用了全世界第一臺用綠電來驅動的電加熱蒸汽裂解爐,可使碳排放降低90%。①又如特斯拉,新專利“汽車車架的多向車身一體成型鑄造機和相關鑄造方法”在發布后不久,就將該專利設備部署在了上海的超級工廠(陶永亮等,2022)。
二是“技術換市場”訴求快速拓展。我國產業技術水平不斷提升,特別是一些新賽道上的創新產品,其技術實力受到多國用戶和消費者的青睞。同時,國內相關產業發展迅速,需要拓展國際市場。這種以技術競爭力為基礎的出口就是以“技術換市場”。以光伏產業為例,2016年以來我國光伏產品(硅片、電池片、組件)出口額不斷攀升。到2022年,我國光伏產品出口額達512.5億美元,其中,光伏組件出口額為423.6億美元。從全球角度來看,我國光伏產品出口份額自2019年起已超過40%,如果按2022年調整后的光伏組件編碼計算,出口份額已超85%(見圖10)。②再如風力發電機組,據中國海關及UN Comtrade數據,2022年我國風力發電機組出口總額近10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總值的20%以上,在海外風電市場的重要性凸顯(見圖11)。
三是“技術換技術”籌碼日益增多。我國已成為產業技術創新大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國和研發凈出口國,愈來愈多的產品依托技術能力在國際市場上展現出強大競爭力。一國同時大量出口和進口技術密集型商品即為“技術換技術”,這種貿易模式可以促使我國與各國在技術和產品方面相互合作與加持。事實上,愈是復雜技術產品,各國之間技術分工愈細,技術合作共同發展的機會就愈多。多國共同努力,在中國市場或國外市場上集成的產品和服務也最具競爭力。如圖12所示,近幾十年,我國低技術產品的出口份額持續下降,初級產品和資源性制造業的進口則持續增加,這種產業間分工形態符合我國資源稟賦特點和產業競爭力變化。同期,我國中技術制造業貿易結構相對穩定,進口與出口份額差距較小,尤其是高技術制造業的進口與出口份額差別最小,表明我國高技術產業和中等技術產業是典型的產業內水平分工,即各方使用自身具有優勢的技術進行合作生產的結果。
“技術換技術”的分工模式將面臨一個重要的選擇：在產品與技術完全能由國內完成或從國外引進的情況下,如何抉擇?以前我國在許多領域并沒有可供選擇的機會,但如今我國工業技術水平普遍提升,可選擇將技術分工改為“技術進口替代”。在當今科技全球化、產業全球化的格局下,“會做的全部自己做”并不是最優選項,這種全能產業結構也得不到分工帶來的規模經濟、技術快速迭代、利用全球資源、分享全球市場等諸多利益。在數字時代,科技創新呈現出許多新特點,其中一個突出方面就是多國共同創新網絡迅速涌現,成為全球科技創新合作的重要新載體和新形態。現在,多國技術人員共同研發產品、共同發明專利的現象快速增加。如數字化全球設計服務平臺,可以匯聚大量人才,使來自幾十個國家的數百名工程技術人員同步以并聯方式研發設計一款新產品,并以靈活適宜的匹配方式組合每一項研發設計任務。這種模式推動了分工鏈條從傳統的制造環節為主快速向全產業鏈條延伸,加強了跨國創新合作。
技術自主創新和技術分工要統籌考慮穩定、安全和效率。我國面臨的全球技術分工格局既有諸多有利條件,也有特殊的不利方面。我國還面臨更多的非經濟障礙、遭受不合理打壓、技術引進難度加大。因此,要在一些關鍵“卡脖子”領域集中攻關。
今后在技術分工和自主創新的平衡中,一定要向兼顧自主創新和安全的方向大步邁進。但是,兩面性和平衡點永遠都是存在的。更多利用國外技術,就能在更高起點上加快推進我國科技自立自強進程;反之,我國自主創新水平愈高,就愈能夠在更高水平上推進國際科技合作。因此,我們要具備平衡這個關系的理念和能力。在未來的發展中,“技術換技術”是我國的新優勢,高舉經濟全球化大旗,高舉科技全球合作的大旗,這既符合我國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實現全球合作共贏的重要理念。
(二)引進與移出并重,減緩資源短缺對發展的約束
我國人均能源資源擁有量和儲備量處于世界較低水平,經濟總量增長導致國內資源短缺日趨加重。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經濟總量小,國內供需壓力尚不明顯。隨著我國經濟體量迅速增加,資源能源消耗快速增長,各種資源擁有量與我國當下龐大經濟體量相比,短板十分突出,國內供給無法滿足需求。2000年,我國的石油與天然氣擁有量占全球比重分別為1.49%和1.18%,耕地和淡水占比分別為7%和6%,相對于全球占比為3.58%和4.91%的GDP和投資額,國內供給大致能夠滿足需求。然而,2021年,我國的GDP全球占比已提升至18.37%,投資額占比更是飆升到28.43%,這使得在全球占比相對較低的能源資源成為明顯的短板。未來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持續擴張,這一短板將更加凸顯。
經濟學原理表明,當各種生產要素邊際產出率相等時,資源配置效率最高。如果要素結構不匹配,資源配置就無法達到最佳狀況,整體效率也會下降。通過擴大開放引入短缺要素特別是資源類要素,對于我國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保持較強競爭力至關重要。我們要努力加大國內優勢能源的使用比例,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但是不同產業對能源類型的需求不同,對價格的敏感度也不同。雖然能源對外依存度高會存在風險,但若由于能源供給結構缺乏競爭力而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甚至大批撤離,同樣也會帶來風險。因此,依時而動、比較權衡是戰略選項。當國際環境允許時,一些重要資源類產品的適量進口(例如石油和一些農產品),可以保障國內大循環的暢通和效率的提高。否則,不僅國內消費會受到影響,產業競爭力也會大打折扣。
同時,我國還需要加大向海外移出資源和能源消耗密度高的產能。海外投資可以緩解我國資源能源壓力,促進綠色發展。我國制造業中有相當部分,對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而言,是技術相對先進的產能,符合當地需求,當地也有足夠的環境容量。轉移到這些國家,既符合東道國發展經濟的強烈愿望,又能減輕國內能源資源壓力。海外投資企業特別是高耗能的企業,利用當地豐富且成本相對低廉的資源能源,可以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總之,高水平開放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能穩定、有效、可持續地緩解能源資源短板對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制約。
(三)加快發展服務貿易促進制造業升級和提高居民消費水平
1.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明顯滯后,是擴大高水平開放的重要增長點
現在,服務業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主體,中國也已進入服務經濟時代。然而,無論與其他國家服務業在國內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抑或是服務業在出口中的相對地位相比,我國均處于弱勢,未來還有巨大增長空間。
從世界范圍看,2019年,英國、美國和日本服務貿易占總貿易比重分別為37.2%、26.1%和23.1%;三國服務業占該國GDP比重分別為70.9%、77.2%和69.4%。同期,中國服務貿易占總貿易比重僅為14.6%,服務業占GDP比重為54.3%。此外,通過服務貿易相對強度比較來看,①2019年中國服務貿易強度遠低于英國,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與美國和日本也有一定差距(見圖13)。
2.發展生產者服務貿易促進制造業提質增效
國家提出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制造業技術水平和競爭力,其關鍵途徑在于更多地引進高水平生產者服務。研究表明,制造業全球分工程度高的產業,與其相關的服務業全球分工程度也高。如美國的醫藥和汽車是制造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業,也是研發、銷售等服務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業(Meyer-Krahmer&Reger,1999)。在全球制造深度分工時代,沒有生產者服務的全球分工深化,制造業的分工深化和運轉效率會大打折扣。例如,海外投資企業需要本土金融業到海外市場提供延伸服務,這些商務服務既要符合國際標準,也要熟悉企業特點;醫藥企業需要第三方全球性服務企業能夠在多國開展臨床研究;出口生產企業需要能高效連結全球市場的運輸和分銷服務等(Riddle,1986;江小涓和李輝,2004)。特別是中小型制造業的全球化發展,更需要專業的全產業鏈生產者服務商在全球提供服務(Lanz et al.,2018)?？傊?服務貿易的增長不僅是服務貿易規模本身的擴大,同樣重要的是促進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和提升全球競爭力。
3.發展消費類服務貿易促進國內消費提質擴量
我國消費結構中,商品消費的比重較高。2021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6.83萬億美元,是美國的108.98%,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品零售市場。②然而,我國服務消費在消費總額中占比較低,2021年中國居民服務性消費支出占比為44.2%,同期美國為65.2%,服務性消費仍有較大提升空間?，F在,我國人均收入已經超過1.2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數億人,對高質量和多元化的消費需求增長較快。據商務部的數據,2010—2019年,以“境外消費”形態進口的服務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擴大高品質服務進口,有利于豐富國內消費選擇、優化消費結構、推動消費升級,滿足人民群眾個性化、多元化、差異化消費需求,促進國內服務消費市場的不斷擴展,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四)以數字技術支撐我國產業全球競爭力提升
跨國數字企業已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市場主體。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發布的《2021年數字跨國企業TOP100》顯示,數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趨勢在疫情前就已顯現,并在疫情期間進一步加強。圖14顯示,截至2021年,全球前100強數字跨國公司的銷售收入、資產和凈收益在6年間分別增長了158%、165%和181%,凈收益更是在2020—2021年期間增長超60%。
相比之下,過去數年前100強傳統跨國公司(科技行業除外)的增長趨勢基本持平,2016—2020年期間銷售額增長率僅為10%,不足同期前100強數字跨國企業(108%)的十分之一。細分類型來看,差異更加明顯。電子商務企業與數字平臺企業的銷售額增長率高達210%,是傳統跨國公司的20倍以上(見圖15)。
從貿易內容看,數字相關和數字驅動的貿易是發展最快的部分。以服務貿易為例,交通服務和旅游服務等傳統服務貿易在世界服務貿易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而全球數據驅動型服務貿易所占比重不斷攀升,從1990年的1/4提高到2018年的近50%(見圖16)。
數字化生產性服務貿易的比重快速上升,在服務貿易中占據主體地位。2005—2020年期間,四類細分的服務貿易中,中國數字化生產性服務貿易的增長最為突出,出口貿易規模由2005年的172.14億美元增長到2020年的1530.78億美元,15年里增長了近8倍,年均增速達15.68%。并從2007年起,在總服務出口貿易中的比重超過傳統消費性服務貿易,2013年比重又超過傳統生產性服務貿易,2020年比重上升至55%。這一趨勢表明,中國在全球數字化服務貿易中的參與程度不斷加深(見圖17)。
在數字全球化中,我國產業有較強的競爭潛力。數字經濟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極為顯著,無論是支撐數字消費發展的網民基數,還是支撐數字生產發展的產業基礎,我國都是全球最大的,由此培育出了許多全球極具競爭力的數字企業。根據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的最新“燈塔工廠”名單,①全球103家燈塔工廠,中國上榜企業數量最多,達到37家,占比35.9%。
總之,今后數字全球化發展前景廣闊,我國數字企業具有多方面的國際競爭潛力,數字產業仍有較大程度的開放并參與全球競爭的空間。
(五)制度型開放與提高跨境資源配置效率
過去多年,我國的開放總體上是“政策型開放”,在開放區域和開放產業上漸次擴大,對不同開放行為有不同政策取向。例如,多年來我國傾向于鼓勵出口限制進口,鼓勵資金流入限制資金流出,并傾向于給外資企業更多優惠。較早時期,這種漸進式和傾向性是由我國國情、發展階段和產業競爭力所決定的。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國內國際各方面條件和環境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我國經濟發展邁入新階段,今后要致力于推動開放體制從“政策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型和相對定型。
制度型開放的本質,是讓市場在配置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動中發揮更重要作用。這在本質上與國內由市場配置資源更有效率的道理并無二致。通過出口擴大市場、獲得規模經濟和分工的益處,與通過進口引進各種資源、提升國內產業技術水平和競爭力,兩者同等重要;吸收外資帶來的資金、技術、先進產品、管理經驗等,與對外投資帶來的投資收益、出口擴大、當地生產和技術獲得等,兩者同等重要。要平等看待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兩類企業都能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提升,借助公平競爭篩選出綜合競爭力較強的企業,促進整個產業提升效率和競爭力,實現高質量的內外循環。因此,平等對待出口和進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是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水平開放的重要標志。當然,在擴大開放的同時,要同步加強保障安全的體制機制,例如保障公平競爭(如反補貼)的法律,保障市場有序競爭(如反傾銷)的法律,制定外國投資安全審查法等。
制度型開放的路徑,是結合國情對標高標準經貿協定以完善相關體制機制。國際上貿易協定存在的理由與一個國家內部政府存在的理由一樣,需要設置行為規則,保障合同執行,降低交易成本,獲得法律規定和社會安全網所提供的保護?，F在,中國已經或者申請加入多個高標準貿易體系,如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DEPA(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這些貿易協定涉及零關稅、服務業開放、服務貿易、電子商務及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保護、勞工保護等,都要求國內市場體系和產業競爭行為向更高水平、更符合國際相關規則的方向推進。
制度性開放的目標,是營造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開放型營商環境。一是更加注重為各類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化環境。過去多年的“放管服”改革,重點之一是新企業的準入便利。市場主體期望更加公平的營商環境,對新進入企業和在位企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本地企業和外地企業都要一視同仁。二是更加注重建設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法制化環境。市場主體更希望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能夠相對穩定和透明,企業能提前清楚知曉未來營商環境如何、政策尺度松緊和出現糾紛時的解決程序和依據,以便做出恰當的投資與經營決策。三是更加注重與國際接軌的國際化貿易和投資規則。政府要致力于維護市場秩序、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依照法律從環保、節能、產品安全和國家安全等角度進行必要的行業準入管理。大幅度減少或取消產業補貼,必要的補貼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競爭原則。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造假、欺詐等行為。
制度型開放順利推進的條件,是國內市場體系的健全和完善。在更加開放的狀態下,國內市場體制的扭曲和經濟變量失衡的負面影響會放大至更大范圍。例如當價格被壓低不能及時反映某種要素的市場供求和機會成本時,企業就會超量使用,還會大量出口。再如,如果國內金融業配置資金的效率不能有明顯改善,跨國投融資行為就會超常發生。還有,海外各大證券市場長期以來是中國優質企業可以選擇的上市地點,如果我國的證券市場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規范,我國的優質企業就會優先努力到海外上市。只有建設高標準的國內市場體系,糾正要素市場上的種種制約和扭曲,為各類企業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和法制環境,企業才會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做出恰當選擇,高效配置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