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交出5.5%成績單。具體到關鍵指標來看，上半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0.7%;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3.1%;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8%，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7.9%、民間投資下降0.2%。對于當前經濟形勢，7月2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當前經濟運行面臨新的困難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一些企業經營困難，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外部環境復雜嚴峻。下半年要堅持穩中求進，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

　　在中國經濟恢復的波動進程中，宏觀政策如何發力穩增長?中長期來看，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潛力和空間在哪里?又該如何進一步暢通國內生產要素的流通，以及增加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就這些問題，《首席評論》專訪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

　　發行長期公債，增加現實的投資需求

　　第一財經：如何判斷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有沒有必要推出“一攬子”的刺激政策呢?

　　樊綱：中國現在的問題是出現了供求不平衡，但是供求不平衡現在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呢?不是說我們產能過剩，現在要做的事不是去產能的事，現在是怎么加需求，怎么使需求能夠持續得到增長。怎么擴大需求?宏觀政策大概就兩項，一個是貨幣政策，一個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看來現在很難起作用，再加貨幣再降幾個點的利率，作用不大，這時候恐怕就得依靠更多財政政策。但是現在一說財政政策，大家就說了，政府欠了那么多債，其實我們政府總的來講，特別是中央政府欠債很少。還有一筆城投債，就是地方融資平臺借的錢，有多少多少萬億，它的問題在什么地方?它的問題在于兩種錯配。第一個錯配是功能錯配，就是說地方政府借了債去干了基礎設施、投資公共品的事情。公共品投資有個特點，它不是從項目本身得取回報的，比如說我建一個樓，這個樓賣了我就有回報了。政府做基礎設施，比如說建設鐵路、高鐵、地鐵、城市不收費的道路、基礎設施等等，這些投資靠的是城市做好了以后，城市經濟發展了，財政收入提高了，這時候它就有收入，還債是從這兒來的。我們現在城投債是用商業的金融貸款、金融負債去支撐了財政的公共品投資的項目，這是第一個，功能錯配。第二個相應的就是期限錯配。商業的那些項目往往2年、3年就能有回報，5年、10年就有回報，基礎設施這些東西可能是50年、60年、100年才能有回報的。那么這兩個問題怎么解決?從經濟學的角度有沒有解決方案呢?有解決方案，第一，不要再用金融債去做財政的事情，直接財政去發債，政府明說了，這是政府發債。第二就是發長期公債。長期公債可以看看其他國家是怎么發的，大家都知道荷蘭叫低地國家，要防水，因此海水的壩非常重要，為了建這些水壩，荷蘭政府在1648年發了永續債，年復息率5%，現在過去了幾百年，還在復息，當年哪怕借了2億，現在財政上有幾萬億了，也沒多少錢了。日本有一個60年還債規則，60年對應的什么呢?如果是建基礎設施這種市政債的話，60年還債規則對應的是建筑物的60年生命期，所以要根據項目的期限來決定發債的期限，要發長期公債。長期公債分到每一年的還債壓力就小了，因此可以多發一點債。

　　當下，我國經濟發展正從“高增速”向“高質量”轉變，“如何加快創新動能培育、更好地兼顧效率與公平”是這一發展階段的重中之重。其中，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較大就是首先要面對的兩大“攔路虎”。由于區域發展不平衡，致使東部生態承載能力趨于極限，中西部尚有廣大國土空間處于開發利用不足的狀態。在城鄉層面，人與資本在城鄉之間有序流動合理配置的渠道依然不暢通。如何打破“區域”、“城鄉”之間的不平衡發展的壁壘，進一步釋放其中所蘊藏的潛力?

　　區域均衡發展不等于GDP相同

　　第一財經：中國如此之大，不同的區域之間發展的狀態是不同的，其中就很多協調、融合發展的機會，去互補，甚至說內部產業轉移的機會，您如何看待這其中的機會?

　　樊綱：我們以前一直說其實是有兩個中國，一個是沿海地區中國，一個是內陸地區中國，在體制上、在發展水平上，確實都有一些差異。差異就是機會，差異就是潛力，所以區域之間的發展特別重要。當然，這里面首先要打破一種很流行的觀念，就是說區域要發展，最后大家都均等，GDP你是1萬億，我也得1萬億，都變成一樣的繁榮，這個是做不到的，因為各個地區的客觀條件就不一樣，很難做到規模上的趨同。但是可以做到一件事，而且是最根本的一個趨同——人均收入趨同，人均GDP的均等，少數的人創造的產值可能很大，我占有的資源也很多，但是我的人不多，因此人均GDP也可以提高。所以我就說，一方面資本要進去內陸地區，一方面人口要出來，促進這種雙向流動，最后實現人均GDP均等，大家都實現共同富裕。

　　區域性的發展，這塊我反倒想說說城市群的發展，它是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吸收更多的人口，它使得一個區域一體化，通過各個方面的連接，包括交通、物流、公共服務等等，它能夠一體化，使得整個區域可以更好的發展，大中小城市互補、城市和農村互補。將來我們實現城鄉一體化，首先就會在這種大的城市群當中實現。現在中國城鎮化率只有65.22%，各國比較起來還是非常低的，所以城市化還得向前推進，農民工最好都能夠在城里進一步發展，而不要再回去。通過城市群的發展來解決各種大城市的矛盾，還要有各種制度的變化，公共服務的提供等等。

　　除了京津冀、成渝城市帶這些由國家命名的，實際上現在一些省會城市都在形成大大小小的城市群，還有一些其他的非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等較大的中心城市，周邊的城市都在圍繞它發展，形成了一些城市群，這是下一階段城市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鄉村振興的下一步：盤活閑置資源

　　第一財經：您剛才提到城鄉差距還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我們怎么去開發利用農村的這些資源，尤其是現在，當大量的原有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之后，空下來的這些土地資源如何利用?

　　樊綱：鄉村振興最重要的問題就在于要把它已經閑置的資源振興起來，需要一部分人在當地能夠更好地、更有效地利用起這些資源。前提是什么呢?人們做事情是要有激勵的，他在那兒做事，一天到晚拿的是其他地方工資的1/3、1/4，你說讓他怎么能夠長期在那兒做事?只能用更少的人、用更現代的方法和技術，去經營現有的那些資源，使他能夠獲得在其他產業和其他地方獲得的同樣的收入。怎么實現這個呢?首先要在制度上形成資源得以充分利用、集約利用的一種方式。什么制度呢?農村確權。農村的土地也好，房產也好，要確定給以前農村人口的頭上，這個時候它就可以流轉，可以出租，可以利用這些資源來獲取收入，這些資源就可以更好地被利用起來，市場機制就可以發揮作用。第二步就是要建立一個好的營商環境，歡迎一些企業進入，歡迎一些個人去創業。用什么呢?用先進的技術，用新的技術去創業?，F在各種農耕的技術，一旦實現了資源能夠整合，能夠實現規模經營，能夠土地可以連片，現在很多的技術就可以利用了，利用起來之后，可以得到較高的收入。較高的收入指的是人均的較高收入，以前是100個人在這塊地上經營，現在是10個人在這塊地上經營，他的收入也就漲了10倍，和以前收入差距的情況就不一樣了，不說10倍，5倍也是很可觀的。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6月26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聽取審議《國務院關于區域協調發展情況的報告》時指出，要“加快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各類生產要素有序流動、高效集聚、優化配置，增強區域發展活力”。

　　想方設法讓企業“活下去”

　　第一財經：怎么去界定地方政府之間它合理的、正常的一個市場的競爭，還有它本地的發展，我們的體制機制要為此做出什么樣的調整?

　　樊綱：它是營商環境一部分，特別是現在，因為大家需求都走弱。具體政策，應該說是由具體的法律來保障的，比如反不正當競爭、反對一些保護政策、企業投資的便利等等，包括現在企業投資到國外去，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產業鏈轉移的趨勢，有的是合理地轉移，比如說因為我們的生產成本提高了，可能競爭力就不如其他一些國家了，這時候企業要到其他國家去，很正常，對不對?當年也是其他國家的產業轉移到我們這邊來的，我們現在該轉移出去了，企業不轉移出去可能過兩天死了，他死了，還不如他現在出去，把一部分產能轉移出去，他反倒發展了，反倒本地的企業也能夠發展。

　　不僅僅是我們中國大市場，還要有兩個大循環的角度，一方面要把我們自己的循環搞好，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在世界上更多地跟大家掛鉤，更多地在世界市場上去發展。我們這個國家現在需要大循環，需要大市場，需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這個時候你讓更多的企業發展，包括其他的企業到你這兒賣東西，到你這兒發展，對你的經濟也是一個繁榮，對國家現在具有重要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是近兩年，民營企業出現了預期轉弱、信心不足的現象。2023年上半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128570億元，同比下降0.2%，呈現出短期信心偏弱跡象。為增強民營企業的信心和預期，7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提出破除市場準入壁壘、健全公平競爭制度等31條政策“促進民營經濟做大做優做強”。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強調，要切實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

　　為企業創造長期良好的營商環境

　　第一財經：如何提振民營企業的信心?

　　樊綱：我們怎么擴大企業的投資需求?這個就是需要做體制改革的事情了，要從長遠的角度，我們怎么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營商環境不是說你注冊登記的時候方便不方便，是你注冊登記以后能不能掙錢，有的地方是注冊登記的時候“我歡迎你來”，歡迎完了，有一句難聽的話“關起門來打狗”，他不想著以后怎么能夠有一個好的環境，去發展生產、提高效率、進行創新、保護知識產權、保護財產權利等等方面，使他能夠真正盈利，企業才能發展。企業家都是有長遠眼光，他做投資也是有長遠眼光的，他要看到你這個地方，是，注冊的時候很方便，但是以后發展的機會很少，在你這兒營商環境不好，他是不會在這兒發展、不會在這兒投資的。所以從制度上怎么去保證企業家的權益，怎么為他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進行市場化的進一步改革，這是我們根本的。短期的一些變化要隨著其他情況的變化，比如說去改善人們的預期，但是對于企業家投資來講，最重要的還是這些長期的問題。

　　另一方面，我覺得這兩年要特別重視的一個問題——大民營企業。這幾年我覺得有點可惜，我們過去有些頭部民營企業在國際上就很大了，在國際上當年可以在前10里面占5、6，這兩年又有點退步。那么這里面我覺得就有一個關系問題要處理，就是壟斷和大企業投資的問題。我們確實要防壟斷，要是有壟斷了，那些中小創新創業的企業就很難發展了，確實需要保持市場的制度，要保持市場競爭。但同時要想到，企業最終要向大企業發展，得到大企業那個層次，比如說到了“世界500強”，才能有更堅實的根基，才能在市場上站得穩。特別是什么呢?要考慮從創新的角度，很多創新小的企業做不了，像現在做一些大的研發，投資要很多的，要持續投資。另一方面，小企業往往在某一項技術上有他的專長，但是他很難做系統性的技術，很多領域里面的技術是要系統性創新的，包括現在的云技術，包括算法、算力、AI、大模型，所以我們現在要鼓勵大民營企業投資和發展，我們現在實際上絕大多數的創新創業、技術創新的企業都是民營企業，民營的大企業再進一步發展，就是我們中國的科技大企業的進一步發展。要在國際競爭的背景下來思考，他是大還是小，他的競爭力是強還是弱，他能夠拿出來的研發資金是多還是少。中國要想在大國博弈的環境下進一步發展，必須在國際上做大做強。

　　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要堅決整治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解決政府拖欠企業賬款問題。要建立健全與企業的常態化溝通交流機制，鼓勵企業敢闖、敢投、敢擔風險，積極創造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