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月度研判例會在京舉行，主題為“2023年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和下半年展望”。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出席會議，并發表《以新一輪結構性改革短期穩增長中長期促轉型》的主旨演講。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主辦方獲得劉世錦主旨演講內容如下。
一、 如何看待當前經濟形勢
自2010年經濟增長進入高速到中速的轉型期以來，當前是最為復雜和迷茫的階段。一方面經濟進入恢復回升軌道，但增速低于預期，需求不振，更重要的是，穩增長的老辦法不行了，新辦法是什么，似乎處在迷茫狀態。過去十年，高速增長期的主要驅動力量基建、房地產、出口減速，經濟下行時抓一下還管用，但這一次房地產長時間負增長、基建投資難持續，出口也是下行態勢。從國內的基本背景看，仍處在高速到中速或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原有動力全方位觸底，有的出現“超調”;由來已久的結構性矛盾水落石出;新老動能銜接出現脫節;政策應對也有改進之處。
從需求端來講，重要耐用消費品、房地產、基建等相繼出現歷史需求峰值，進入減速期。生存型消費趨于穩定，發展型消費帶動消費結構升級，需求結構已經出現重要變動。關注生存型消費不夠，重心應轉到發展型消費，這一點要引起足夠重視。而發展型消費和政府基本公眾服務均等化直接相關。這方面最突出的問題是近三億進城農民工的保障性住房、醫療、教育、社保等不到位。四億中等收入人群與九億中低收入人群存在著巨大結構性需求缺口。
從供給側來講，受需求減速的影響，傳統產業進入下行通道，需要一批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的新先導產業帶動產業更替和升級。但現在房地產下滑過快、過深，引發全局性的沖擊。企業家預期不穩、信心不足，制約創新活動和新先導產業的成長。
資產負債端的問題最近討論較多。在需求和供給雙重沖擊下，政府、企業和個人資產負債表都經歷著從數量擴張型向效率導向型的轉換，這個轉換非常不容易，經常是被動的和危機倒逼的。資產負責表衰退只是陷入困境或危機出現后的階段性現象，問題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如何應對。
由于高速增長不可持續，尤其是部分行業需求過度透支后的高速增長很可能出現斷崖式下跌，房地產等行業原有的高負債、高周轉、高風險模式難以為繼。不少領域仍在提杠桿，只是“借新還舊”，大量資產缺少現金流，出現某種意義上的龐氏結構，到了某個時點將無法維持運轉，甚至出現信用崩塌。所以，本質上還是經濟增長由高速到中速后資產負債模式的轉型問題。
二、宏觀政策空間不大，著力點要轉向新一輪結構性改革
三年疫情，宏觀政策已經盡力且呈疲態。近一年多來，M2保持12%左右的增速，而GDP平均增速不及5%，利率水平處在近年的低點，人民幣與美元利率倒掛幅度擴大，貨幣政策繼續放寬的空間已經很小了。財政減稅讓利力度很大，各級財政已經繃得很緊。僅有的一點中央發債空間，如果導向不對，也可能是加劇而非緩解經濟轉型困難。如果把穩增長注意力繼續置于宏觀政策上，副作用將會加大，更重要的是將會再次錯失結構性改革的時機。
需要澄清的一種觀點是，并不僅是宏觀政策可以短期見效，具有擴張效應的結構性改革同樣可有立竿見影之效。新一輪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一是以進城農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需求側結構性改革;二是以穩定房地產等既有支柱產業、激發企業家精神助推新先導產業發展為重點的供給端結構性改革;三是以擴大有效需求、轉換資產負債模式、化解防控風險為重點的資產負債端的改革。
現階段中國有兩個大的增長引擎，就是橫向需求空間和縱向升級動能。從橫向看，需求的擴展空間還比較大，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發展型消費，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實質性擴大對既有支柱產業的需求。提高對低收入階層特別是農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發需求潛力。有一個說法，農民進城帶動消費增長30%，如果基本公共服務到位，又可以增長30%。近9億中低收入階層如果能夠達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對現有產業將會形成一個很大的拉動。從縱向看，通過穩定預期和信心、改善營商和發展環境，激勵企業家精神，推動創新、新先導產業發展和經濟社會轉型升級。
三、穩預期穩信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需要正本清源、與時俱進，有大的理論突破
最近，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31條，社會各界反響強烈，期待對民營經濟發展起到重要指導和激勵作用。
改革開放始于撥亂反正。幾個大的時間節點，思想解放、理論突破都起到了關鍵作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由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九十年代初，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本世紀初，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都是立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拋開了原有的不合時宜的理論束縛，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推動中國經濟屢上新臺階?，F階段亟待在民營經濟發展問題上有大的理論突破，為中國經濟由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基本實現現代化，在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提供重要理論基礎。
在理論和政治上需要進一步理清民營企業的性質和地位，做到三個區分：把工業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依托企業家才能、優化配置資源的民營企業區分開來;把企業家與資本家區分開來;把企業家才能的特殊貢獻和價值與剝削區分開來。
工業革命早期，往往是資本提供者和創業者合為一體。由于資本相對稀缺，存在著利用資本稀缺性占據壟斷地位擠占勞動者收益的情況。
隨著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的逐步成熟，出現資本提供者、創業者、管理者職能分離的情況。資本提供者不再是少數人，而是人數眾多、已經社會化的投資者，形成了規模巨大的資本市場。而創業者是擁有企業家才能的人，也就是通常說的企業家，他們擁有好奇心、遠見、洞察力、冒險、探索、堅忍不拔、組織協調力、執行力等一系列特質，主要職能是組合利用各類資源，或者說是組合資源的資源，是最為稀缺的一種資源。企業家不同于資本家，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兩種不同類型的職能，不能混為一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就是具有企業家才能的那些人，識別并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組織各類資源，創辦發展了大量充滿生機活力、具有創新進取精神的企業。他們通常是白手起家，并沒有多少資本，而投資者正是看中了他們的企業家才能，才把資本給了他們，以便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在一個競爭性的要素市場上，企業家是按照企業家才能的貢獻獲取報酬，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剝削。他們也等同于一般管理人員，后者所缺少的正是企業家才能。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地依靠創新驅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企業家精神。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民營企業家所創辦的企業。企業家精神，簡而言之就是創新精神，不僅是民營企業需要，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同樣需要，進一步說，各級政府官員特別是主要負責人也需要。這是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一個普遍而顯著的特征。
在政治上，是否可以明確提出，企業家才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非常稀缺和寶貴的資源，以企業家才能為依托的各類企業，都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組成部分，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經濟社會基礎。
當務之急是把中央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31條切實落到實處。與此同時，還可以探索一些新的舉措。
第一，不再按照所有制劃分企業類型，不再區分國企民企，改為按規模、行業、技術類型等特性劃分企業，并以這些特性制定相關政策。企業是以企業家為核心的組織形態，出資人所提供的資本只是投入企業的要素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勞動力、土地、技術、數據等要素，僅從資本來界定企業性質有很大的片面性。其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資本所有者的多元化和相同融合已成常態，現實中要找到純粹國有或純粹個人所有的企業越來越困難，國有企業往往有大量個人投資者，民營企業也可能有不少國有股東。以資本所有者屬性界定企業類型已經嚴重脫離實際。另一方面，投資者可按出資人類別劃分，如中央國資投資者、地方國資投資者、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者等。
第二，在糾正所有制歧視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改變行業準入、項目招標、資金獲取、國家安全等方面事實上存在的有悖公平競爭的潛規則，以此作為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要內容。各地營商環境到底好不好，要以這方面的內容作為重要衡量尺度。
第三，中央關于企業平等對待、公平競爭的文件重在落實，不能一發了之。更重要的是加快轉化為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可循、違法必究，在行政檢查、社會監督、法律訴訟等領域形成配套制度保障體系。
四、重要政策措施
實施進城農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設工程。也可收購滯銷的存量住房，轉為農民工保障房。
實施為期三年的以近三億進城農民工為重點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攻堅計劃。在三年脫貧攻堅戰以后，實施這一計劃也可看成是脫貧攻堅戰的升級版。近日發布的《浙江省推動落實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實施方案(2023—2027年)》，將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與推進公共服務“七優享”工程有機結合，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目標和任務。浙江再次走到前面，帶了個好頭，我們期待對全國各地能夠起到重要的引領作用。
放開除個別例外、包括一線城市在內的房地產限購、限價。需要與時俱進地調整思維方式，放開后房價暴漲的可能性很小了，應更多地由市場起作用。如果有的地方房價上漲過快，可以進行開征房地產稅試點。這是十年前就應該做的事情。
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鄉結合部，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與國有土地同權同價;允許農民宅基地向集體組織之外轉讓、抵押、擔保等交易行為，這方面的口子可以開的大一些。試點地區的經驗表明，利遠大于弊。城市居民在國有土地上蓋的房子可以交易，而農民在集體土地上要么不能蓋房，蓋了房也不能自由交易。市場經濟條件下，同一個物品是否可交易，市場估值差異很大，這是農民財產性收入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以往有人擔心，農民把房子賣了以后，喝了酒晚上沒地方住，會不會引發社會問題?建議所獲收入優先為相關人員完善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形成比原有土地保障更可靠、更有效率的現代化保障體系。這樣就可以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農民收入增長、社保能力增強，一舉數得。
允許城鄉居民雙向流動和置業，帶動居住條件改善和消費結構升級，同時增加城鄉居民的財產性收入。
加快發展新先導產業，包括新技術催生的新產業或“未來產業”，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推動的大量新應用場景的發展;
成熟產業中的高技術和附加價值產業，如IT制造和服務、醫藥、精密制造等行業;傳統產業中的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部分，如研發、高端制造等;數字技術產業化帶動的新產業;雙碳綠色轉型帶動的新產業;因“卡脖子”而自主研發形成的新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出口導向的高技術產業等。
允許和鼓勵平臺企業、大型科技骨干企業大膽投資、積極創新，參與國家重點項目建設，實行常態化、負面清單為主的監管。
五、為地方基層企業探索創新營造寬松環境
新時期改革開放、創新發展仍然要講摸著石頭過河。有人會問，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多年了，還有這個必要嗎?回答是肯定的，因為不同時期要解決不同的問題，要過不同的河流。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面對的是農村聯產承包制能不能搞、經濟特區能不能辦之類的問題，而現階段面臨的則是如何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仍會面對大量未知和不確定因素，僅在北京辦公室是找不到答案的。
近期召開的中央深改委第二次會議提出，要把頂層設計同基層探索有機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不同地區因地制宜探索，善于發現和總結基層的實踐創造，對探索創新中遇到困難的要及時給予支持。這既是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更對下一步推動結構性改革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應在國家頂層設計指方向、劃底線的前提下，把市場化法治化治理與鼓勵地方基層企業的積極性創造性有機結合，允許試錯探索，允許多一些自選動作，為具有創新精神的各級干部各類人才營造寬松環境。
在貨幣和財政政策保持總體穩定的前提下，可用貨幣結構性工具為新一輪結構性改革提供支持。財政政策方面，可發行一定數量的長期國債，但不能用于補窟窿，應主要支持需求端結構性改革，如進城農民保障房建設，擴大有效需求，拉動經濟盡快進入擴張性運行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