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由青島市人民政府主辦，《財經》、《財經智庫》承辦的“2023青島·中國財富論壇”舉行。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楊偉民在會上指出，居民消費的恢復是今年經濟運行整體好轉的關鍵，居民消費的擴大是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關鍵。要正確區分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費不足，需求收縮主要是居民消費收縮。
楊偉民表示，居民消費不足包括以下原因：居民收入增長慢于經濟增長，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房地產消費位居居民消費首位，居民對房地產相關支出的增加產生的擠出效果;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費水平低。
“既要繼續建設制造大國、生產大國，也要加快構建消費大國、生活大國，”楊偉民提出，我國的發展已經到了從追求生產大國向追求生活大國、從以制造大國為目標向以消費大國為目標轉換的階段。為此，要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增強消費能力;要逐步改變對住房、汽車和部分高端消費的抑制政策，對居民消費盡可能不干預、少限制;要改革身份證制度和住房制度，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以下為部分發言實錄：
尊敬的趙豪志市長，各位領導、各位專家：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興參加在青島舉辦的中國財富論壇。
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這是一個針對性極強、富有前瞻性的重大方針。因為居民消費的恢復是今年經濟運行整體好轉的關鍵，居民消費的擴大是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關鍵。我將從以下三個方面談談體會：
第一，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費不足，需求收縮主要是居民消費收縮。
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是問題導向型的方針。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等壓力。今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第一季度經濟形勢分析會上指出，需求仍然不足。我認為，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費不足，需求收縮主要是居民消費收縮。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統計的最終消費包括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而中央有關文件中所提及的消費，實際上指的是居民消費。因此，區分這兩種消費類別是非常重要的。消費擴大、消費率提高并不等同于居民消費率和居民消費數量的增長。
本世紀以來，國內總供給一直大于國內總需求，供需由進出口之差來彌補和平衡。在這種增長格局之下，有利的一面是，只要有需求，中國經濟就不愁增長，因為供給能力與產能有保障;不利的一面是，中國經濟增長依賴外需，需要面對過度依賴外需帶來的不穩定性。
早在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就指出:“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投資和出口占總需求比重降低，最終消費增加。2010年-2020年，在總需求當中，外需比重下降6%，內需提高6%。在內需當中，投資下降2%，最終消費提高了8%。從這個意義上看，“三駕馬車”確實比過去更加協調了。
方針希望更多依靠居民消費拉動經濟，但實際上更多是依靠政府消費拉動。2001年-2020年，最終消費中的政府消費比重提高了4.5%，居民消費比重下降了4.5%。而在2010年-2020年，政府消費比重提高1.14%，居民消費比重下降1.14%，這是一個長期的轉變過程。
疫情三年，受沖擊更大的是居民消費，經濟增長格局重新回到了更多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2019年，居民消費占GDP比重為39%;2021年，這一比例降至38%;2022年，這一比例降到37%，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2%。
相較最近三年和過去十年，2010年-2019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降到了40.3%，而疫情三年又提高到了45%;凈出口的貢獻過去10年是-0.6%，現在提高到13.1%;最終消費由60.3%降到41.5%，其中政府消費從18.1%降到13.2%，降幅接近5%;居民消費則從42.2%降到了28.3%，降幅接近14%。
從反映居民消費的單項指標看，疫情三年社零總額年均實際增長0.8%，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年均實際增長0.2%。還有一個放在投資類目但實際上是居民消費的指標，即住宅商品房銷售年均縮減8.5%。
居民消費不足原因有很多，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200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是46.7%，2020年降到43%，下降了3.7%。最近兩年進一步下降，因為居民收入增長慢于經濟增長。
二是居民對房地產相關支出的增加產生的擠出效果。房地產消費位居居民消費首位，2020年占14%，相當于居民對第二到第四位的教育、衛生、餐飲消費的總和。居民消費排在第一是房地產，第二是教育，第三是衛生，第四是餐飲，第一相當于二到四的總和。2012年-2020年，城鎮居民對房地產的消費比重提高了4.2%，與房地產相關的對銀行的消費提高了0.7%。
三是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費水平低，2022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6632元，平均到每天不足50元。當然，農民還有一小部分消費是資金不足型的。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低，背后是收入問題。農民收入低的背后，最突出的是財產性收入的問題。目前城鄉居民收入之差是2.5倍，城鄉之間財產性收入之差10.2倍，城鄉收入之差主要是財產性收入之差，怎樣為農民創造財產性收入是很重要的問題。
第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消費思想，要求把擴大居民消費擺在優先位置。
把恢復和擴大居民消費擺在優先位置，既是問題導向型，也是目標導向型，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擴大居民消費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根本要求。我們的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是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中心。
怎么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但是僅有收入的增加，沒有消費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會提高呢?疫情三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3.5%。從這個指標看，人民生活水平確實是提高了，但由于疫情沖擊，居民消費受到了限制，沒有增加多少。
所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光有收入還不夠，還要把錢花出去，讓老百姓吃得更健康，穿得更亮麗，行得更便捷，住得更寬敞。實實在在增加居民消費的量，人民生活水平才能真正提高。因此，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既要看居民收入是否增加，還要看居民消費是否增加，兩個指標共同增長，才能更全面地反映民生的改善情況。擴大居民消費，不僅僅是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更是我們發展的最終目的。
二是讓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
經濟發展是供給和需求共同擴大的結果，供給側主要是靠企業擴大供給，需求側主要靠消費者來擴大消費需求。當然，企業、政府也是擴大需求的重要主體。所以消費者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既要不干預企業的自主經營，也不要干預消費者的自主消費，因為消費者的自由選擇、自主消費也影響著資源配置的方向和配置的多少。我們過去講市場經濟，多數是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我覺得應該再加上一個主體——消費者。
三是公共服務是民生改善的重要補充，但民生改善的基礎還是居民消費。按照153個行業分類，把城市公交、公路客運、郵政、教育、社會工作、文化體育、社會保障等行業定義為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政府消費廣義上都是公共服務，也可以將政府消費劃分為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兩塊。2020年，這些行業的政府消費是11萬億元，占政府消費總量的63%，但也僅僅相當于居民消費的26%。也就是說，居民消費的大頭還是居民個人消費。同時，上述的公共服務中也不光是政府在指出，居民也支付了41.3%，政府支付58.7%。教育作為典型的公共服務，政府負擔的比重占53.43%，居民個人負擔的占46.57%。也就是說，公共服務也不全是政府負擔的，居民個人也支出了公共服務的支出。
因此，需要說明的是，不是加強公共服務就等于民生改善了，要把握好公共服務和居民消費的度。因為增加公共服務就要增加政府的收入，可能對居民的收入產生擠出效果。過去很多地方政府通過增加公共服務來增收，希望把土地賣得更貴。但高地價推高了房價，最終還是由居民來支付。
四是既要發展生產力，也要提高消費力。
發展不僅僅是供給，供給與需求共同進步才會有發展。我國是在一窮二白的起點上開始經濟建設的，所以一提到發展，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擴大生產。我們往往是通過增加生產、擴大投資、擴大供給的角度來認識發展，發展的目標和政策等往往也是從增加生產、擴大投資的角度提出的，很少從擴大居民消費的角度考慮問題。
工業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堅持追求的目標，經過幾十年的奮斗，我國的工業產能和質量、水平有了明顯提高。那么龐大的工業產品到哪里去了呢?我們2020年創造了30萬億的工業產品，其中用于居民消費的占25%，用于投資的占34%，用于出口的占41%。當然，2020年有特殊性，因為那年我們出口多了一些。大體上，國內與國際市場的比例大體是6：4。
在這種格局下，只要國際市場出現波動，外需減少，工業增長必然會減速，因為關系到40%產品的出路問題。這也是最近幾個月，經濟特別是工業的困局所在，工業品出口弱，居民消費也弱，工業品到哪里去?所以中央提出的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改變工業品的需求格局，把立足點更多放在擴大居民消費上。這樣才能把發展的主動權更多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里，增強發展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第三，既要繼續建設制造大國、生產大國，也要加快構建消費大國、生活大國。
堅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我們需要在發展目標、發展思路、發展政策上做出一些調整和優化。
一是把民生大國、民生中國作為重要的目標。我國是世界制造大國、生產大國但還不是消費大國、生活大國。我國人均GDP已經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有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有14億消費者。我覺得我國的發展已經到了從追求生產大國向追求生活大國，從以制造大國為目標，向以消費大國為目標轉換的階段。
二是增加居民收入，增強消費能力。不同時期，我國實施過擴大內需，也實施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兩種宏觀政策的思路，在不同時期都取得了應有的良好效果，但也有一些效果不佳的，比如說要擴大內需，但其實更多擴大政府消費。出現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改革相對滯后，難以使擴內需、促供改的政策效果進一步放大。
下一步，既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擴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也要同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著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適度降低政府部門和金融房地產等行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實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財稅和金融政策，實行給居民讓利的金融政策，給居民減稅降費和加大轉業支付的財稅政策等。過去的政策主要是面向生產者、面向企業，而現在需要考慮如何面向消費者、增強消費能力，來實施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
三是消費權是基本權利。對居民消費盡可能不干預、少限制，逐步改變對住房、汽車和部分高端消費的抑制政策，推動汽車消費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設保障性住房的基礎之上，讓商品房回歸商品屬性，完善高端、高檔消費的政策含義，鼓勵高端產品和服務擴大共享。
四是改革身份證制度和住房制度，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非戶籍人口是潛在的中等收入群體，是擴大居民消費最值得關注的群體。農民工市民化是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之時，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爭取解決1-2億人的市民化問題。這樣，僅解決他們在就業地的住房問題，就能創造大量需求及關聯消費。
因此，需要做兩方面改革。第一是住房制度改革。從十九大到二十大，中央先后四次提出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鎮戶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戶籍人口，保障性住房既要面向城里人，也要面向農民工。
第二是改革身份證制度。中國特有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是與戶籍掛鉤。多年的實驗證明，放開部分城市的戶籍限制，很難真正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他們即使政策放開也不愿意落戶，因為擔心失去在農村的三塊權益。因此，可以研究考慮身份證按常駐地的地址登記，不再按戶籍地地址登記，有利于徹底解決戶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個人口口徑，徹底解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兩個口徑帶來的問題，也有利于城市治理的現代化。
以上是我對消費問題的三方面體會，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