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同時強調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數字經濟是人類社會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是我國乃至全球范圍創新和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加快推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正當其時。

　　發展實體經濟發展的重心要轉向數字化實體經濟

　　重視實體經濟并非固守傳統實體經濟，排斥數字化進程。這些年強調發展實體經濟，是針對所謂虛擬經濟出現的問題而提出的。首先是過度金融化，如房地產被當做投資品過度炒作，金融活動過度自我循環或“內卷”;其次是信息化和數字化快速發展，被有些人視為偏離實體經濟的虛擬活動。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數字經濟發展是大勢所趨，強調發展實體經濟，并非簡單回到傳統實體經濟，不是僅重視發展物質形態生產，不是把所謂“硬科技”與“軟科技”對立起來。傳統實體經濟已大量過剩，再多生產未必有市場需求和競爭力。我們面對的實際上是兩種不同實體經濟，一種是傳統的競爭力下降、過剩嚴重的實體經濟，另一種是數字化賦能、生產率大幅提升的實體經濟。真正的挑戰是如何加快實現由傳統實體經濟向數字化實體經濟的轉型。

　　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的重點要由消費到生產，重視發展數字化智能化供應鏈，拓展更多數實結合的應用場景。數字經濟發展主要分布于零售批發、社交媒體領域，以面向個體為主，下一步重點要逐步轉向產品生產過程。如果說消費和流通領域數字化是序幕，生產領域數字化才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大戲，也才能實質性提升實體經濟質量、效率和可持續性。在實體經濟數字化進程中，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驅動的供應鏈帶動整個鏈條不同部分整合和一體化，降低協同成本，提升響應速度，不少行業和企業開展這方面探索實踐，取得積極成效。同時應拓展更多數實結合應用場景，一方面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發展很快，但找不到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實體經濟中有大量需求，但不會使用相關數字技術。把供需打通，就可發掘出大量新增長潛能，也會催生出一批新形態企業和商業模式。

　　用發展的觀點看待和解決數實結合中的矛盾問題。數字經濟時代的來臨，是一場從消費到生產，從生活方式到生產方式、就業結構、產業組織結構在內的巨大變革。這場變革會帶來經濟學上稱為“創造性破壞”的沖擊，短期內部分領域和人群處在不利位置。但是數字經濟發展更多帶來的是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增加就業、創業和發展機會。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靈活就業人數已達2億，其中增長最快的是外賣騎手、網絡主播等數字經濟領域從業者。此外，數字經濟帶動平臺企業快速擴張，而平臺企業規模比工業革命時期企業規模大得多，具有贏者通吃特點，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市場秩序、企業組織乃至社會結構不平衡，也會引出不公平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等問題。對數字經濟發展中的這些問題，要用發展的觀點來看待和解決，要有長遠戰略眼光，實事求是，對癥下藥，促進數字經濟更加合乎規律、更有活力、更可持續的發展，而不能放慢腳步，更不能后退。

　　正確認識和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促進數字平臺創新發展

　　資本不等于企業家。一種相當流行的觀點認為，辦企業要有資本，有資本的人就是企業家。這種看法不符合現代企業理論，更不符合實際情況。改革開放以來，大批成功的企業創始人白手起家，企業成功主要靠他們的眼光、判斷、膽略和執行力，即企業家才能或企業家精神。反過來，有資本的人愿意把錢給他們，看上的也是這種企業家才能，這樣才有了融資渠道和資本市場。企業家才能是非?？少F和稀缺的資源，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階段，企業家優化配置資源能力、創新能力比以往更為重要。如果由于規范資本而誤傷企業家，不論對短期穩增長還是長期發展都會產生嚴重負面影響。

　　對各類資本應一視同仁。說到規范資本，往往理解為針對的是民營資本。無需諱言，有些掌握運用資本方面出問題的人，是在民營經濟范圍的，但他們并不代表民營資本主流。有些國有資本在行政性壟斷、利用國家信用背書獲取低價資金和其他資源、大企業擠壓中小企業方面，也存在不同程度問題。因此，不論內資外資、國資民資，在規范資本這個議題上，要平等和公平對待，不能搞公開或隱形的所有制歧視。

　　設置“紅綠燈”，引導規范資本行為。典型辦法是設置負面清單。設綠燈的重點是指方向，提出大的方向和目標，也要防止回到政府讓干什么才能干什么的老路。在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的問題上，通常政府并不比企業更聰明、更了解市場情況，也不會承擔決策失誤、陷入困境的責任。因此設置“紅綠燈”，關鍵還是要擺正政府和企業、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重點是指方向、劃底線，如何生產、如何投資、如何創新之類的決策權，還是要交給企業，使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把握好數字經濟發展和安全關系，抓住用好戰略機遇期

　　堅持用足用好各類數據資源、加快發展我國數字經濟的目標導向。這一條要作為各級政府發展數字經濟的基本方針加以明確和堅持。要抓住主要矛盾，既要重視數據產權保護不力、數據不安全等問題，也要防止有關利益主體借口數據產權和安全問題人為限制數據流通的行為。政府在推動數據流通和市場化建設上要起帶頭作用，政府部門之間、政府對社會的數據阻隔依然是當前數據流通中的突出問題。建議借鑒部分城市經驗，統籌協調政府部門數據權屬、安全和流通，加快解決政務數據部門化、部門數據利益化問題，把大量長期沉睡的政務數據解放出來。對企業投入資源收集加工挖掘的數據增值權益要依法確認和保護，同時要防范和糾正某些平臺企業利用市場壟斷地位限制具有公共屬性數據流通的行為，促進各類市場主體分享數據權利和機會平等。

　　在數據產權保護和安全上守住底線、放活渠道,注重運用隱私計算等新技術解決數據利用和安全的兩難問題。在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有些運行規律還不清楚、法律體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可對已有實踐中看得準、有共識的環節，重點是個人和機構隱私、國家安全等方面，列出不能流通或交易的負面清單，守住數據產權保護和數據安全底線。在此基礎上，可放開放活各類數據流通渠道。隱私計算是指在保護數據本身不對外泄露前提下實現數據分析計算的技術，對隱私計算在解決安全和利用兩難問題上的作用應高度重視，這類技術目前還處在起步成長期，政府機構應帶頭應用，取得經驗后向更多領域推廣。

　　在數字治理與管理機制上鼓勵地方和企業積極探索。數字技術、數字經濟總體上仍處在拓展上升階段，在頂層設計指方向、劃底線的基礎上，對數據流通和利用的市場組織形式、監管模式與法律制度，要留出較大試錯演化空間。對數據流動管理監管不宜“一刀切”，可在若干城市開展試點，允許不同模式探索與比較，如現有地方法規或政策中，有的側重于數據生產者權益保護，有的側重于政府數據安全和消費者權益保護，各自都有理由和特點，應在實踐中看一看再做評判。同時應積極參與國際數字治理進程，逐步形成有中國特色、與國際接軌的數字治理和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