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頒布，這是進一步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舉措，也是建設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一種新發展格局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撐。

　　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表明，市場統一、開放，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所必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逐步建立，中國的統一大市場建設也取得長足進展，不過，一些“關鍵堵點”久久未能打通。當前“關鍵堵點”有哪些?我們又該如何理解“統一大市場”的意義?要素市場化改革還面臨著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宋曉梧。

　　打破地方行政性分割

　　澎湃新聞：2022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頒布，當時中央出臺這個意見的背景有哪些?

　　宋曉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是進一步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舉措。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到了第45個年頭，在解放生產力、促進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上，總結概括出了社會主義的三項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也應清醒地看到，把社會主義基本原理與市場經濟普遍規律有機結合起來，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創造。從歷史長河著眼，這一史無前例的創新體制還處在開創階段，面臨的問題還很多，我們切不可固步自封，更不可妄自尊大，仍然需要進一步探索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中，加快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規則，打破地方和城鄉的行政性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各個堵點，促進商品和要素在全國范圍內暢通流動，是當前構筑統一大市場的重要環節，也是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推動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澎湃新聞：有不少人士在總結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經驗時提出，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充分調動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各地以GDP為發展指標展開競爭。但也有人士提出，地方長期以GDP為指標的競爭，也會帶來地方行政性分割和地方債務累計的問題，您怎么看?

　　宋曉梧：地方政府的GDP競爭在一定階段對促進經濟高速發展曾經發揮過促進作用，但是長期積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諸侯經濟，割裂了統一市場，早已弊大于利。十多年前，在如何評價地方政府GDP競爭的那場理論爭論中，我曾經提出地方政府GDP競爭有八大弊端：割裂全國統一市場、破壞市場法制環境、嚴重加劇產能過剩、嚴重加劇生態惡化、扭曲宏觀調控格局、扭曲城鎮化進程、積累地方債務隱憂、提供權錢交易空間。這八個問題逐步都暴露出來了，其中關于地方債務問題，當時有些同志不贊成。

　　為此，2014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專門組織了關于地方債務問題的研究，那時研究的結論是：與發達國家比較，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并不嚴重，企業債務問題比較突出。但是現在看來這個問題不是這么簡單。最近媒體報道貴州面對巨大政府債務“躺平”了，前兩年黑龍江鶴崗市破產重組。有報道說貴州還不是債務最高的，青海排第一。

　　我當時提出地方政府GDP競爭將導致地方債務積累問題，來自于一次調研。我曾和一個市的領導談起一個干部，我說這個干部不錯，有理論水平，又有地方實際工作經驗。這位市主要領導說，這個干部什么都好，就是膽太小，上項目讓他去貸款，他總說，如果項目效益不好，還錢的時候該怎么辦。“這樣的干部就是腦子進水了。你向銀行借錢，你在位的時候能還嗎，GDP搞上來了，你還不知道提拔或調任哪兒去了，賬該誰還誰還。”我認為，這不是個別地方領導的想法，如果這樣搞下去，地方債務不知道將積累多嚴重。這個問題現在暴露得非常明顯了。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以來，遏制地方政府的單純GDP競爭取得了明顯進展。但是也應該看到，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其是理順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仍然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公司化傾向，在現有的利益格局背景下，還在頑強地展現其生命力。不能一說抓經濟建設，各地又把自己短期經濟發展放到壓倒一切的地位，以行政命令甚至政治動員的手段，不顧全國布局，盲目爭上項目和投資，同時排斥外地產品和要素跨地區合理流動。

　　澎湃新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從統一大市場的角度，我們應該如何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宋曉梧：需要強調的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決不意味著把權力再次高度集中到中央，而是要清晰界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與市場的界限。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應該立足內需、暢通循環，立破并舉、完善制度，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系統協同、穩妥推進。

　　其中，有為政府不是要政府以行政手段去配置資源，而是要政府進一步培育生產要素市場，打破地方行政性市場分割，建設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地方政府要確保中央的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有效實施，加強對本地經濟社會事務的統籌協調，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安定，為國有民營各類市場主體提供公平競爭的良好營商環境。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應越俎代庖，去做市場、企業、社會組織可以做的事兒，以便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打破城鄉行政性壟斷

　　澎湃新聞：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基本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商品市場，但要素市場的發育相對于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而言，始終存在突出短板。您認為當前要素市場還存在哪些堵點?

　　宋曉梧：首先要打破城鄉行政性分割。城鄉行政性分割長期阻礙了統一大市場的建立。這涉及勞動力、土地要素等諸多方面。回答這個問題，我重點分析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因為戶籍以及與戶籍密切關聯的基本公共服務被城鄉行政性分割，我們在工業化過程中形成了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他們占城鎮就業總人數的65%以上，城鎮就業總人數是4.3億人，農民工占了將近3億。農民工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他們至今難以平等享受子女教育以及就業、醫療、養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在一些大城市的城鄉接合部形成了外來人口的聚集區，存在著嚴重的安全隱患。

　　而且，農民工的頻繁流動制約了自身技術水平的提高和職工隊伍的穩定，大大降低了農民工及其家人在城鎮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和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同等收入水平的情況下，農民工的消費能力、消費意愿被抑制了20%-30%。打破行政性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不能為農民工量身定做特殊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有些學者至今還在說，要根據農民工的流動特點制定農民工特殊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這種做法將更加固化農民工群體。農民工的根本出路是市民化，中央早就明確了農民工市民化的方向，但是這一進程相對滯后。

　　統計局提供的數據顯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兩率差”在2012年達到高點17.57%后，由于戶籍制度改革等措施逐步降低到2016年的16.15%，但是此后三年又連續反彈，到2019年的16.22%，從2012年到2019年，八年“兩率差”僅下降了1.3個百分點。此外還有一項調查數據表明，90后農民工市民化轉化意愿為89.31%，但是市民化的轉化程度僅僅40%左右，落差較大，長期積累必然醞釀出不滿的社會心態，成為社會經濟不穩定的潛在風險。

　　現在大規模的新冠疫情基本結束，各項工作逐步走向正軌，建議適時推出以新一代農民工為主體的農民工市民化攻堅戰，像當年打國企改革攻堅戰一樣，把農民工市民化作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力爭用3-5年時間明顯縮小“兩率差”，促使農民工市民化質量顯著提高，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全部未落戶的常住人口，并以此促進城鄉土地市場的有機銜接。因為農民工要進城，他的宅基地、承包地的轉讓，對土地市場也是一個很大的促進。這是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實現更高質量就業、拉動國內消費、實現共同富裕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