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2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宏觀經濟形勢與改革走勢座談會(網絡視頻會議)在京召開，座談會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和中央深改委第十一次、第十二次會議精神，按照4月1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關于“六保”等新要求和中央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新部署，深入分析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形勢、宏觀經濟形勢和深化改革面臨的挑戰，認真探討了“十四五”時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深化市場化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并提出相關意見與建議。主要觀點如下。

　　一、要領會吃透中央精神，自覺對標對表

　　要學習好、貫徹好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和中央深改委第十一次、第十二次會議精神，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軸，突出制度建設這條主線，切實增強疫情防控常態化新形勢下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的自覺性，確保各項改革扎實推進。

　　要按照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深刻領會中央政治局對當前形勢的判斷、對疫情防控的要求和對經濟工作的部署，用改革的辦法解決好“六保”問題，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鶎舆\轉等。

　　4月9日印發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分類提出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個要素領域的改革方向和具體舉措，部署完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和市場運行機制，為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明確了方向和原則，相關的改革舉措，既是為短期應對疫情沖擊，更可以長遠地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二、應對疫情帶來的挑戰必須深化對市場化改革的認識

　　(一)市場化改革認識不能模糊，決心不能動搖

　　隨著抗擊疫情取得階段性成果，出現了一種認識上的偏頗即抗疫防控成功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行政力量所發揮的作用比市場大，要素配置還是行政力量效率高。對于這種認識，有兩點需要澄清：一是國家高度集中統一指揮是重大疫情防控應急的需要，中外概莫能外。但是應急狀態不是日常狀態，發展經濟不能用應急狀態下采取的措施來取代正常狀態下的辦法。二是中國抗擊疫情的制度優勢恰恰是市場化改革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一方面，四十多年市場化改革奠定的物質基礎，包括充足的財力、物力、人力，以及醫療等行業的快速發展，為抗疫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在行政力量抗疫的背后，市場配置資源在抗擊疫情的各個階段均發揮著基礎性作用。此外，大量民營企業復工復產保障了抗疫物資的正常供應。因此，深化市場化改革的認識不能模糊，決心不可動搖。

　　(二)疫情防控告一段落后，要把深化市場化改革提上經濟工作重要日程

　　深化市場化改革既是必須堅持的基本方向，又是緊迫的重要任務。抗疫取得階段性成果后，應盡快落實深化市場化改革的各項舉措，要“堅持方向、還權市場、有效激勵、增強活力”。要深化對市場化改革緊迫性的認識，用市場化改革的辦法解決發展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同時，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使改革舉措更加符合實際、符合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符合人民群眾新期待。

　　(三)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問題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本質上是，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目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健全，市場決定要素配置的范圍有限，政府配置資源的力度持續上升。分稅制改革以后，全口徑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續上升，從2010年的34%左右上升到2019年的40.6%。也就是說，在去年的99萬億元GDP中，由政府支配的資源占了40多萬億元，其中投資支出和行政性支出加起來大幅超過公共服務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

　　要進一步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一是要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對資源配置的干預;二是政府職能必須從過去以GDP為中心轉向服務民生、服務社會、服務市場，改善營商環境。對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不再以GDP為主要參照，要以第三方獨立調查的企業滿意度和居民滿意度為標準。

　　(四)應對疫情挑戰的一攬子政策要堅持三個原則

　　一是應對方案應該是一攬子政策，公共政策研究的“丁伯根法則”要求，實現多重政策目標要有多種政策手段。二是長短兼顧，不能為了疫情應急需要，就持續加杠桿而不顧長期影響和代價。三是“十四五”規劃不應追求高增長，要以質量與速度的平衡為重點，保持供給與需求、產業之間、金融和實體、區域之間的平衡，為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三、“十四五”時期深化市場化改革的建議

　　(一)國有企業改革實現突破是“十四五”時期市場化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

　　改變政府配置資源的方式，根本在國有企業改革。從國有企業改革進展來看，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原本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手段，現在卻變成了目標，片面追求混合率的結果就是諸多民營企業被控股，國有企業投資占GDP的比重、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收的比重都大幅度上升。

　　突破國有企業改革重點領域和關鍵領域，要牽住“牛鼻子”：一是政企分開要有真突破，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公平競爭的市場主體，在這個基礎上實現國有企業做優做強，甚至可以做大，政企分開也是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和監督中性的基礎。二是推動國有資本的戰略性布局調整，切實做到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資本要在戰略性、公共性、民生保障性領域發揮主導作用，退出競爭性領域。

　　(二)以制度型開放倒逼和深化市場化改革

　　開放是最大的改革。疫情沖擊之下，開放倒逼改革比當初更為迫切、更為現實。一是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統籌推進制度型開放與深化市場化改革。以高水平開放帶動和促進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擴大開放的主動權，積極應對“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的“三零”國際經貿規則帶來的挑戰。二是以服務業為重點，擴大市場開放進程。服務業市場對內外資全面開放，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水平，尤其是要以跨境貿易來擴大人民幣結算范圍，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以服務業市場開放拉動服務型消費，爭取服務貿易比重從2018年的14.7%上升到“十四五”時期的25%，達到全球平均水平。三是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營商環境。統籌強化知識產權保護與產權保護，確立競爭中性原則，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

　　(三)以“雙鏈”管理防范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脫鉤風險

　　應對疫情之后可能出現的產業鏈板塊化和“去中國化”，一是中國必須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加大力度投資“新基建”，改善以網絡為代表的新興基礎設施，通過提供相對其他國家更好的投資環境、投資條件，吸引更多的資金和人才，包括更多的華裔回國，為中國的發展做貢獻;二是加強科技創新和自主研發，加大補短板力度，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體系，應對脫鉤風險。在國內外實施“雙鏈”管理，保障產業鏈安全。

　　(四)加快推進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

　　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重心是深入推進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全面落實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同權同價。一是取消農村經營性和非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的劃分。二是大幅度減少政府征地。三是建立宅基地使用權市場化交易機制。建立土地交易市場，在市場上實行公開透明、合法合規的交易。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在土地轉讓中不受損。四是鼓勵閑置的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五是建設用地的指標在占補平衡的前提下跨省交易，對其中地價大幅度增值的交易提取土地增值稅，專項用于補充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落戶后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支出，保障政府財政收入。

　　目前，中國村莊的建設用地和宅基地加起來接近15萬平方公里，通過放開土地市場和開放建設用地的指標交易市場，可以通過閑置土地的有效利用而非占用耕地，提供城市化所需要土地，預計能夠滿足50%以上的城市化土地需求。同時，這項改革還會產生一個巨大的效益，給農民和相關各方形成一個非常重要的收入來源，使農民財產收入增加、生活條件改善，將會成為一個推動經濟復蘇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

　　(五)加大對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

　　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加上持續的貨幣刺激，導致了前幾年經濟結構失衡，對民營經濟產生了一定的“擠出”。而接下來的去杠桿、經貿摩擦和新冠疫情“三刀”使民營企業受到重創，導致部分民營企業倒閉。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決定了，其能不能在復工后繼續得到發展，直接影響到我們國家經濟前途和基礎。要防止形成“國進民退”的局面，堅定不移地支持和發展民營經濟，理直氣壯地救助民營企業。

　　一是加大對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為防止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大面積倒閉，需采取更大力度支持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對所有受疫情影響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實行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二是明確民營企業是黨的重要執政基礎，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爭議。三是以保障私有產權、公開市場、公平競爭為導向，營造民營企業更好的發展格局。

　　(六)城市化是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一是通過城市群的發展推動城市化進程和中國經濟發展。城市群打破了過去所謂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局限，有利于區域內大中小城市實現互補，為服務業發展提供重要空間。對城市群基礎設施的投資將會為下一階段發展奠定更好的基礎，要大力推進包括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以及以省會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的發展。二是疫情沖擊下，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需求進一步加大，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推進大中小城市協同發展、城市與農村協同發展應成為下一步城市化發展重點。

　　(七)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和財權關系是深化市場改革的重要動力

　　第一，構建激勵相容的中央與地方決策機制，是深化改革的動力。中央集中決策、集中力量辦大事，在一定時期有其優勢，但是不應忽視地方治理機制的快速反映能力和分散中央決策風險的積極作用。可以通過中央政府提出改革任務和要求，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主動性，推動地方政府的事權、財權相互匹配，地方政府在行使相應權力的同時也承擔更大的責任。

　　第二，設立國家最低公共服務標準，提高財政支出效率。在公共醫療、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務方面，由中央政府設立國家最低服務標準，地方政府則按照最低標準提供公共服務。結合這個標準來改革中央對各地的轉移支付和上級地方政府對下級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對于不能按標準完成對下級政府轉移支付的上級政府，對公共服務資金到位但是達不到最低公共服務標準的地方政府，實行問責制。最終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率，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公平的收入分配機制。

　　(八)通過科學的研究和信息公開透明應對外交戰和輿論戰的壓力

　　目前中國對疫情的外交戰和輿論戰應對乏力，歐美部分政客將疫情矛頭指向中國，雖然“索賠”論純粹為無稽之談，但是輿論形勢對中國頗為不利。目前“戰狼”外交策略下，國內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情緒高漲，反而增加了國外的敵對和反感，孤立中國的態勢已有苗頭，“新冷戰”格局若隱若現。應該從以下兩方面強化應對：一是加快病毒起源的科學研究，厘清病毒源頭和發展路徑，以科學研究攻破“中國病毒”的政治化論調，防止中國被全世界孤立，也為全球疫情防治做出中國貢獻;二是信息要公開透明，特別是要避免一些地方官員和地方政府的信息瞞報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