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老師生于1930年，江蘇儀征人，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1955年畢業后留校任教。因1957年反右運動影響，先后有20年的時間無法登上講壇。但是厲老師厚積薄發，利用在系里擔任資料員工作的機會，大量涉獵國際經濟學科動態，深入研究當代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終于在北大經濟系獨樹一幟，率先在國內高校開設宏、微觀經濟學課程，并結合中國發展改革實踐，提出非均衡發展理論，積極推進股份制改革，而最終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領軍人物，成為中國改革戰線的一面旗幟。

　　回憶在大學二年級第一次上厲老師課的時候，就對他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厲老師貌不驚人，說話略帶口音并有些口吃，但目光犀利，滿腹經綸，講課深入淺出，言簡意賅，旁征博引，理論和案例信手拈來，開課不久就很受學生們歡迎。因為是高校首開西方經濟學課程，還沒有教材，我們上課時只有拼命記筆記，并在課下開展討論，以增強理解。記得在學到IS-LM曲線時，許多同學對兩個市場均衡問題頗多疑問，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價格政策的關系也一時難以掌握。我將有關情況向厲老師反映后，厲老師專門又加了一課，專題做了深入講解。實際是直至30年后，我在國家發改委分管價格與改革時，才真心感受到有效需求管理的理論，對于我們動用多種政策手段應對高通脹壓力的理論意義。因為厲老師的課程貼近時代學術前沿，授課又生動活潑，很有創意，因此很快就名聲在外，每逢講課總有外系同學來蹭課旁聽。到了1981年春，應學生會的要求，系里開始舉辦西方經濟學流派系列講座，厲老師和胡代光、范家驤、樊弘等大師紛紛登臺。一時轟動京師，開風氣之先。諸師授課筆記后來結集出版，我有幸購得一套，保存至今。

　　1982年秋畢業離校后，再會厲老師已是幾年后在中南海里了。我當時已調到國家體改委工作，厲老師則于1983年就借調到中央書記處協助胡啟立同志進行經濟政策和計劃體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工作。開始一年，他以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為主，吃住在中南海，兼些學校的課;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央作出經濟改革決定后，則以學校為主，每周來中南海一、二次。厲老師當時在中南海東門中央警衛局大樓有處辦公室，我在中南海北區工字樓辦公，見個面要沿著中海西岸走20分鐘左右。1986年以后厲老師就離開書記處，徹底回校了。當時，對改革的重點任務有些爭論，中央決定中寫明：國企改革是中國改革的中心環節;但又提出，價格改革是中國改革成敗的關鍵。實際上中央領導更多工作精力放在了價格改革方面。1986年初中央決定成立國務院體改方案辦公室，集中了一批青年干部研究“價稅財聯動方案”。高尚全、吳敬璉牽頭，馬凱、郭樹清、樓繼偉、吳曉靈、李劍閣、華生、肖捷等都參加了方案研究，我當時在方案辦綜合組負責會議組織、整理紀要等工作。這年春天，厲老師在北大“五四科學研討會”上提出，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是取決于所有制改革。這個講話外電有報道，根據中央領導批示，時任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的安志文同志決定找厲老師專門聽聽意見。我們雙管齊下，既找了北大黨委，又直接找了厲老師本人，在暑假時就把厲老師請來了。談話后安主任和我說了一句：你的老師說到價格改革的風險，很有道理。后來“價稅財改革方案”向中央匯報時，各部門基本都贊同，安主任卻列舉了諸多風險問題，中央遂將方案擱置。中國價格改革后來走了一條“調放結合、逐步放開”的路子。

　　厲老師對中國改革的貢獻主要在于始終如一地聚焦國企改革，特別強調應把股份制作為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他為之大聲疾呼，多次上書建言。記得此事一直有爭論，有人甚至攻擊厲老師是在鼓吹私有化，而厲老師矢志不渝，堅持真理，不為所動。甚至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朱镕基副總理也認為國企改革搞承包制就可以了，股份制介紹到中國是食洋不化。當時朱、厲二人都是湖南省人大代表，有一次人大會上當面爭執起來。朱說：中國沒有企業家，怎么搞股份制?厲老師當面反擊：沒有股份制實踐，又何來企業家呢?此事在改革戰線傳得很廣，我們在為厲老師叫好之余，也不免有些擔心。后來不久，朱在清華大學一次講話中不點名地說厲老師是“××經濟學家”。有人將此事轉告厲老師，他不以為忤，反以為傲。經濟學者和改革人的風骨令人敬仰。

　　2008年冬紀念改革30周年時，鳳凰電視臺評選改革風云人物，厲老師高票當選。頒獎儀式在嘉里中心舉行，鳳凰臺臺長劉長樂先生執意讓我為老師頒獎。我堅辭不果，無奈只好登臺為厲老師頒獎。在宣讀鳳凰臺擬就的頒獎詞之后，我又即興講了幾句話，大意是：學生原不該也無資格為老師頒獎，但我很高興有個機會再次向老師表達敬意。厲老師不僅在經濟理論上為我們授業解惑，他在改革戰線上也永遠是我們的旗手和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