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高質量發展要求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按照黨的二十大的擘畫，在未來五年，構建新發展格局取得重大進展，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時形成新發展格局。因此，提高國民經濟循環質量，對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部署
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審時度勢做出的、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的重大現代化戰略部署，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對于我國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于促進世界經濟繁榮，都具有重大意義。
黨的二十大報告高度重視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一方面，把主動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總結概括為過去五年和過去十年的一項偉大成就;另一方面，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安排，要求在未來五年這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要求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國要形成新發展格局。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國發展的核心主題和重大任務要求。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第四部分以“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全面論述了進一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改革與發展方面的重大任務，凸顯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對于我國發展的重大意義。
從中國式現代化角度看，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中國式現代化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經濟現代化戰略部署和戰略路徑選擇。在新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基于勞動力等要素低成本的比較優勢確立的現代化趕超戰略，已經不適應現代化進程需要，關鍵核心技術受限、內需亟待開拓等弊端日益明顯，極大制約國內國際經濟循環，需要通過擴大內需、打破關鍵核心技術依附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從而形成基于新的比較優勢的經濟現代化新戰略路徑。新發展階段的中國經濟具有超大規模經濟體的比較優勢，需要利用好大國經濟縱深廣闊的比較優勢，使得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充分發揮，尤其是發揮好超大規模市場這個全球最稀缺的資源優勢，通過擴大內需和內外雙循環相互促進，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從而實現從成本驅動的數量增長型經濟循環模式向創新驅動的質量提升型經濟循環模式的轉變，推進新發展階段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至關重要的是，新發展階段是我國現代化進程的沖刺階段，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的環境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風險，我們必須通過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確保國內大循環暢通無阻、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以穩固的國內經濟循環吸引全球要素資源，同時以國際循環持續提高國內大循環質量，從而實現我國經濟的更高質量和更為安全的發展，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代化進程不被遲滯和中斷。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新發展格局的基本內涵。要科學把握新發展格局的基本內涵，需要注意以下三方面認識問題。
一是要從“三新一高”有機聯系的角度認識新發展格局。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有機聯系的，不能將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割裂考慮，要充分認識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決定的，是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經濟發展主題要求所決定的。把握新發展階段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高質量發展的現實依據，貫徹新發展理念為把握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高質量發展提供了行動指南，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應對新發展階段機遇和挑戰、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選擇，經濟高質量發展則是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和結果。因此，關于新發展格局，必須將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的“三新”和高質量發展要求的“一高”有機地、系統地放在一起理解其深刻內涵。
二是要從經濟循環的內外協調辯證認識新發展格局。一方面，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不能片面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主張在對外開放上進行大幅度收縮;另一方面，我國已經超越了主要依靠外資外貿拉動經濟增長的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從成本驅動、出口導向、高速度工業化轉向創新驅動、內需導向、高質量工業化，不能固守“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舊思路。
三是要從經濟發展的全局協同高度認識新發展格局。必須充分認識到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國新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戰略和路徑的重大戰略調整，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包括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多個環節的全國統一的大循環、大市場，不能只考慮建設本地區、本部門、本區域的小市場和小循環，更不是簡單地搞低層次物流循環。這要求在宏觀經濟治理上，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將擴大內需戰略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協同起來，不能認為構建新發展格局主要是擴大內需、形成國內大市場，而忽略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或者是認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而忽略了加強需求側管理，對擴大內需的長期性認識不足。
二、 提升國民經濟循環質量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根本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也就是說，與一般泛泛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不同，理解和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以經濟循環為描述維度、根本視角和關鍵術語來分析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經濟活動本質上是一個基于分工和價值增值的信息、資金和商品(含服務)在居民、企業和政府等不同的主體之間流動循環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各個經濟循環環節。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正是通過這無數個、無數次的經濟循環過程實現的。描述、度量和分析經濟循環過程，本身就是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從經濟循環視角理解，一個國家用年度GDP衡量的經濟總量可以理解為這個國家一年新創造的經濟循環量，每年經濟增長率或者GDP增速也就是新創造經濟循環量的增速。
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有高質量的國民經濟循環。如果說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任務，那么從經濟循環角度而言，提高經濟循環質量也必然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要求。高質量的經濟循環是一個強大而有韌性的國民經濟循環，具有經濟循環動力內生可靠、經濟循環要素高端豐富、經濟循環過程暢通無阻、經濟循環環節協調平衡、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經濟循環流量持續穩定增長等方面的特征。新發展格局要形成的高水平自立自強的、暢通無阻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經濟循環正是一個高質量的國民經濟循環發展格局。
從新發展格局的暢通經濟循環關鍵內涵、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的本質特征來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是僅僅體現為中國經濟國內循環流量在整體經濟循環流量中占比高的“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而是主要體現為以國內高水平自主創新為主驅動經濟循環暢通無阻、以持續擴大國內需求為主不斷做大經濟循環流量、以發揮國內大循環主導作用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暢通等經濟循環質量要求。實際上，單純從經濟循環數量上看，基于我們對GDP的一項分解研究，2014年中國GDP為10.398650萬億美元，其中依賴于國內循環的GDP為9.389700萬億美元，占90.30%;依賴于國際循環的GDP為1.008950萬億美元，占9.70%。從國際比較角度看，依賴于國內循環的GDP占比中國排在世界第5位，僅低于美國、巴西、日本、印度，但高于韓國、英國、德國等國家。這意味著在2014年我國GDP總量中來自國內經濟循環的“量”就已經達到90%，國內經濟循環已經成為絕對的數量方面的“主體”。也就是說，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最關鍵的要求是提高國民經濟循環的“質”，而高質量國民經濟循環表現為以高水平自主創新為主、以擴大內需為主、以發揮國內大循環作用為主的經濟循環。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尤其要求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這正是對提高國民經濟循環質量提出的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要求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正是要求加快形成體現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特性的高質量國民經濟循環格局。當然，這種以高水平自主創新為主、以擴大內需為主、以發揮國內大循環作用為主的高質量的國民經濟循環，絕不意味著通過封閉的國內經濟大循環來實現經濟發展和提高經濟韌性，而是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高質量經濟循環體系，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以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提升促進國內經濟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高，以強大的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和穩固的基本盤，形成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吸引力、在激烈國際競爭中的強大競爭力、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的強大推動力，在構建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中不斷增強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從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經濟安全和提高經濟韌性。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出的：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
三、 以高質量經濟循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路徑
當前我國經濟循環質量不高的主要表現是內需體系不完善制約內需擴大而造成經濟循環不暢問題突出，高水平自主創新能力亟待提高而造成經濟循環內生動力不足問題明顯。在未來的現代化新征程中，需要通過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從而整體上提高國民經濟循環質量，推進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以高質量國民經濟循環推進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具體而言，圍繞著實現經濟循環暢通無阻和提高經濟循環內生動力，應該沿以下三方面戰略路徑提高國民經濟循環質量。
第一，“自主創新驅動路徑”——以提升高水平自主創新能力為著力點，以加快建設創新驅動、協調發展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為戰略路徑提高國民經濟循環質量。
在國民經濟循環體系中，產業體系發揮了生產和再生產的關鍵作用，具有驅動經濟循環暢通無阻的動力地位，高質量的國民經濟循環需要現代化產業體系驅動?，F代化產業體系應具備兩方面特征，一是創新驅動發展特性，體現為技術創新能力強、高技術要素和產業占比高、處于高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等方面;二是協調發展特性，體現為產業之間和要素之間協調匹配，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能夠實現協同發展。
從創新驅動看，我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主要任務是促進制造業創新能力提高、實現高質量發展。在產業體系中，最具創新能力的產業是制造業，制造業是創新能力的產業載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快速地推進了工業化進程，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已成為制造業第一總量大國，制造業體系完整，制造業增加值已經是美國、德國和日本之和，這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支撐了我國經濟韌性，新冠疫情沖擊背景下，我國完整的制造業體系對經濟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整體附加值還較低，總體上處于全球分工格局和全球價值鏈中的中低端地位，中國制造業總體上是規模大而創新能力不強，還存在眾多“核心能力短板”“關鍵能力短板”“基礎能力短板”，存在很多“卡脖子”技術問題沒有突破。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等“工業四基”自主化程度低，關鍵共性技術缺失，產品質量和可靠性難以滿足需要，包括試驗驗證、計量、標準、檢驗檢測、認證、信息服務等在內的基礎服務體系不完善，信息社會背景下的基礎軟件、操作系統、計算機算法等現代產業的核心基礎更是主要依賴國外。這種關鍵的、基礎的、核心的制造能力短缺不僅嚴重影響了我國國民經濟循環質量，使我國國民經濟循環內生動力不夠強大，而且在逆全球化趨勢下會造成產業鏈安全問題，制造業的“能力短板”成為國民經濟循環體系的“韌性短板”，影響國民經濟循環的可靠性。為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這無疑對我國提高國內經濟循環內生動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協調發展看，我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主要著力點是解決近些年經濟存在的“脫實向虛”趨勢，努力促進產業融合發展。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財富之源。中國式現代化要使占世界18%的人口實現共同富裕，必須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不斷夯實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條件。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強大的實體經濟，就不能形成現代化的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從而也就難以沿著獨立自主的和平發展道路崛起。實體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并在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導的根基。圍繞著實體經濟發展，要遏制“去制造業化”的“脫實向虛”趨勢，要求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同時要大力推進產業的融合發展戰略，包括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構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和綠色環保等一批新的增長引擎;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尤其是強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機制和能力，從體制機制上糾正我國經濟結構“脫實向虛”趨勢;要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進數字經濟產業化和產業經濟數字化，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為此，建設以新型基礎設施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基礎設施、以新型基礎設施促進產業融合至關重要。相對于我國超大規模的市場總量和經濟總量而言，我國基礎設施總體上還屬于短板，尤其是適合數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和綠色化要求的新型基礎設施發展還不充分，“新基建”投資是有效投資，對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資還十分必要，短期有穩增長作用，長期有優化經濟結構的意義，以新型基礎設施發展促進產業融合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和高質量城鎮化發展，對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高經濟循環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擴大內需拉動路徑”——以持續建設超大規模市場為著力點，以不斷完善內需體系、擴大內需為戰略路徑提高國民經濟循環質量。
在國民經濟循環體系中，市場體系是在分工基礎上生產產品及服務在各主體之間進行交換，并以價格機制保證供給滿足需求的系統。市場體系是否完善，是能否實現高質量經濟循環的一項決定性因素。高質量的經濟循環體系，要求市場體系容量巨大、結構合理、運行高效、統一開放、主體活躍、競爭有序，要求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市場化改革，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體系逐步完善，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市場體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對于經濟循環體系健康發展發揮了基礎性的支撐作用。但是，從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要求看，我國市場體系建設還任重道遠。相對于產品市場，我國要素市場化改革還存在明顯的短板，妨礙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還比較突出;從國內地區市場看，仍存在不少地方政府設置進入壁壘、對外地企業設置不公平競爭條件，影響了地區市場的統一開放、公平競爭，不利于國內大循環暢通和統一大市場建設;從市場體系基礎制度看，產權保護制度、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制度、社會信用制度等都需要進一步完善;營商環境的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升;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些原則要求還需更好地貫徹。2020年4月和2022年4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相繼出臺《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這兩個意見對于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提高國民經濟循環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國情的一個巨大的變化是，已經發展成具有14億人口、超過4億人口的中等收入群體、超過100萬億元經濟總量、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具備依靠擴大內需持續做大經濟循環流量、推動經濟增長的條件。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圍繞擴大內需，加強需求側管理，深化經濟體制機制改革，建立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釋放內需潛力，通過持續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形成不斷擴大的國內經濟大循環和內需主導的可持續經濟增長源泉。這要求著力擴大消費以完善內需結構，提高我國消費在需求結構中的比例，實現內需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發揮內需潛力更重要的方面是調整內需結構，擴大居民消費在內需中的比重。應釋放制度紅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范財富積累機制，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健全信用體系，擴大信貸消費;調節稅收手段，刺激廣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通過健全消費法律體系保障居民的消費;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居民收入;打造居民金融消費、擴大互聯網商業在打造新業態、新模式上的作用，發展數字服務業彌補消費的供給與需求結構不匹配的現狀;在全社會創造消費型社會，以擴大消費暢通內循環，實現內需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
在認識到持續提高我國需求結構中消費占比之重要意義的同時，還需要重視投資在擴大內需、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價值，不能簡單地認為我國經濟增長模式要實現投資驅動轉向消費拉動，就忽視投資的現實意義。我國有關基礎設施、市政工程、農業農村、公共安全、生態環保、公共衛生、物資儲備、防災減災、民生保障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等領域還存在發展不平衡方面的大量短板，還需要在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工業化和高質量城鎮化發展、科研教育發展等領域針對發展不充分問題進行大量升級型投資，總體上有效投資缺口還十分巨大，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還需要進一步加大有效投資。從經濟循環角度看，當期的有效投資恰是未來的消費基礎，問題的關鍵在于提高投資的全生命周期的回報。這要求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既要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又要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通過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協同聯動，跨周期與逆周期宏觀政策有機結合，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緊扣結構性問題，做到宏觀經濟政策更加精準有效。在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體、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等原則下，需要加快形成一種供給政策與需求政策動態平衡、結構政策與總量政策有機結合、改革政策與管理政策有效協同、長期政策與短期政策統籌配合、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促進、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共同發揮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和經濟運行機制。
第三，“內外循環聯動路徑”——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為著力點、以強化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為戰略路徑提高國民經濟循環質量。
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貢獻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承擔了三個角色，一是深度參與者——深度參與全球制造業價值鏈分工;二是積極促進者——積極促進了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三是合作創新者——共同推進全球新一輪技術創新與產業革命。在未來的現代化新征程中，需要進一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國內和國際經濟循環的相互促進。高質量的國民經濟循環一定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
提高國民經濟循環質量，必須強化國內國際市場和資源的聯動效應。一方面，要促進“由內向外聯動”，積極主動挖掘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通過構建強大的國內經濟大循環體系，充分發揮國內大循環在雙循環中的主體作用，塑造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形成對世界要素資源的強大吸引力，吸引和利用更多國際產品和要素資源，提高國際競爭力，增強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的強大推動力;另一方面，要促進“由外向內聯動”，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持續深化產品、資金、人才等要素流動型開放，穩步拓展規則、規章、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尤其是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規則和標準的聯通，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在全面開放新格局下進一步促進中國同世界經濟的聯系，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以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提升促進國內經濟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高，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高質量經濟循環體系。
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國內國際聯動效應，尤其要注重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關鍵作用。自2013年9月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至今，我國已先后分六批累計設立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港)，形成了東西南北中協調、陸海統籌的自由貿易試驗區版圖，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發揮先行先試的重要探路引領作用。要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進入新發展階段后，自由貿易試驗區要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尋找自己的新定位，要在提高國民經濟循環質量中發揮新作用，充分發揮自貿區的高水平對外開放試驗區功能，使自貿區成為國內大循環的中心節點、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鏈接。一是自貿區要成為高水平自主創新高地，圍繞構建開放創新生態、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積極推進制造業、服務業的開放，在推進中國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二是自貿區要成為高素質要素匯集高地，具有吸引數字、知識、人才、資本等各類全球高端要素的充足能力;三是自貿區要成為高標準規則測試高地，通過在自由貿易區對先進經貿規則進行壓力測試，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在自由貿易區形成新規則沖擊的有效緩沖帶。尤其是自貿區要對標國際高水平營商環境，強化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方面的開放，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規則和標準的聯通，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在推動構建更高水平國際經貿規則(WTO、CPTPP、RCEP、DEPA等)中提出更多中國倡議和中國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