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彭森會長應邀出席了“工信安全智庫系列論壇——數字經濟競爭政策未來發展前沿論壇”。該論壇由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主辦，工信部電子知識產權中心等協辦，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專業委員會、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等單位參與協辦。彭森會長在論壇上致辭，全文如下：

　　很高興應邀參加“數字經濟競爭政策未來發展前沿論壇”。首先，我代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對論壇的舉辦表示祝賀。

　　本次論壇選擇的地點和主題都很好：首鋼是工業革命的標志性工程，當年見證過工業革命的輝煌。今天它又在見證數字經濟、數字革命時代的到來。當今時代，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是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結構調整新機遇的戰略選擇，也是新一輪國際競爭的重點領域。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講話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 本次論壇聚焦數字經濟競爭政策未來發展的專題，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今年以來，我們面臨著國際環境劇變與國內疫情高發所帶來的嚴峻困難和挑戰。從國際上看，百年變局與世紀疫情相互交織，國際局勢劇烈動蕩，國際政治、經濟、安全格局正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新冷戰的威脅正在浮現，全球化進程遭受重大挫折。全球經濟前景黯淡，許多國家經濟衰退難以避免。

　　從國內形勢來看，去年下半年以來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持續走弱，我國經濟面臨需求縮減、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今年一二月份國民經濟恢復好于預期，但是從三月開始，國內疫情與俄烏沖突等多重不穩定因素相互疊加、超預期沖擊，導致宏觀經濟下行壓力驟然加大。針對這種態勢，國務院在5月25日召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及時出臺六方面33項一攬子政策措施，重點是穩增長、穩市場主體、保就業。8月24日又果斷推出19項接續政策。隨著政策逐步落地，宏觀經濟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復蘇跡象明顯。1-8月數據表明，我國經濟正在恢復，但恢復的基礎尚不穩固，上半年期待的前低后高深V型反轉難以實現。完成穩住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實現回穩向上的任務仍十分艱巨。 面對這些風險和挑戰，有些專家感嘆，當今世界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但是我們要說，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這是我們的確定性。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歷史經驗無數次告訴我們：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改革是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創新是發展與改革最重要的實現形式。由此展望數字經濟競爭政策的未來發展乃至整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我認為必須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第一，高效統籌好疫情防控和經濟平穩增長的關系。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經濟深度衰退等多重嚴重沖擊，我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特別是在疫情較為嚴重的2020年，我國是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全球主要經濟體。當前，針對疫情形勢變化，一方面要落實中央“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的總體要求，實事求是地優化疫情防控的政策和舉措，同時又要針對當前復雜、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保持戰略定力，堅定做好自己的事。什么是自己的事呢?發展、改革。這里說的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科學發展。而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科技創新已成為推進新發展動能的重要驅動力。這里說的改革，是市場化改革，要用市場化改革破解發展中的矛盾與問題，為穩增長、穩市場主體、穩就業提供動力。8月31日國常會特別強調，改革是政策工具箱中極重要工具。要堅持以改革激活力,進一步降低市場主體制度性交易成本，維護公平競爭。這兩年中央出臺了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文件，如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每個文件都強調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這對于推進市場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的統一大市場，促進經濟穩定增長都具有重大意義。

　　第二，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改革開放40年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始終是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自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斷健全完善。但是，目前存在政府與市場關系尚未理順、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決定要素配置的范圍有限、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市場和社會發揮作用不夠等問題。在今天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大潮流下，如何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顯得愈加突出。數字經濟是同時具備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雙重因素的新經濟模式。一方面，無論是產業數字化還是數字產業化，都從技術上提高了生產效能，這是科技創新的體現。另一方面，數字要素的流動和投入，往往以突破原有的體制機制障礙為特征，又具備了體制創新的內涵。因此，促進數字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對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對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生產要素在數字經濟領域的迅速集聚，政府作用主要是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障和引導市場規范健康發展。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不是更多地發揮政府作用，也不能缺位、無所作為。國家之間的競爭，根本上是制度競爭、體制競爭。中國的制度優勢，不應簡單理解為舉國體制，更重要的是創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經濟形式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維護公平競爭的原則，是保障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關鍵，也是政府在管理經濟社會事務中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梢哉f，競爭政策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供給和保障，也為這一進程中政府行為提供了規范。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中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核心問題表現在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關系上。要正確理解“建立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協調機制”的提法，避免引發歧義。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不是并列、平等的，而是決定、被決定的關系。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強調了它對其他政策的制約或統領作用。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各類產業政策應運而生，但任何產業政策的出臺都不能違背競爭政策的基本原則，而應以競爭損害最小為原則來實施選擇性產業政策。對于排除、限制競爭的產業政策、對于導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的產業政策，應通過公平競爭審查進行約束、限制和糾正。

　　第三，正確處理鼓勵平臺經濟創新發展和包容審慎規制平臺經濟的關系。當前，全球已進入了以數字化和智能化為特征的第四次技術革命時代。國際競爭已經從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傳統要素的競爭，以及從單個企業的競爭，演變為傳統經濟要素疊加數據要素，在算力和算法的加持下，數字平臺及其生態系統的國際競爭。數字平臺經濟作為數字經濟的主要載體和表現形式，正在成為數字經濟的典型代表。隨著平臺經濟快速發展，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互聯網平臺企業涌現出出來，并正在成為調整經濟結構、重塑經濟格局、甚至改變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關鍵力量。考慮到數字經濟特有的內在發展規律，特別是數據要素生產、流動、交換和使用過程中偏向高度聚合、體現規模效益的特殊性，數字經濟發展中產生一些帶有寡頭壟斷特征的平臺經濟在所難免。這種現象在全球也是帶有共性的。對于這些在創新、競爭中產生的頭部企業以及其表現出來的競爭性壟斷的現象，還是要肯定其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中的積極作用，一定要在全社會營造鼓勵創新發展的氛圍。同時堅持用法治的形式對其可能出現的無序擴張進行有效監管，防止大的平臺經濟利用自己在市場、資本、數據、算力等方面的優勢，從事《反壟斷法》所禁止的各種行為。必須堅持鼓勵數字經濟創新發展和包容審慎規制相結合。對平臺經濟的監管，應盡快從運動式轉向法治化和常態化，通過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依法保障數字經濟包括平臺經濟的健康發展。切實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創新發展外部環境。特別要支持平臺經濟在國際市場中創新開拓，在國際競爭中發展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