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到現在近40年參與改革研究，我深切體會到“改革開放決定國家未來”，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需要思想引領，需要理論創新。作為改革開放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需要為推進改革上下求索、長期堅持。40年來，我將主要精力放在改革研究上，圍繞改革進程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把自身價值與建言改革的時代責任結合起來，堅持問題導向，將戰略研究與行動探索相結合，不斷服務改革、奉獻改革、建言改革。

　　一、與改革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幾乎與共和國同齡的我，經歷了國家經受的“反右”“三年自然災害”“文革”種種挫折，全過程見證了改革開放帶來的歷史巨變，并由此自覺地將改革開放研究作為自己不懈的人生追求。從參軍到擔任新聞干事，開始涉獵馬列學說。1968年1月，我參軍入伍，成為沈陽軍區一名外語學員，自此開始了長達20年的軍旅生涯。1970年12月，我到部隊政治處任新聞宣傳干事，并且被送到《旅大日報》(現在的《大連日報》)學習半年。從山溝里出來，我開始接觸社會、接觸新聞。那一時期，“文化大革命”浩劫還沒有過去，許多積蓄已久的社會問題逐漸顯露。我開始感覺到，國家和社會需要變革。為了更深刻地認識這些問題，我開始讀馬列書籍。那時候盡管條件很差，可我從學習卡片一點點做起。從國防大學到北京大學，開始對國家經濟社會問題的思考。1976年10月，我從沈陽軍區調入軍政大學(后來的國防大學)。不久后，我被調到國防大學馬列教研室當教員，開始系統研究科學社會主義。到了馬列教研室后，我有幸結識了哲學界的老前輩李唯一老師，他熱心指導我學習哲學。這段時期，我迸發了極大的學習熱情。尤其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我感到耽誤了太多的學習時間，不得不爭分奪秒地學習。1979年下半年，我有幸進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進修。得到這個機會，我倍加珍惜，拼了命地學習。一年半的時間里，我考過了18門課程，北大破格給了我本科同等學力。我記得有一次選修課是美國的政治學教授講地緣政治。那個年代，我研究的是階級政治，哪有地緣政治呢?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思想沖擊。考入中央黨校，改革研究真正起步。1984年8月，我考入中央黨校理論部攻讀碩士研究生。記得剛入校不到兩個月，中央黨校召開了一次關于改革開放的理論研討會。會上，王玨教授發表演講，我作為學員代表也作了發言，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后來發言稿在中央黨校?？习l表。會后，王玨老師找到我，希望我多關注經濟改革問題的研究。剛入學不久，我被推選為中央黨校理論部學術組組長，開始重點探討和研究改革問題。從那時開始，我專注于經濟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研究，比較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學習研究中，老一輩經濟學家的嚴謹治學對我影響深遠。比如，王玨教授關于商品經濟、關于重建個人所有制、關于股份合作制的理論研究，都給了我很大的啟示。也是從那時起，我開始學習研究鄧小平改革思想，在中央黨校積極組織開展相關的講座和改革研討。

　　二、為改革開放事業不懈研究

　　自1984年開始從事改革研究，至今已有38個年頭，我在研究中先后提出從“國有企業”到“國有資本”、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二次轉型與改革、改革跑贏危機的行動路線、以經濟轉型升級為目標推進結構性改革、從“一次開放”到“二次開放”、建立海南自由貿易港等多項改革政策建議。某些建議或直接為中央決策采納，或被用作制定政策和法規的參考材料。這里，也舉幾個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往事。提出“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我國深化農村改革的關鍵時期，尤其是90年代中期出現了農村土地承包期限問題的激烈爭論，不少農民對土地承包制憂心忡忡。從建院開始，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下稱中改院)就把農村改革作為重點研究課題，并成立了農村改革研討小組，我帶隊深入農村田間地頭調查。1995年，我們提出“關于深化農村經濟改革建議(60條)”，并主持研究“農民土地使用權課題”，提交了以“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為題的改革政策建議報告，該建議報告被用作改革開放20周年之際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起草的參閱件，“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被“決定”原文采用。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2003年SARS危機期間，率先提出政府轉型的改革建議，即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2003年7月12日，我在北京主持了以“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為主題的改革座談會。我強調政府是經濟建設環境的創造者、是公平競爭的維護者，需要轉變“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當年，牽頭主筆提出“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若干建議(24條)”，這一建議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這以后的幾年，中改院相繼提出“政府轉型”一系列政策建議，受到中央相關部門的重視，并對政策決策與理論研究產生某些積極影響。

　　三、癡心天涯熱土的改革實踐

　　1987年底，在黨中央創辦海南經濟特區戰略構想的感召下，我作為第一個從中央機關下派到海南的干部，脫下穿了20年的軍裝，踏上海南這片熱土，一待就是35年。剛到海南時，還有人不理解：“你為什么要來海南?”我為什么來海南?因為海南是一片改革開放的熱土。既然將改革開放事業作為終身奮斗的目標，我無怨無悔地選擇了海南，并為之嘔心瀝血、竭盡心智。參與設計建立海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1987年10月，時任海南建省籌備組組長許士杰在北京找到我，希望我到海南工作。從1988年到1992年，作為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體制改革辦公室的主要負責人，我參與了海南建省初期改革開放的若干政策研究與制定。在這期間，受許士杰書記委托，我主筆了海南第一次黨代會報告《放膽發展生產力 開創海南特區建設的新局面》，開始進行“小政府、大社會”改革，并且主持海南經濟特區“企業股份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與實踐，主持創立“個人賬戶與社會共濟相結合”的社會保障海南模式，推動海南經濟特區率先進行行政體制改革、企業股份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出海南國際旅游島。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開始考慮新世紀海南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并提出從區域開放到產業開放，以產業開放拉動產業升級，從而走出一條海南國際旅游島的新路子。從2000年至2009年的9年間，我帶著中改院的研究團隊提出并形成國際旅游島的思路、方案、政策制度安排等建議。2009年，國際旅游島正式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戰略。建言海南自由貿易港。1988年，海南提出“特別關稅區”，就明確提出“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實行“貨物、資金、人員三大自由”的主張。這與今天的自由貿易港內涵基本一致。我為此呼喊了30余年。多年來，在省委、省政府的領導下，我和同事們加班加點，形成百余份研究建議，積極主動地為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言獻策。2018年4月13日下午，我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當聽到總書記宣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分步驟、分階段建立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時，真的很激動。在會后央視《新聞聯播》的采訪中，我沒想到自己會為此哽咽。

　　四、建設中國改革智庫

　　我一直認為，人一輩子能趕上一兩次重要機遇、能做成一兩件重要事情，真的很幸運。這40年，我堅持做了兩件事，一是研究改革、參與改革;二是參與創立和主持建設中國改革智庫——中改院。31年來，中改院自負盈虧、自求發展，卻積極主動建言改革，堅持做改革研究，因為我們堅定認為，黨和國家的改革開放事業需要智庫積極咨政建言，需要智庫積極開展國際對話交流，凝聚全社會的改革共識與合力。中改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1988年6月，海南省改革發展研究所成立。1990年初，時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的陳錦華到海南考察，他找到我，建議把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的“海南”兩個字括起來，成立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由國家體改委與海南省聯合辦，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改革研究和培訓基地。1991年11月1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雄壯的軍樂聲中正式成立。創新軟科學機構體制機制，自己改自己。中改院剛剛成立，陳錦華主任就找我談話，“要用改革的辦法辦改革研究智庫”。從1992年9月1日開始自籌經費、自負盈虧，我一直在中改院拿工資、交社保。2018年6月，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面對面》的專訪中，我談起中改院建院還不到半年就主動走上企業化管理之路的往事，主持人問我為什么級別也不要，在90年代初就砸掉自己的鐵飯碗?我說，就是要使中改院相對獨立地研究重大熱點問題。如果沒有一點追求，依賴“大鍋飯”，長此以往肯定做不出大的成績。很多老領導老專家感慨地說，“中改院就那么幾十個人，沒有要國家一分錢，對我國改革始終如一地執著奉獻，出了這么多成果，關鍵是建立了一個好的管理體制和研究機制”，關鍵是建立了一個“小機構、大網絡”的運行機制。去年，我將中改院30年凝練總結為三句話：“家國情懷、執著精神”是中改院的“魂”;“以改革辦法辦院”是中改院的“本”;“立足海南”是中改院的“根”?；剡^頭來看，我們深深感到立足國情，在服務黨和國家決策中發揮智庫的作用和責任，即使再辛苦，也可以說無愧于時代，一個字“值”!“有價值才會追求，有責任才會堅守”。我將這幾十年的改革研究體會濃縮成八個字：“家國情懷、執著精神”。這份事業具有時代價值、歷史價值，值得為此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