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雙碳目標，需要把關注重心轉到創新型減碳，轉向進取型戰略。
實施進取型減碳戰略，就是要在穩住存量、保障能源供應穩定和安全的前提下，把重心轉向更快地擴大增量，對能夠增加產出、促進增長的低碳、零碳和負碳技術產品提供強有力的激勵。這種激勵并不限于少數措施，而應是相互依存的三支柱體系。
第一，建立全方位支持綠色技術創新的增長型碳匯市場。所謂增長型碳匯，是指運用低碳、零碳和負碳技術，在獲取相同產出的情況下，與原有的高碳基準生產方式相比，所減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增長型碳匯市場可以與已有的碳排放權市場并存，后者主要任務是激勵存量減排。增長型碳匯市場則應聚焦于激勵增量部分的技術創新。第二，形成區域自主減排責任體系。區域或企業完成減排任務，既可以是自身直接減排，或生產增長型碳匯產品，也可以通過市場交易購買增長型碳匯。第三，加快碳核算、碳賬戶為重點的綠色微觀基礎制度建設。——劉世錦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第二屆ESG全球領導者峰會“ESG助力30·60雙碳目標實現”環節發表的主旨演講，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兩種不同的減碳戰略
把雙碳壓力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確實是一個很有吸引力、感召力的目標，但這個目標的實現并不容易?，F實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三種不同的減碳類型。
第一種是衰退型減碳，就是通過減少生產來減少碳排放。這是所有減碳類型中最簡單、最不費氣力的。由于生產活動不能停頓，這種類型通常并不具有可操作性，甚至會被認為不可思議，但是在某些特定情景下還是會出現，比如前一段時間有的地方為了完成短期節能減碳目標，一度曾出現停工停產現象。
第二種是增效型減碳，就是通過提高碳生產率，用同樣多的碳排放實現更多的產出，或者同樣的產出使用了較少的碳排放。我們經常講的節能減排，節約優先等，大體上相當于這種類型的減碳。
第三種是創新型減碳，是指通過創新形成新的技術、工藝、方法等，在達到相同產出的情況，實現了低碳、零碳甚至負碳排放，如用風、光、水、生物質等可再生能源發電。如果用這類技術去替代原有的高碳技術，就可以在實現相同產出的前提下減少碳排放。
在以上三種減碳類型中，前兩類大體上在已有的技術和產業體系中做文章。與衰退型減碳相比,增效型減碳體現了積極導向，特別在技術落后、管理粗放的情況下，提升能源和碳生產率有較大空間。事實上，一些年來中國在節能減排增效上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績。但增效型減碳的局限性也很明顯，首先是隨著技術和管理進步，碳生產率的提升會出現遞減，持續提高的空間收縮。更重要的是，這些變化主要局限于已有的技術和產業框架內，即便有技術創新，也屬于所謂改進性創新，而不是顛覆性創新。碳生產率可以達到很高水平，但所用資源仍然是高碳的，如燃煤電廠節能減排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但用煤發電這一點并沒有改變。
這里還需要討論一下如何用經濟學的方法理解節能優先。節能優先，更廣泛一些說節約優先，作為社會公德值得倡導。經濟學從本質上說也是關于節約的一門學科，但經濟學理解的節約是全局性的，著眼于全社會的資源最優分配。節能一般意義可以理解為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降低成本，與原材料、運輸、倉儲、人工等降低成本含義相同，與此同時，還要考慮產出，尋求單位產出成本之比最低。節能是否優先，取決于這種全局性的比較評估，而這種評估通常是經由市場機制實現的。如果一直都要把節能擺在第一位，特別是把控制能耗的指標作為間接控制碳排放的指標，那就難以避免資源配置的扭曲和錯配，對正常經濟運行帶來負面擾動，這也是政策層面上提出由能耗雙控盡快轉到碳排放雙控的原因所在。
而創新型減碳則是跳出已有的技術和產業圈子，開辟新的賽道，采用新的技術、工藝、方法等。由于這種變化，創新型減碳具備了前兩種減碳類型所沒有的特點。
首先，創新型減碳可以實現長時間內對傳統高碳技術或產業的替代。所謂的綠色轉型，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換技術，用低碳、零碳或負碳技術去替代原有的高碳技術。
其次，創新型減碳的空間究竟有多大，是無法事先設定的。創新的內在沖動性和不確定性，決定了人們不可能限定它的擴展邊界。不難設想，如果可控核聚變能夠成功并商業化，人類將在多大程度上改寫可再生能源的認識版圖。
第三，這種創新可以大大降低人類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綠色產品在初期往往價格偏高，存在著所謂的“綠色溢價”。隨著創新競爭的加劇，價格下降，不少產品的綠色溢價已經為負了。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光伏發電。十年前說要與燃煤發電競爭，會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但過去的十年間，光伏發電成本下降了80%-90%，已經低于燃煤發電成本，并且還有進一步下降的潛力。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挑戰來自成本沖擊，創新帶來的成本下降，可以極大增強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和能力。
第四，創新最初源于減碳動機，一旦形成產品后，往往產生更多的附加效用或福利，創造了更多的消費者剩余。以新能源智能汽車來說，2022年一季度已經接近全部汽車銷售量的20%，超過人們預期。消費者在買新能源汽車的時候，不能說不關注碳減排，但大部分消費者直接感受到的是使用成本低，電子設備應用得手，舒適程度高，操控感覺與以往大不相同，自動駕駛能力也在逐步提升。除了電動化之外，更有智能化、共享化等等。簡單地說，吸引消費者的，大部分優點可能是減碳之外的，這意味著為社會提供了超出預期的福利。
最后，觸發和加速了能源等高碳行業的數字化進程。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另一種經濟形態，整個經濟社會正經歷著向數字經濟形態的轉型。即使沒有雙碳壓力，能源、工業、交通、建筑等高碳領域也會進入數字化轉型，但過程可能相對緩慢。創新型減碳觸發和加速了這些領域的數字化轉型，有可能推動這些領域成為數字化轉型的領先者。
總之，創新型減碳提供了與另外兩種減碳類型很不相同的可能性，有機會啟動和引領遠超減碳預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數字化轉型。如果要做個區分的話，衰退型減碳和增效型減碳主要體現的是一種防御型戰略，而創新型減碳則是一種進取型戰略。應當承認，在較長一個時期，我們對進取型戰略已有認識和展望，但想法和做法基本上還是停留在防御型戰略。挑戰在于如何盡快地轉向進取型戰略。
創新型減碳缺少足夠的市場激勵
不同的戰略趨向，體現在目標、政策，更實際的要看激勵體系。這里我們重點分析一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對于碳排放這樣具有全球外部性的物品，不可能指望市場直接發生作用，首先要有政府的介入，由政府“制造”市場。諾德豪斯、斯特恩等氣候變化經濟學的領軍者都提出要給碳定價，具體辦法有配額加交易和征收碳稅，并期待碳排放權市場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然而，不論是最早興起的歐洲碳市場，還是近期開始運作且全球規模最大的中國碳排放權市場，實際運行狀態似乎遠不及預期。除了諸多外部因素外，這些市場均存在結構性缺陷，如只有部分高排放行業和企業被納入市場，與“應入者”范圍差之甚遠，這樣不僅覆蓋面不夠，公平性問題也顯而易見;配額初次分配基本上免費發放，實際付費只發生在“調節余缺”環節;配額分配由歷史法轉為基準法是一個進步，但考慮到供給安全和穩定，配額發放規模難以降幅過大，在很多情況下，監管者很難區分供給安全是實際存在還是生產者的借口，如此等等。由于這些因素的影響，碳排放權市場價格發現以及相關的調節供求、促進創新等作用就會大打折扣了。
更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已有的碳排放權市場看起來主要是為前面說過的防御型戰略服務的。對進入碳排放權市場的生產者來說，重要的是提高碳生產率，是節能減排，通過節省下來的碳配額出售而獲利。對市場的設計動機而言，也期待生產者通過創新采用新技術提供低碳或零碳產品。但現實情況是，原有生產者往往存在著嚴重的“路徑依賴”，缺少興趣也缺少能力進行技術創新。那些顛覆性創新者大多數處在“圈子”之外。與此同時，為了防止高碳生產者通過購買碳匯放松自身節能減排壓力，碳排放權市場對CCER類型的碳匯交易規模設立了交易規模比重限制，目前這個比重被限定在5%，是一個對整體市場結構難以產生大的影響的份額。這樣，我們看到最有活力的創新性減碳很少能得到市場激勵的眷顧。
進取型減碳戰略的三支柱體系
實現雙碳目標，需要把關注重心轉到創新型減碳，轉向進取型戰略。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正確理解和處理增量和存量的關系，體現了戰略智慧和前瞻性眼界，對轉型成功至關重要。改革開放初期，民營經濟以拾遺補缺而獲得發展空間，由于內生的活力、韌性和競爭力，逐步成長為在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生力軍，并且帶動了國有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對外開放開始時也是“三來一補”，起步于沿海少數地區，以后帶動中國成為全球性的貿易和投資大國。
中國的能源或許也必須走一條“增量優先、以新代舊、激勵創新、市場驅動”的轉型之路，這正是進取型減碳戰略的主要涵義。其中的經濟學邏輯是，作為存量的傳統高碳能源，盡管仍有一定的減碳空間，但潛力具有累退性，越往后空間越小，難度相應加大、成本加快上升。另一方面，作為增量的低碳或零碳新能源，隨著產量擴大、技術改進，成本下降加快，部分產品的綠色溢價由正變負，新能源替代老能源的減碳成本優勢增大，進而加快新老能源比例的轉換進度。實施進取型減碳戰略，就是要在穩住存量、保障能源供應穩定和安全的前提下，把重心轉向更快地擴大增量，對能夠增加產出、促進增長的低碳、零碳和負碳技術產品提供強有力的激勵。這種激勵并不限于少數措施，而應是相互依存的三支柱體系。
第一，建立全方位支持綠色技術創新的增長型碳匯市場。所謂增長型碳匯，是指運用低碳、零碳和負碳技術，在獲取相同產出的情況下，與原有的高碳基準生產方式相比，所減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增長型碳匯市場可以與已有的碳排放權市場并存，后者主要任務是激勵存量減排。增長型碳匯市場則應聚焦于激勵增量部分的技術創新。這個市場應有強包容性，既可以包括綠電等綠色能源產品，還應包括其他行業或領域能夠產生增長型碳匯的產品?？赏ㄟ^發行國債或央行提供專項資金，對進入增長型碳匯市場的產品按照一定價格進行初次購買，然后轉入市場流通。市場上的碳匯價格是對技術創新產品減排貢獻的價值評估和報酬方式，政府可以通過增加或減少投入市場的資金規模相應調節激勵創新的力度。增長型碳匯的確定要符合國內外相關技術標準和規則，可運用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和方法降低成本、規范流程。
第二，形成區域自主減排責任體系。增量優先的關鍵是擴大對技術創新產品的市場需求，而這一點又直接取決于減排責任體系的有效性。可借鑒國際上巴黎協議的原則，鼓勵各個地方的主動性，提出既合乎本地實際、又有一定挑戰性的減排目標，與下一步陸續出臺的落實雙碳目標“1+N”政策相配合，形成省、市、區縣和開發區等層面的區域減排計劃和可追溯的減排責任要求。區域或企業完成減排任務，既可以是自身直接減排，或生產增長型碳匯產品，也可以通過市場交易購買增長型碳匯。這樣減排責任體系就可以動員起持續的對綠色技術產品的需求，進而帶動增量擴大、以新代舊的轉型進程。
第三，加快碳核算、碳賬戶為重點的綠色微觀基礎制度建設。不論是推進增長型碳匯市場建設，還是完善減排責任體系，前提是要有一個合格的碳核算基礎，而這恰恰是目前的一大短板。在碳核算的起步階段，可以采取從上而下的方法，先把基本情況摸清楚。同時要普遍建立碳賬戶，包括企業和其他機構的碳賬戶，有條件的地方也可以建立個人碳賬戶。在企業中推廣ESG評估，率先在上市公司和大型企業中形成穩定規范的ESG評估的披露制度。把更多的融資活動納入綠色金融軌道，借助增長型碳匯開發多種類型的金融產品，進而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切實有效的支持。
促進綠色創新，既有技術創新，也有制度政策創新。以上討論的進取型減碳戰略的三支柱體系就屬于后者。對綠色轉型中有創意的政策和做法，短期內看不準，或有爭議，可以在國家頂層設計的引導下，在有條件有意愿的地方先做試點，給出一定的試錯探索空間，取得成功經驗后完善提高再推廣。這是我們過去改革開放中的一條重要成功經驗，在當前綠色創新和轉型中仍有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