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

一、改革開放歷史任務的重大變化

（一）市場經濟發展期的主要矛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成經濟發展取得驕人成績，但市場經濟與生俱來的公平與效率的矛盾，也明白無誤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并且以城鄉、地區間的發展鴻溝和社會成員間收入及財富的巨大差距，直觀地表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即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令人兩難的是，在許多重要領域中，制約經濟發展的傳統體制弊端大量存在，而創制所成的市場經濟的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加速顯現并有加劇的趨勢，由此引起的利益關系的對立乃至市場建制的迷茫，不時地引致思想觀念或意識形態的紛爭。推進效率與公平相向而行、協調兼顧的平等取向改革，便歷史地成為新時期改革開放所不可回避的主要任務。

發展中經濟大國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有經濟的、政治的、體制的因素，也有歷史的、地理的、人文的、社會的等諸多原因。各種因素相互交織、錯綜復雜，問題的解決決非一蹴而就、朝功夕成，但千里之行必須始于足下。

近年來限時脫貧、強力推進的反貧困政策和在條件相對成熟地區開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則是黨和國家順應國情民意，推進效率與公平相向而行、協調兼顧的平等取向改革、社會公共政策和平等共享發展，也是中國市場化改革和制度性開放的新的主要任務和重大歷史標識。

（二）社會實質公平取向的改革開放任務

“轉軌加新興”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與建制，自始至終面臨著應對市場經濟內在矛盾的巨大挑戰和創造市場平等發展條件與規制其不平等發展結果、促進效率與平等均衡兼顧的雙重平等努力，肩負著從市場形式平等到社會實質公平的多維度、高難度歷史重任。

其中無論是激活市場效率的發展建制，還是規制貧富分化的社會平等，尤其是兼顧市場發展條件和社會發展成果的雙重平等和均衡公平，幾乎都面臨著人類歷史上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矛盾和難題，任何求解破題的嘗試性努力，都會使人們深陷盤根錯節的利益羅網和燒腦費神或力不從心的智力挑戰。

中國曾經建立過集價值信念、政治正確和公平訴求于一體的計劃體制，并且陷入過既無效率也不平等、既是“老路”也是“死路”的平均主義泥沼，終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而幡然覺醒，以不太長的時間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創造了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

成長與煩惱、榮耀和困境相伴而生，城鄉、地區發展鴻溝巨大，社會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也躍居世界前列。但逆經濟規律和歷史潮流而動的平均主義懷舊情結和道義預設的簡單訴求沒有出路，而漠視貧富分化的嚴重狀況和社會平等的正當要求，則既背離公平正義原則又潛在著巨大的社會風險。

可能的甚至也是必然的選擇是，堅定不移地創造市場經濟平等發展條件，腳踏實地地規制其不平等發展結果，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健全和完善推動效率與平等的均衡兼顧，實現共同發展和共享結果的雙重平等即社會實質公平。

夢境的美好與現實的骨感之間往往存在著巨大的落差，創造市場條件和社會結果雙重平等的努力，必然會面臨著嚴重而持久的雙重不平等的挑戰。

市場平等發展條件的創造，必然會在較長時期內面臨著利益格局及其體制性制約，更無從在短期內改變因經濟地理條件、歷史背景差異、產業進化階段、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公共政策、政治生態環境所產生的持續性影響。

市場體制建立之后，財產權利、勞資關系、競爭機制、收入分配、財富效應、利益格局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市場經濟發展將人們帶進了當初未曾預料到的世界。

行業領域、社會階層、城市鄉村、東中西部、內外經濟之間，發展條件的優劣，增長速度的快慢，收入差距的大小，財富積累的多寡，社會分化的程度等，既可能是發展條件不平等的結果，也可能是發展結果不平等占有的折射。

在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任務中，平等發展條件的創造和平等共享結果的達成同樣重要。任何經濟道義至上論或漠視社會不平等，都有可能導致經濟的停滯或社會的動蕩。可供平等分享的豐碩果實只有生長于具有活力效率優勢的市場經濟的參天大樹，需要人們處理好雙重平等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選擇，因而注定是一場“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的久久為功的持續性變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或取得永久的完勝。

繼續完善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以經濟平等發展求解社會共同富裕，盡其所能地做出從優化資源配置到分享發展成果的持之以恒的制度建設努力，實屬當代中國人乃至世代相因的責任擔當和歷史使命。

（三）大國經濟體的制度性市場開放

中國經濟的發展變化和大國地位的形成，為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了難得機遇，但也不可避免地對現存的全球經濟政治秩序產生多維度挑戰，國際關系漸趨復雜，大國博弈乃至沖突加劇或將成為長期現象。

貿易大國地位的形成及穩固對現有貿易結構和貿易秩序帶來強烈沖擊，制造業大國地位會造成包括發展中經濟體在內的部分貿易伙伴的產業和就業崗位的替代，科技立國戰略及其成就對西方主要經濟體構成了大國博弈壓力和心理性挑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社會公共品提供能力包括應對新冠疫情的能力，對西方社會的制度和文化優越感產生了巨大沖擊，綜合國力、軍事實力和體制張力的增長引起西方主要大國的疑慮、忌憚、恐懼乃至不時地挑起對我國的貿易、科技、教育、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矛盾和沖突，直至惡意制造“塔西佗陷阱”、威脅制造“修昔底德陷阱”，力圖將中國推入“中等收入陷阱”甚或貧弱衰敗境地。

國際環境的變化或漸趨緊張，我國不僅不能防衛式退縮而且需要更全面、更系統的制度性開放。根據自身經濟貿易和國際政治地位的變化，克服曾經的守舊護成的弱國心態，主動、自信地適應進而推動調整國際商務規制和經濟技術標準，開放更多產業經濟門類和社會服務領域，使相關產業和服務“與狼共舞”、發展和強大自己。

發揮貨物貿易對外開放的全球化優勢，有選擇性、有區別性地通過單邊、雙邊和多邊開放等不同形式，推動服務貿易、資本投資、技術應用、人才流動和制度規則的全球化。積極擴大國內自貿區和國際雙邊、多邊自貿區建設，實施向西、向南開放和東、中、西部平衡對外開放戰略，提高對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產業技術標準和制度法規準則的適應能力和創新作為。

建設以全球產業鏈的可持續銜接為指向和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經濟體系，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各類經濟社會組織、各種資源要素的平等開放和優化配置以及與各類型國家包括重點小國的多元經濟合作關系發展，建設高質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全方位的制度性開放體制。

二、兼顧近期和長遠的改革開放建議

（一）確立“體制適應性”優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1.完善國有企業舉綱扼要、有所作為的主要領域和基本制度。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示范引領技術進步、攻堅趕超關鍵領域、保障優化普遍服務等市場公共品的中堅力量，應以“正面清單”形式明確國有企業體制適應性的主要領域和功能職責，最大限度地以平等市場主體完善經營管理、遵循競爭機制、聯合社會資本從事經營活動，防止其利用先占、獨占及其他優勢排斥競爭、失能諉責等越位缺位和扭曲市場機制的行為。

2.確立“競爭中性”基礎上民營經濟平等發展的市場主體地位。“競爭中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人禮”，“產權中性”和“規制中性”是其基本制度條件。對資本無序發展的約束，是矯正部分大資本對市場公共品的濫用和公平競爭秩序的扭曲，而不是抑制或者限制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應以不大于“負面清單”范圍對民營經濟全面開放其體制適應性、具有資源配置優勢的投資營商領域，持續創造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發展的營商環境。

3.建立激發國民經濟整體潛力、活力、動力和創造力的體制適應性混合所有制經濟。混合制經濟不是當代現象，但發展“體制適應性”混合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和偉力所在。要深刻汲取世界范圍內“全盤私有制”和“全盤國有制”的慘痛歷史教訓，摒棄對任何經濟成分的道義預設和意識形態幻覺，以市場競爭公平審查制度促成體制適應性經濟結構，激發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內在活力和強大生命力。

（二）完善“內需主導型”市場平衡機制

1.加快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質量效益、減輕企業負擔和完善營商環境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各種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平等發展和體制適應性優勢充分發揮以及全產業鏈資源優化配置、供給需求平衡的體制機制。創新新基建業態、模式及制度，增強各類市場主體和各個產業部門的活力創造力、市場競爭效率及有效供給能力。深化服務業改革開放，完善服務業產業鏈，優化服務需求結構，提升服務業供給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

2.適應內循環為主的內外部經濟雙循環格局和居民收入及需求轉型升級要求，啟動和提速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基礎消費能力，增加中高收入者的消費選擇機會、產品服務種類及品質價值檔次，擴容普惠性社會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引導數字技術、智能物聯、網絡媒介等新需求增長，以各類需求升級換代和全面增長激活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需潛力及市場張力。

3.完善基本保障制度，消除抑制發展型需求增長的行政干預。完善中低收入群體住房供給保障體系，取消對汽車、住房等大宗商品的各類違背市場規律的限購、限售、限價、限區、限貸的行政管制和需求抑制政策，兼顧傳統消費和新型消費、生活必需類消費和發展享受類消費健全需求促進政策及市場化、制度性激勵調節機制，激活、擴大市場需求，提高發展質量和改善人民生活。

（三）強化“短板優先”的改革開放任務

1.統一城鄉資源要素市場，將更多的資源要素收入、政府財力物力、社會基礎設施、技術進步成果、公共服務能力和體制機制創新等，優先用于推進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矯正因歷史因素、產業特性、體制結構和發展階段對鄉村振興的不利影響，形成與即將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城鄉經濟社會形態。

2.矯正地區發展激勵方式和公共政策體系，政府公共財力重點支持欠發達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市場體制完善和開放環境優化等，支持發達地區自主完善市場機制及制度開放性體制，激發全國平衡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內生活力和動力，避免大中城市和“先富”地區馬太效應式的競爭優勢和財富集中趨勢。

3.分步建立可持續的收入及財富調節制度，緩解市場經濟所固有并將長久存在的效率與平等的對立。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健全應對相對貧困化的統計檢測體系、動態度量標準、社會援助政策和制度法規體系，守牢共享發展成果的社會生活底線。研究建立綜合所得稅制和綜合財產稅制，防止急功近利政策對創業創新動力、產業經濟活力乃至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負面影響。

（四）堅持“雙重平等”的社會實質公平改革導向

1.加快完善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混合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際競爭和大國博弈的成敗，根本性原因是市場競爭能力所決定的綜合國力的較量。除推進應急性、專業性、事務性改革外，當務之急是要立足全局和長遠，加快事關財產權利保護、市場秩序維護、利益關系調節、貨幣金融穩定、創業創新激勵、市場空間拓展、供求關系均衡、人文精神養成以及國際環境安定等市場公共品供給體系和公平競爭性基礎制度建設。

2.建立制度化的公共政策和經濟發展的公平審查機制，重點對政府公共投資、財政稅收安排、金融資本配置、產業地區政策和改革開放戰略的公平公正性質、收入分配效應、經濟發展影響等，進行綜合性、多視角評估，建立制度化的適時調整糾錯機制，防止因體制機制安排、地區影響能力、階層話語權利等差異，造成要素占有、市場條件、制度供給和發展能力的苦樂不均或馬太效應。

3.政府公共政策重點和改革開放取向逐步從聚焦經濟增長轉向緩和居民收入財富差距、協調城鄉地區發展領域。認真汲取一些西方大國雖然經濟規模、科技水平、富裕程度居全球前列，但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階級族群對立嚴重的深刻教訓，將政府的公共政策重點、改革開放戰略、市場制度結構和經濟社會政策，轉向兼顧平等發展和共同富裕的雙重平等即社會實質公平目標。

（五）堅守“安全底線”的制度性對外開放

1.以制度性開放和國際雙多邊合作機制，推動投資貿易便利化、技術合作全球化和國內結構性改革。擴大自由貿易區、粵港澳大灣區及其他開放試驗領域的政策及經驗的推廣適用范圍。提升雙多邊自由貿易區的雙向開放和制度對接水平，主動加入和推動有關國際自由貿易區談判和多邊性、多樣化投資貿易自由化體系建設。密切與“一帶一路”和中歐鐵路沿線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推動商貿服務、交通物流、戰略合作發展深化和中西部經濟開放性發展。以市場開發、制度對接、平等互利機制和實際經貿地位，務實調整我國與主要投資貿易伙伴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雙多邊合作關系，穩定、優化國際營商環境。

2.對標國際商務規則、市場法規標準和通行規制原則，全面推進制度性對外開放。以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合力，推進信息智能技術領域的國際合作及其與國內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深度融合。加快各類自由貿易區、全球產業鏈體系建設，創新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模式、路徑和體制機制，推動國內“卡脖子”技術突破、科技迭代進步和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涉外經濟技術合作、投資貿易關系和市場對等開放的法律法規建設，對沖西方主要大國的技術封鎖、市場排斥及其他單邊霸凌主義政策。

3.集各專業技術部門之所長，建立健全制度開放型經濟體的綜合性風險預警和管控機制。放寬或取消外商投資限制、全面開放國內相對弱質產業和金融服務業，意味著需要盡快完善與之相關的反壟斷法規及執法體系，健全指向明確、靈活適度的制度性對沖機制，完善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和反傾銷執法司法等商務法規援助制度，加快我國投資貿易體制、風險管控體系與國際通行規則的適應和對接，為高標準、全方位開放型經濟建立適用性、可持續的法規制度安全網。

孔涇源：以改革開放促進共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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