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經濟何去何從，以及中國經濟在新的世界體系里面呈現如何的地位，是我們進行戰略決策很重要的基點。從美國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困境之中，而新冠疫情無異于雪上加霜。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疫情的沖擊下呈現出加速演變的態勢，全球格局的變化超越了大家的想象，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新的契機。從目前所看到的未來格局的變化，將會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疫情沖擊下，全球經濟將呈現出更低的增長狀態。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受技術創新放緩、人口老齡化以及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響，增長速度從此前的4.5%左右回落到3%左右。疫情沖擊下，這種低增長狀態將會延續，增長速度將進一步下滑，原因主要在于：全球分工格局、產業鏈供應鏈將發生更為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很重要的體現是：在進一步的逆全球化過程中，各個國家在安全的視角下將對產業鏈供應鏈將進行全面重構。疫情之后，美國、德國、日本、英國等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認識到要在安全上進一步做文章，重構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產業鏈供應鏈，從而使上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所布局的垂直分工體系和水平分工體系進一步收縮，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將會變寬。這種變化會使從傳統分工體系中所獲得的生產力技術水平的提升大打折扣，從而導致全球增速進一步回落。

　　第二，逆全球化和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構將帶來成本上漲，以及貨幣推動下的通貨膨脹。從2021年二季度開始，歐美消費者物價指數大幅上漲，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暴漲，新一輪具有新規律、新特征的通貨膨脹將會出現。這一輪新的通脹形成，主要會體現以下幾個特征：

　　其一，由需求拉動、特別是貨幣驅動的通貨膨脹現象將會很明顯。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各個國家全面放水，全球貨幣供應大幅增加，“直升機撒錢”成為歐美主要經濟體的操作模式，如此大幅度的放水必將帶來商品價格的上漲。

　　其二，供給側的變化將超越我們的想象。在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過程中，將會出現此起彼伏的供應鏈瓶頸現象。比如全球車載芯片短缺、全球集裝箱短缺，以及在其他一些環節所出現的供給側的各種問題。供給瓶頸帶來的直接沖擊就是成本上揚，比如說貨運成本，我們看到BDI指數從2020年最低水平的400多點一直狂漲到5000多點，至北美的集裝箱貨運指數也從9000多美元一路上揚到超過2萬美元。成本上漲則帶來商品價格的上揚，11月份美國的CPI已經突破了6%，創31年來的新高，歐盟也已經突破了4%，接近5%的水平。

　　美聯儲和歐洲中央銀行認為供應鏈瓶頸因素可能是短暫因素，但從現在的研究來看，短期因素呈現出中長期化的特點。本輪通貨膨脹與上世紀70年代全球通貨膨脹所面臨的產生根源和助推力量有很大的區別。如何進行治理，對于全球來說都是極大的挑戰。

　　第三，在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作用下，各個國家債務高筑，未來全球將會步入高債務、高杠桿時代。如何從這種高債務狀態向常態化的低債務狀態進行過渡，將是未來5年面臨的關鍵問題。

　　在人類歷史上，僅有一個時期呈現出這樣的高債務狀態，就是二戰時期。二戰時期全球債務率基本上接近300%，但目前已經超過了300%。如何通過持續的增長來使債務率出現一個反著陸，是我們現在研究的重點，也是各國政策將要面對的重要挑戰。

　　第四是在疫情之前已經面臨著的全球兩極分化所帶來的新挑戰、新問題。相較于1980年，2018年全球收入前1%的人群所占的財富比重提升了4個多百分點，后50%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占比提升了3個多百分點，但中間階層的收入占比下降了7個多百分點。由此引發了一個新問題：當前世界的兩極分化不僅是窮人越窮、富人越富，更重要的問題是中產階級的萎縮和消失。中產階級的消失會進一步帶來民粹化以及社會分裂等問題，同時也對宏觀經濟的循環帶來了挑戰。

　　由于疫情的沖擊，各國采取超常規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低收入群體進行補貼，對高收入人群的金融政策進行全面調整，結果導致中產階級受到的打擊更大了，傳統橄欖型社會進一步消失。如何治理這種現象，如何走出傳統兩極分化帶來的挑戰，同時又要疊加處理中產階級消失的新問題，是世界各個國家都面臨的考驗。

　　以上幾大問題，我認為是全球經濟在后疫情時期必須要面對的幾大超級問題。各個國家如何攜手共進，成為未來全球治理的關鍵。對于中國而言，這種變化會給我們帶來以下幾個挑戰，同時也會帶來一系列機遇。

　　第一，進一步的低增長將給中國帶來挑戰。這會使全球化紅利逐步消退，特別是從中長期來看，逆全球化將對中國傳統的外向型經濟帶來沖擊。為了應對這一挑戰，五中全會已經對中國整個發展戰略進行了再定位、再調整?？倳浖皶r提出了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新戰略思維。這種新的戰略思維，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更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崛起。

　　特別是這兩年，中國經濟在疫情沖擊下依然顯示出強大的彈性和韌性，顯示出作為世界制造業中心、全球供應鏈中心的決定性作用。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有所下行，但相對世界而言，依然展現出良好的制度優勢和資源稟賦優勢。在中美進行扭抱纏斗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的強勁復蘇直接會改變此前不對稱的博弈，使博弈的砝碼偏向中國。所以，在這方面一定要看到機遇。

　　第二，全球通貨膨脹對中國是一把雙刃劍。歐美物價水平的上漲會導致對中國商品需求的急劇增長，這會為我們2021年、2022年乃至2023年帶來明顯的出口增長。但另一方面，歐美的這一波大水漫灌所帶來的通貨膨脹，也會通過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向中國進行傳遞，給中國的物價水平帶來持續性的壓力，尤其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揚，將會對中國的制造業和傳統大宗商品密集型的行業帶來深刻沖擊。此外，我們要高度關注2022年的石油價格，會不會飆升到一桶100美元以上，這將是影響中國經濟復蘇至關重要的一點。

　　所以說，通貨膨脹是一把雙刃劍，我們不能夠單純地認為是利好或者利壞，而是應當根據在全球價值鏈供應鏈中的地位，采取相應的政策，對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所帶來的沖擊進行對沖，同時在對歐美貿易中尋找新定位：擁有在相關產品、關鍵環節上的定價權和控制力。這將來源于我們國內產業鏈供應鏈的進一步提升與完善。

　　第三，全球高債務問題對我們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2021年9月，央行發布了《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1)》，初步測算2020年末我國宏觀杠桿率已達279.4%。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對政府的隱形債務問題做了進一步要求，未來如何對高杠桿進行有效控制依然是一個挑戰。一是對房地產行業杠桿率的提升要有所遏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房地產的調控模式進行了全面調整，一方面在短期加強穩定，另一方面持續推動房地產長效機制的建設，構建一個健康、循環、順暢的房地產市場，這是我們很重要的目標，也是高質量發展所必須的前提。二是地方政府的行為要陽光化，要有一個再構的過程。財稅體制改革將是“十四五”時期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心，尤其是要對土地財政體系進行改革。這就要求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進行重構，土地財政要進行全面轉型。這些挑戰雖然很艱難，但是按照目前的戰略布局，我相信會在“十四五”期間一步一步地克服。

　　第四是收入分配問題。十九大和五中全會都提出了共同富裕這一戰略，并且先行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圍繞著共同富裕的問題、資本屬性的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讀，打消了過去很多疑慮。在先富與后富之間、切蛋糕與做蛋糕之間的辯證關系已經非常明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一次重申，做蛋糕依然優先，經濟建設依然是中心，分蛋糕是為了更好地做大蛋糕。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如何從擴大收入，從收入分配機制的改革以及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一體化等舉措來使中國所面臨的三大不平衡問題得到有效解決，是推動共同富裕的主要戰略思路。在這個戰略思路的指引下，我相信我們能夠在目前全球新一輪收入不平等不平衡問題的治理上做出中國樣本，提供中國智慧。

　　世界很復雜，格局變化很深刻。我們處于一個大時代，中國必須要有大戰略，我們必須在理解中國大戰略的基礎上，深刻分析各種挑戰，把握各種機遇，才能夠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

　　2022年，我們將在新發展格局戰略理念的指引下，通過擴大內需，通過進一步實施科技自立自強戰略，通過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地，對當前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特別是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減弱這三大下行壓力進行有效對沖，使中國經濟保持在一個健康持續復蘇的路徑上，實現我們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工作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