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中國踏上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
在這樣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年份，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召開，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也是在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正式發布，中國邁入“十四五”的新開局。
共同富裕、“三個統籌”、高水平開放、國際國內市場形勢、消費結構升級……全新的歷史節點上，中國之治也迎來了新的目標與變革。
如何以改革促發展?如何應對發展路途中的新挑戰?即將到來的2022年將有哪些新期待?2021年年終之際，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對于這些問題進行深入解讀。
“以開放促改革”
澎湃新聞：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您如何看待這“三個統籌”?
遲福林：“三個統籌”，既符合國際國內的發展變化趨勢，更是著眼中長期、做好短期發展的重要戰略思路。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特定背景下，中央提出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絕不是關起門來搞建設，不能把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對立起來。既要擴大內需、釋放14多億人的消費潛力，也要建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對外開放格局?？梢哉f，“雙循環”既有利于釋放國內的潛力，又有利于保持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在疫情的影響下，如何能夠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和疫情防控也極為重要。要把人民至上作為最突出的目標，自覺地采取既有利于防控疫情，又有利于經濟增長，更有利于解決老百姓實際問題、使其獲得實際利益的重要舉措。
澎湃新聞：“十四五”規劃提出了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的目標，要形成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個“新”，新在哪里?
遲福林：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主要體現在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的高水平開放上。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的制度型開放成為擴大開放的重大任務。制度型開放不僅體現在開放的水平上，也意味著開放領域更加擴大，意味著開放要與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對接。毫無疑問，制度型開放必將促進深層次的制度性變革與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說，開放是最大改革，以開放促改革將成為下一階段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特點。要以制度型開放推動制度性變革，由此，在高水平開放中實現中國經濟和國際經濟更深度的融合，在高水平開放中形成經濟社會發展動力、改革動力。通過高水平開放，使我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爭取主動、有所作為，對世界經濟增長做出更重要的貢獻。
百姓對公共服務無后顧之憂才敢于消費
澎湃新聞：您曾多次提出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性，旨在使國家計劃主導的工業化轉變為市場主導的工業化，使資源配置由行政主導轉變為市場決定。目前來看，這種轉變進展到了哪一步?距離目標還有哪些差距?
遲福林：目前我國的工業領域市場化程度已經比較高了，基本實現了市場化。相比而言，服務貿易領域的市場化程度仍相對滯后。從以工業領域的市場化為重點向服務貿易領域的市場化為重點，是下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重大任務。
與此同時，我國的商品的市場化程度很高，但土地、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還需要進一步深化，這就需要在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過程中進一步取得實質突破。
比如各類市場主體如何平等競爭、競相發展，如何進一步完善政府監管，如何實現市場競爭基礎上的產業政策轉型等。
澎湃新聞：國內市場是實現中國2035遠景目標的重要基礎。當前國內市場處于怎樣的狀態?
遲福林：第一，14億人的大市場潛力的釋放，不僅是中國未來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基礎，也是影響和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第二，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從物質型消費轉向服務型消費為主。當前，我國城鄉居民在旅游、醫療、健康、教育、文化等服務型消費占全部消費的比重還不到50%，未來15年可能年均增長一個百分點左右，到2035年有可能達到65%左右。這將成為我國擴大內需、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條件，也將成為全球經濟的重大利好。
第三，消費結構升級正在帶動制造業轉型升級。例如，以數字經濟為重點的新科技革命帶動了制造業研發水平，由此以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將得到進一步發展。目前，制造業服務化占服務業的比重大概只有50%左右，未來可能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到了2035年估計將達到65%左右。而且，隨著消費結構升級，以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比重與水平的提升，將推動現代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澎湃新聞：在我國當前獨特且復雜的市場環境下，應該如何擴大內需，實現消費結構轉型?
遲福林：首先，要推動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數字經濟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而且，制造業轉型升級和消費結構轉型升級是直接相關聯、相互融合的。
其次，穩增長，重要的是穩企業發展預期、穩企業發展環境預期。中小企業是市場活力的重要部分，是擴大內需的主體力量。當前，需要出臺相關支持政策，以幫助中小企業減負紓困、恢復發展。并且，需要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經濟社會環境。
第三，要加大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的供給。城鄉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無后顧之憂，才敢于消費，大膽消費。
澎湃新聞：疫情的影響仍在持續，未來的國際國內消費市場會因此發生哪些改變?這對我們高水平開放的目標是否會形成沖擊?
遲福林：疫情給國際國內消費市場造成嚴重沖擊。例如，跨境旅游消費受到相當大沖擊。但是，這并沒有改變我國消費結構升級的大趨勢。相反，消費結構升級在某些方面還有所增強，比如疫情中互聯網在農產品供給當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我國推進制度型開放，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與國際經貿規則對接，提供更多更好的醫療、教育、文化娛樂、信息等產品和服務，將為消費結構升級帶來重大利好。
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澎湃新聞：十九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到共同富裕。您認為我國實現共同富裕有哪些條件?
遲福林：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質要求。新中國建立70多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我國的發展為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最近這些年，我國的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縮小，尤其是城鄉差距縮小比較明顯。與此同時，我國的就業問題解決得相對較好，這也很大程度縮短了貧富差距。重要的是，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勢頭良好。這些都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從一開始就提出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在改革的不同階段，根據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情況、不同的階段、不同的發展條件提出發展目標。進入新發展階段，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要經歷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我國的經濟增長、城鄉一體化、財稅制度安排等等，都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創造了多方面的條件。
澎湃新聞：怎樣破解區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大的難題?
遲福林：區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解決不同區域和群體收入水平之間差距的問題，仍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突出挑戰。
如何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的問題?例如，城鄉一體化的區域發展戰略，是破解區域發展不平衡和城鄉差距的重要方向。再如，推進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建設。目前全國大部分地區基本解決了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以西南地區的貴州省為例，已經實現了縣縣通高速，為推進區域發展進程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此外，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前來看，我們正在全國范圍內逐步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這將對區域平衡發展，城鄉協調發展打下重要基礎，創造有利條件。
澎湃新聞：在推動共同富裕的進程中您認為還有哪些重點?
遲福林：首先，要穩定發展市場主體尤其是各類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是解決就業、貢獻稅收、產業分工的重要力量。從當前的實際出發，支持和保護中小企業等市場主體，是我國實現經濟增長、促進就業、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條件。
其次，要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尤其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三，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統籌考慮經濟社會發展。例如，如何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如何解決教育、醫療產品和服務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仍不相適應等問題，如何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把“蛋糕”做大做好，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由此，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進程。
此外，要突出主要矛盾，解決重點問題。例如，如何通過政策和體制的調整，逐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如果到2035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能增加一倍，達到8億人以上，這將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條件。
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國之路，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要在勤勞中致富、在發展中致富、在改革中致富。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14億人實現共同富裕，不是一個短期的事情，而是要立足長遠，統籌考慮，務實推進。
澎湃新聞：即將到來的2022，將是第二個百年奮斗征程的第一年，新的規劃也將繼續邁進一步，您有哪些期待?
遲福林：2022年是尤為重要的一年。我國正處在兩個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也面臨著國際國內的復雜背景。如何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邁出扎實的一步，無論是對長遠或是當下，都具有特別的重要意義。2022年是“十四五”開局后的關鍵之年。如何在穩字當頭的一年，能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建立和高水平開放等方面實現某些突破，將對推進現代化建設進程產生重要影響。
